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
一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
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
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
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
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
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
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
二
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
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曾国藩孝悌立家伦理思想分析
论文摘要： 曾国藩的家庭思想以孝为核心，他把孝悌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身可在外，孝思常存；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在扬弃传统孝道的同时终身实践之，形成了既继承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孝思针对现代家庭伦理重心下移、“倒孝”现象严重的实际现状，曾国藩的孝悌伦理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论文关键词： 曾国藩 孝悌 立家之本
曾国藩，一位上颇有争议的晚清大儒．他极为赞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观点．加之深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优良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孝悌伦理乃是立家之本．他常告诫其兄弟子侄要“以孝立身．敬亲爱亲”．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履践的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一、“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曾国藩视孝友为家庭立足、和睦、延续之根本，在其“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相能．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曾写信给诸弟说：“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一．．若诸第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昕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他指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二、身可在外。孝思常存
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信，但凡给长辈的家信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开头是孙男或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亲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结尾则多是“××谨禀”或“××谨呈”等这虽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晚辈对长辈殷切的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几位弟弟写信到：“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受．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曾同藩除了自己竭力尽孝以外．还兄弟子侄：“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
三、兄弟之际。惟爱以德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并且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在其家信中他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者，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者，是弟之罪”这些情真意切的表达中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没有将德幻化，而是将德与孝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诸弟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孝。
曾国藩在给其兄弟的家书中谈到，如果自己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言，他说:“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抽埋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四、曾国藩孝梯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贻庭教授认为，探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应注意现代家庭伦理的“原源之辨’，。二此“原源之辨”对于曾国藩孝梯伦理的现代价值的探讨同样适用，上文对曾国藩孝梯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梳理是“源”，而我国家庭在其结构、功能、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原”．面对现代家庭领域出现的种种伦理现象和问题．曾国藩孝悌伦理的“源”无疑是一种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助于解决现代家庭巨变“原”所出现的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第一．爱戴父母，尊老敬长 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对父母孝养的观点。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有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非常 拮 据，但仍不忘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甘旨之需，并叮瞩好服用之法：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延问健康等．他的这些孝养之法．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家庭结构逐渐走向核心家庭．家庭关系化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对曾国藩的“孝”需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损其当损．益其当益他的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必须加以肯定。不同的是．现代家庭是权利平等的成员通过血统关系联合起来的不同年龄的集体．父母和子女问的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因此．现代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孝．是亲子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它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亲子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这就告诉人们。作为东方之美德的孝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天下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德性
第二，长爱幼敬，同甘苦，共患难 传统认为，在夫妻、亲子及兄弟三种主要家庭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时间最长兄弟之间基于相同遗传基因．从小便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娱乐、劳作培养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和亲密情感，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心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心胸之广、气量之大，令人感服。
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是一种平辈关系。具有较多的平等因素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问的伦理关系“悌”．因此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悌的具体内容即“兄友弟恭”。就是说兄长应该爱护弟幼．弟幼应当尊重兄长．兄弟和睦友爱。家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父子冲突，社会不允许因此而离父别居．解散家庭。夫妻冲突可以导致双方离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的离去并不意味家庭崩溃。只有因兄弟冲突而分家，才真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解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曾门长子的他在早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的上．并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教导诸弟上．从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从饮食起居到身体安康．无论是在官在军 ，无一不在他胸臆 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把“贵兄弟和睦”与“贵体孝道”一起看作是力挽家运的良策但由于兄弟乃平辈关系，相互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纲常制约．因而比其他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应“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间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同胞友爱．不同于曾国藩以长幼秩序为前提的友爱．而必须贯彻平等的原则，更不能有性别歧视，重男轻女，既然一母同胞．男女同具骨肉深情．同样应该友爱相处。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一人有喜，阖家同乐，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关系的融洽。增进家庭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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