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定位》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竹窗簃词学论稿》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2000年12月第二版。 《宋词三百首》新注今析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2001年第6次印刷；《宋词三百首》图文本，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年2月，第二版。《小学生必背古诗70篇》（独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成语故事》（二人合著，第一作者）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二人合著，第一作者）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语文教学新思维》（主编）接力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传奇》(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1999年第6次印刷，2004年3月第二版。《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传奇》(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1999年第6次印刷，2004年3月第二版。《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副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曲子词盛于宋代的文学史意义《词学》第25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论宋词的羁旅行役 《词学》第23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第1版。宋人的词体审美观念之重新审视——美学视阈中的宋词形态研究之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02期修复宋诗发展史研究中缺失的一个链接 中国韵文学刊 2009年第四期 总第51期一部厚重的诗话文献（论文） 《2005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心血浇灌牡丹红——沈丰英昆曲表演艺术魅力及成因初探《中国戏剧》2008年第1期 总第608期宋型文化的标准产儿李清照 北京 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7.8.31.第11版粤西词人群体研究导论 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二期 总第41期苏轼“词似诗”新论 《光明日报》2005.11.18.第7版《文学遗产》专栏。宋代三位女性词人文化心态新论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4.第42卷，第2期论清真词的叙事性 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10.词别是一家 《光明日报》，2003年10.8.《文学遗产》专栏。宋词所表现的宋代女性观念之历史文化审视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1期。宋代词话的审美范畴 韩国《诗话学》2001年第三、四辑合刊。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文学评论》1998第四期。宋代文化观念嬗变与宋词繁荣 台湾《中国文化月》199811月号。文化定位—－宋词研究的新构想 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第四辑。论放翁气象《文学遗产》1999第二期。