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
一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
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
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
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
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
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
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
二
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
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自己写一方面吧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
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
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
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
（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
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
（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
（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
（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
（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
（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
（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