章太炎文学思想论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9《章太炎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思精神远晚唐独步——杜牧七绝散论 《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读《唐诗评选》蠡测王船山唐诗研究的特征《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桔树·暮年·南枝之思——庾信《枯树赋》新探清真词艺术论《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11月增刊《语言文学论集》清真词风格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本文获全国首届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二等奖王国维“意境”说我见《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试论近十年韵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老子“无为”辨《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文摘报》1986年6月5日中国诗体嬗递规律论略《文学评论丛刊》[31辑] 1989年3月第1版王观求异创作心理评鉴《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本文获199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科研成果三等奖中国文化性质与渊源 蓝天出版社1990年6月第l版《文化园》膘胧迷离 一往情深 《名作欣赏》1991年第2期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刍论 齐鲁书社1991年5月第l版《李清照学术研究论文集》当代诗词的困惑《诗词报》1991年第22期 《桂海诗刊》1991年12月第3期全文转载．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研究浅尝《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曾国藩研究论文集》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学研究》 金缕曲·题永州柳宗元纪念馆旧庙兴宏宇。幸劫灰，尚存堂壁，留公居所。汲尽清湘冰壶玉，还坐西岩独苦。阅万象、泉石俦侣。垂钓寒江天地白，算此情、羞为长铗酤。宴游处，气吞吐。凌云健笔江山助。更熔裁、湘灵遗韵，楚臣吟谱。面壁静心空四海，寄语黔驴麋鼠。雁字断，长安间阻。莫向穷荒叹羁旅。听童髫鹤发相鼓舞：纪念馆，君为主。 水调歌头·桑梓天子山世已无天子，此有天子山。云外奇峰无数，飞阁出层巅。我欲袖携香楮，直入神堂深处，三拜唤魂还。蓦睹将军立，高处舞金鞭。过仙桥，寻旧迹，问群峦：天子豪情安在，走马下深渊？鬼斧神工施处，堂殿拏云披雾，猿狖叩关难。独立沉思久，岭上白云闲。 沁园春·寿瞿髯师夏承焘教授——谨步施议对兄原玉奉和华国文章，匡时怀抱，共仰瞿公。算平章千古，诗书典籍；俯仰百代，坛坫豪雄。朱墨纷纶，龙蛇飞动，都在先生几案中。咳唾处，动雄风台宕，劲拂层空。 人间春意方浓。倚昆岳、华筵聚玉钟。记团结湖畔，快心词组；天风阁底，低首群峰。气概凌霄，虚心似竹，旦夜长铭启沃功。斟北斗、挹西江为寿，万丈乔松。 西河·吊圆明园凄厉地。霜风觱篥嘹唳。残烟衰草立寒阳，暮岚昧晦。画粱雕栋去无踪，参差石柱相倚。 抚断壁，心如焠。残火亘古犹烒。离黍故宫莽苍苍，事逐流水。血火尽处土成灰，荒园依旧憔悴。 舞龙跃虎霞成蔚。细凝眸、巨园雄峙，转使客情如霁。向长空、借取金觥，盛饮瑶池玉液，无人醉。 临江仙·唐圭璋师85华诞奉祝检点沧桑来几案，笔生万壑风雷。钟山一耸大江回。秦淮夜月，伴伊北窗偎。 更阑不知天欲曙，纷纶朱墨频催。八旬又五鬓成丝。如林著作，处处说宗师。 望海潮·寄南极中国长城站云间鼍咽，波谷鲨舞，南极自古销魂。风裂怒涛，鲸催恶浪，冰川困锁沧溟。长舰举霓旌。有企鹅接待，海豹逢迎。莫道亲人信杳，天宇电波频。 探幽海底情深。揽奇虾异贝，锦艳霞明。龙宫宝珠，烂然焕采，从容如数家珍。玄秘已澄清。看擒龙妙手，复建“长城”。向晓风雪过处，一笑大洋横。 齐天乐·端午国魂难逐江流去，年年又回重五。角粽香盈，菖蒲叶老，依旧荆南风物。人争济楚。喜排浪龙奔，撼天舟鼓。画扇褶裙，紫蓝红绿遍江浒。 谁识贾生怨苦？夜深来吊月，哀辞如诉。世论纷纭，人间底事，扬子居然反赋？是非谩语。渐引入田田，芰荷深处。写入春盟：晏时莫醉舞。汉贾谊谪长沙，为赋以吊屈原，其辞甚哀。汉扬雄赋《反离骚》，以义责原，何必自沉？自岷山投诸江以吊之。 翠楼吟（并序）丙午岁，神州大劫。予以弱冠之年“大串联”之桂林。登独秀峰，空怀摩顶之志而已。时客驻王城之师院，颇善其境古雅清幽，乃心向往之。廿年后，南迁广西师范大学执教中文系，定居桂林，遂酬愿焉。一日，携妻儿再登独秀峰，兴会迥殊。秋风徐来，绵雨沾衣，凭栏纵目，众山匍匐。不知有迁客之思也。因赋此曲，兼呈桂林新知云。雨洗秋空，尘清桂苑，佳峰廿载重诣。南游天未老，仅苔黯千年石陛。危岩高峙。看迭彩飞霞，老人凝睇。多佳丽。绣楼华厦，斗豪争贵。 壮岁。欣有良朋，倚岭南长笛、入云歌吹。翠岚烟幛里，醉乘雾拏云胸臆。登临情味。更雨足新苗，芳催桃李。漓江畔，晚来应见，满园兰蕙。 点绛唇·端午事越千年，芳魂还系江边树。动地舟鼓。都道楚声苦。 菖蒲香盈，情黯逐臣赋。心如煮。问天不语。争渡群龙舞。 八声甘州·金陵明故宫怀古抚颓砖断瓦认前朝，道是故明宫。看蓬蒿盖野，城阙宛在，残照凄朦。细辨龙雕凤刻，栩栩舞姿雄。碧藓斑驳处、偶听鸣蛩。 休道农夫揭竿，扫皇权万里、盖世勋功。问朱家祖业，天下共谁同？护城河、至今呜咽，叹飞禽尽后折良弓。低回处、御前驰道，车马从容。 浣溪沙·听唐圭璋师忆旧北去南来不记年。秦淮夜月冷千山。风帆一叶济长川。 江水有情伤往事，钟山无意变桑田。石头城上雨如烟。 踏莎行·时寓金陵冻雨凝寒，高台泣露。隔窗笙管悠悠诉。岭南频寄锦书来，可堪梦里无寻处。 门掩寂寥，灯燃离苦。古今万卷从头数。几声寒鸟号高城，一川衰草环霜树。 千秋岁引·青州谒归来堂访易安遗踪梦破春残，风拂酒醒。漱玉池边绿苔冷。东归不愁雁信杳，南来固觉駞山暝。过堂风，如钩月，弄清景。 依旧画梁双燕并。依旧海棠开靓镜。可惜空蒙碧窗影。常钦壮吟血泪句，今寻故迹青州境。远山长，故山邈，河山永。易安有句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抷土。” 千秋岁·悼彭靖师岩石先生（用秦少游韵）岭南天外，忽报谪仙退。云色变，山心碎。低回寻手迹，呜咽思容态。人不见，望穿岭树迷烟霭。 绛帐聆謦欬。长路同车盖。拂袖去，遗则在。麓山高可仰，巨石摧难改。公去也，蕙园兰畹泪浮海。 暗香·鲁迅先生逝世55周年祭（用姜白石韵）暗香真色。算夜长惯睹、吃人筵席。旧垒杀来，倚马拖刀反戈击。横槊常须四顾，难辜负、千秋词笔。呐喊后，怒向刀丛，新句乍吟得。 阡陌。客急急。恨狗苟蝇营，聚散如贼。慕牛俯匐。荒野躬耕任鞭叱。充腹全凭绿草，犹挤出、甘甜乳汁。最相忆、松竹月，写公履历。 水调歌头·题九马画山一壁峥嵘异，九马逐云天。引来世上无数、游客竞流连。我问骁雄天马，江畔何时欢会，畅饮不思还？掉头却无语，傲若醉中仙。 振鬣嘶，奋蹄舞，驾云骖。恒心似铁，坐成千古默参禅。任尔风来八面，最喜波临南北，飘洒亦悠然。明日腾空去，蹄下可生烟。 江城子·资江飘流轻舟飞处水花柔。画山浮。碧江流。弯多滩险、骑浪御风游。人在镜中观自在，天渺渺，水悠悠。 久困书斋易白头。乐山丘。放歌喉。饮露餐霞、万象若朋俦。常向自然舒腿脚，胸襟阔，韶华留。 八声甘州·登资源八角寨是何年绝巘寨称雄，犄角八方伸？作耽耽虎视，飘飘鲲舞，跃跃龙腾。一览乾坤顿小，蚁影绕蜗村。喧嚷人间世，数点烟痕。 摘取小星怀袖，约中宵残月，同醉金樽。教青山见我，想与论词文。待他年、邀朋重上，须放晴，检点众山春。归时路，贪看妙景，几次惊魂。念奴娇·题《风韵寰瀛》赠广州诗社赖清泉诗翁寰瀛风韵，萃神州壮采，九天云色。人物山川着意处，吞吐真珠琼璧。软语晴萤，刚弹饥鼠，白眼蝇营客。文章盛事，魏王曾未识得。 一纸到手长吟，邀风伴月，如坐兰香陌。书剑影中真我在，泼墨便成心迹。嘉惠文坛，播馨诗海，潇洒横霜笛。高山流水，世人争赏标格。 越南行 （三首）蝶恋花·过东兴界河秀水弯环流碧渚。桥贯西南，未锁天涯路。隔岸牛羊依草溆。绿冈平野闲云度。 出境未觉行旅苦。风景依然，互市如熟侣。相见不能通细语，临别一笑堪回顾。 巫山一段云·题河内还剑湖剑客携云去，湖水漾碧涟。巍峨笔塔写青天。微雨话当年。 怀玉山祠古，净水荷盖鲜。越中游客竞留连。墨趣识前缘。 临江仙·胡志明旧居留照云绿凌霄高树，天蓝芳草池塘。幽兰百合自馨香。小楼伫淡雅，大业展辉煌。 帏幄指挥安在？条桌藤椅数张。尺幅兴波抗强梁。当年军秘处，今日旅游乡。（以上三首以《越南行赋》 发表于越南《西贡解放日报》2003年春节增刊33版）水龙吟·武夷山吊柳永黄金榜上无缘，笔传千古伤情怨。烟花巷陌，虎蹲龙骧，醉深梦浅。才子词人，玉雕铁铸，庶民肝胆。把卿相事业、蜗名角利，都交付、莺和燕。 惆怅故人心眼。睹芳菲、繁华又现。崇楼迭巘，珠缳绮绕，云蒸霞灿。裙屐遨游，水奇山异，蜚声遐远。待先生重到，临轩赋笔，写家园赞。 石州慢敬赠海外华文文学家协会桂林寻根访问团，寄王一桃先生凉雨吹寒，山笑水迎，海外归客。华堂横幅流金，故旧重逢情涩。心潮荡漾，乍起雪地惊鸿，留痕万点斑斑迹。梦断醒来时，怀抱着中国！情激。豪迈如昔，发须虽白。回首当年，学子清音脉脉。乡情绵密，玉簪幸绾漓江，岭南红豆长年摘。更频赋衷情，寄春风词笔。 水调歌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寄延安父老乡亲盘古劈天地，五帝拓洪荒。红军战略迁移，千古写辉煌。拼死驱行二万，血沃秋藤夏草，寒夜启星光。陕北猛狮吼，涛怒卷东洋！民族魂，盘石固，帅旗张。挥戈逐日，持久联合斩豺狼。宝塔山前流水，窑洞窗棂积雪，犹在话沧桑：缔造共和国，由此奠基墙。 蝶恋花春到长沙，与谌东飙、刘青松老友及湖湘讲堂同仁会饮“两棵树”，临别有赠春绿江南天绿水，一笑相逢，叶色烟光碎。客里不知孤眠味，狂歌痛饮瑶台醉。得意人生能几岁？花落花开，惆怅添憔悴。两棵树边知己会，春山从此增妩媚。 生查子（三首）上海金山词学会，迄今二十三年矣，今华东师范大学又襄盛举。余忝列盛会。会后十数日，蒙议对兄电邮振振兄首唱《生查子唱和录》赐寄，谨步原玉奉和商飙动蕊香，方过团圞节。回首聚金山，兴会殊无别。 啁啾听燕吟，鞺鞳鸣金铁。沧海壮词心，莫负弯弯月。 吴松谒陈子龙墓，再和高陵寂寞寒，凛烈苍松节。不见柳如眉，定恨知音别。 松江急夜涛，古埠藏铮铁。故国泪凝冰，化作坟头月。 昆山千灯古镇访顾坚旧居，有怀昆曲鼻祖水磨一调新，拍按心音节。绣口韵轻圆，迥与诸腔别。 善歌赋热肠，古道陶真铁。（顾坚著作名《陶真野集》）绝响启天声，散入风人月。 （顾坚自号“风月散人”）齐天乐·梦兰亭，怀右军醉蘸灵性舒怀抱，将军墨酣蚕楮。一合人天，无关风月，雅禊流觞今古。似闻天语：叹真迹湮沉，雷音如诉。梦绕林泉，踏云惊觉换鹅路。 欣逢明世徽举。展兰亭帖拓，珍赏无数。俯仰前贤，承传正脉，不负千秋遗谱。白鹅欲舞。盼书圣归来，墨池佳处。畅叙幽情，洒春风玉露。西吴曲·哀悼恩师吴熊和先生当年立雪天姥，记温存尔汝传心愫。自西溪别后，云天常现虹语。雾气晴光，相对说词源音谱。最忆禹陵访贤踪，共辨石刻烟霞古。 武林寓所，铭几度从师，寻释宋人故步。学海路。幸蒙开启山林，拈花微笑，面壁终成不负。灵堂遥拜，倩万里雁西翔，燃一瓣心香，飞泪洒兰圃。 沁园春·壬辰尾立春後六日癸巳春节冻雨初晴，鸟雀窥檐，昨日立春。见隔窗松鼠，枝头敏捷；邻家花狗，後院频狺。上网无聊，种花嫌早，猛听荆妻呼扫尘。匆匆去，快稳操笤帚，洒扫乾坤。 豪情散落如云。仅留得安闲自在身。注半塘注词稿，鲁鱼豕亥；一枝徽笔，子戌寅辰。铅杵生涯，鸡虫得失，老眼平生远小人。龙飞处，喜金蛇狂舞，气象雄浑。 注：晚清临桂词人王鹏运。华山行（三首）登华山西岳华山远，我今一登临。攀援有索道，升降如腾云。学虎爬天梯，听禅扪石磬。穿崖壁擦耳，闯关金锁门。意舒猿步健，天淡太华清。才过苍龙脊，又至博弈亭。胸中无芥蒂，临难不缩身。谈笑越峰壑，吐纳涤凡心。峰凌最高处，一笑万险平！ 过玉女峰石蕊天风送香气，我来绝境赏莲花。玉箫鸾凤和鸣处，四岳三江映彩霞。西岳庙望华山诸峰拔地参天俯旧秦，刀削斧劈耸坚城。石莲竞放云台上，亘古奇葩壮国魂。 己丑重阳节西山登高师徒谈笑上高台，秋气横斜入客怀。云淡菊新香易老，诗迟帽旧句难裁。西山有幸藏佛刻，古刹无心引鹤来。绝胜风情君记取：菩萨书剑夜光杯。 贺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举办“越南第一届汉语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成功金秋盛会聚升龙，还剑湖波映彩虹。教法切磋明义理，新知考据求融通。交流跨国标模楷，对比索源显宗风。文庙光华照大地，越中友谊万年同。 龙年贺岁 头白簪花送兔年拿云心事仰龙山 举杯对雪难成饮万点灵鸥沐海天 雪扫阴霾玉宇空人游太极海门东 银笺欲问新年事年在仁山智水中国际华语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志贺经国文章逢盛世，春深万彩溢芬芳。常忧痼疾心滴血，欲铸新辞梦绕梁。惊鹜神游人忘倦，玉壶冰醒字生光。遥天寄意鸿传语：沪上星群更辉煌。人物评价沈家庄先生是当代最富个性的词学家之一。他专注于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对宋词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文化观照,注意抉发隐藏于词作背后的文人心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使时代文化精神与艺术解读融成一片。其论域沟通古今、融合中西;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背景探索与理论建构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古典文学研究中,传统治学经验与现代科学成果相联系的研究新视野所具有的巨大张力。…… 沈家庄一改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作风,从文化风貌入手,去把握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宋代的文学,宋词,这是很有气魄的。应当承认,学有专攻,但只讲“专攻”难免圉于一隅;若要有所发现,有所成就,还要讲“对接”。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定要了解现当代,尤其要熟悉现代的理论;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定要有古文功底,伏案功深,那样遣词造句就精彩得多。沈家庄的研究个性就在于他从对单个作家作品或流派的研究中,推进到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的把握,而且用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是常识;而要准确深。 叶萌在《读书》（2006．6）上介绍《宋词的文化定位》（沈家庄著）一书说，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文学作品中承载着丰厚的文化意义。只有将文学放到它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才能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才能对其真正的意义生成、价值实现和定位做出科学公正的评估和判断。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都深受儒家诗教说的框囿，及建国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在文学领域的错误影响，词这种文体一直受到并非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对待，如学人多斥宋词正宗本色的“艳词”（或“婉约”浏）为“小道薄技”、“淫词鄙语”。《宋浏的文化定位》即指出要对宋词做出全面中肯的评价，就必须将其定位在宋型文化的庶族文化构型及平民文化纬度进行研究。本书用历史事实具体分析了宋代上层精英文化趋向世俗化的社会新潮是如何影响了广大官僚和平民的生活态度及价值取向，说明“宋代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交流融会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即呈现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靠拢，通俗文化向精英文化渗透的大趋势”，而宋词“则充当大传统与小传统二者耦合的中介”。词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即在于它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范式“宋型文化”的发展同步，词正是“宋型文化”在文学上的表现。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质的反映。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文体，也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特征和个性。吴熊和先生曾说，词正是在包含诸多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学-文化现象。”（《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沈家庄教授新著《宋词的文化定位》就是一部从文化的角度，对宋词的价值进行认真定位和研究的力作。此书视野广阔，视角独特，阐发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新见解，扩大了词学研究的视野，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亦有启发意义。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自己写一方面吧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
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
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
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
（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
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
（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
（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
（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
（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
（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
（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