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
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
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1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2.2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2.3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2.4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15.4%，第二产业占51.1%，第三产业占33.5%。
2.5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2.6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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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赞》是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一篇赞。此文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无处不洋溢着作者对孔子的无限敬仰之情。
太史公曰②：《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④。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⑤，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⑥。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⑦，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⑧，可谓至圣矣！[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①世家：《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赞：文体名。《史记》一百三十篇，每篇最后都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对所记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加以评论，一般称为赞。
②太史公：司马迁的官名，用以自称。
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舝》。仰，这里是仰慕、敬仰的意思。景行，大道。这里喻指高尚的品德。行，这里是效法的意思。止，句末语气助词，无意义。
④乡：通“向”。
⑤适：往。
⑥祗（zhī）回：相当于“低回”。流连，盘桓。祗，恭敬。有的版本作“低回”。
⑦布衣：没有官职的人。
⑧《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折中：调和取证。[1]
白话译文
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让人行走。”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然而内心非常向往。我阅读孔氏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去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忘返以至留在那里无法离去。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是很多很多了，生前都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尊崇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原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创作背景
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冠，后周游列国，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家”是《史记》创立的一种体例，记载世袭封国诸侯的事迹。孔子不是世袭封爵的王侯，但司马迁为了突出孔子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破例推崇，将其列入“世家”。
《孔子世家赞》是司马迁为《史记·孔子世家》写的赞，列在该篇末尾。赞是司马迁在《史记》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此种颇似于评论的“赞”的形式，乃司马迁首创，并被后世史书所沿用。《孔子世家赞》是司马迁为表对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而写，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平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
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都会从《史记》中找到自己欣赏的侧面，而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总可以发现一些为大家所共同关心、共同赞赏的东西。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史记》的阅读、研究与各类学校中的《史记》教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史记》中最鼓舞人心、最令人赞赏的有哪些方面呢？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的高中语文第六册的一篇题为《司马迁与〈史记〉》的小文中说到了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民族观，它认为我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应该地位平等、和睦相处，反对压迫、反对掠夺；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经济思想，它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是经济，它反对片面的“重本抑末”，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它高度评价工商业者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为他们树碑立传；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它批判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黑暗、钩心斗角，反对以扩张掠夺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他重视下层人民，歌颂存在于下层人民之间的种种美德；其四是贯彻在《史记》全书中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它歌颂积极豪迈地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做出贡献的英雄，它歌颂百折不挠、慷慨奋进，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忍辱奋斗的精神。
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生活在专制主义空前严重，儒家思想被御用、被神秘化的时代，司马迁敢于揭露、批判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敢于痛斥以叔孙通、公孙弘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儒生，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还是读一读《平准书》《封禅书》，看看汉武帝那些不伟大的一面；再比较一下《孔子世家》与《儒林列传》《平津侯列传》，看一看受司马迁所敬重的孔子的鲜活而富有人性的思想和他那种独立不羁、不媚权贵的人格是怎样的，而汉代那种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起来的“儒学”与“儒生”又是怎样的，大概除了少量空洞的词语外，剩下的就只有讨好汉代皇权的奴颜婢膝了。这是司马迁与《史记》的一种整体倾向，我们首先应该予以把握。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但它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因此当讲到它其中某个单篇的思想观点时，必须与整部《史记》相联系，要注意它的统一性。例如，《陈涉世家》记述了陈涉首难反秦的全过程，表现了陈涉的果敢精神和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威力，高度评价和热情歌颂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是我国第一篇农民战争的历史文献，起义的原因，反秦的声势，以及早期农民战争的种种弱点和它失败的历史教训，无不包涵其中。能这样认识作品，我看大体是可以的，但还要进一步展开。生在汉代，一般地肯定陈涉，是当时的官方观点，并不说明司马迁有何出众之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竟把陈涉比做商汤、周武王、孔子这种古代的“大圣人”，其评价之高简直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司马迁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这就需要联系司马迁与《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了。其一是出于他的进步历史观，他同情下层人民，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而绝不迷信什么“君权神授”；其二是出于司马迁敬佩陈涉等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当他们遇雨失期，密谋发动起义时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王可乎？”当他们杀掉将尉，号召徒众时又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敬佩这一群“好汉子”，虽然几个月就失败而死，但是死得值，其意义重于泰山。
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作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赞颂了蔺相如在强大敌人面前，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尊严而针锋相对，顽强斗争；而在对待廉颇的无理寻衅上则处处忍让，顾全大局的崇高品质；以及赞扬廉颇的知错改改，勇于公开承认错误等等。能对作品的主题理解到这一步，也大体可以了。但司马迁在本篇的“太史公曰”中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后半截容易理解，但前半截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又是说什么呢？“处死”就是如何处理、如何对待“死”这件事情，于是一下子又回到了在生死关头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他在《季布栾布列传》云：“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趋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都和《陈涉世家》所说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云云一脉相通。
《魏公子列传》写侯嬴为信陵君出主意让如姬窃得兵符，魏公子携带兵符出发时，侯嬴出人意料地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从古至今，有以自杀为朋友送别的么？侯嬴为什么要自杀？书中没有写，但我们必须讲清楚，不能让一个英雄人物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如姬盗兵符是侯嬴的主意，将来魏王一定能够查出，所以侯嬴不如早死。这样的死有何价值？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么？明代徐中行对此解释说：“侯生度为公子窃符，计必杀晋鄙，鄙何辜哉？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谢之耳。不然，报公子即死耳，何必数公子行至晋鄙军之日而后自刭耶？故程婴之死，世谓报宣孟，余谓谢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徐说不为无理，但非关大节。侯生自杀乃为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之决心。公子“为人仁爱”，晋鄙则“嚄唶宿将”，且又无辜。侯生初言之时，公子即已流泪，此危险之徵兆。倘见面后心稍一软，大事去矣。故侯生预告之曰：“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那时我正在自杀，你可不能再动摇手软。《刺客列传》写田光推荐荆轲为燕太子丹入秦行刺。他嘴里说的是“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司马迁则特别为之点明了田光自杀的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盖侯嬴之死与田光之死相同，都是以自己之死以坚定魏公子与荆轲这种当事人的信念与决心，这是佐成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一历史壮举的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才能突出侯嬴、田光他们自杀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史记》叙事的一种互见法。姚苎田曰：“侯生一节，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笔力，《史记》中如此文亦不多得也。”
三、对《史记》原文与后人的标点、注释不要盲从，要实事求是，敢于提出疑问。
今天我们所读的《史记》通行本，其原文与标点都有不少问题，我在作《史记笺证》的过程中校改了二百多处，下面举几个例子。《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讲完“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后，接着写名将赵奢所进行的阏与之战。作品说：“秦伐韩，军于阏与。”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军于阏与”的到底是谁。若从上述本文看，“军于阏与”的自然是秦军；若从本文最后的“遂解阏与之围而归”，再结合《赵世家》所说的“秦韩相攻，而围阏与”，则可知晓阏与城内被围的是韩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是秦军。如此说来，这开头的七个字应作“秦伐韩军于阏与”，中间不应该逗开。这是其一。接着进一步讨论，当时的阏与究竟属韩还是属赵？被围在阏与的是韩军，还是赵军？《史记·秦本纪》说：“（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御览》一六三引《史记》作“攻赵阏与”；《战国策·赵策三》作“秦王令卫胡阳伐赵，攻阏与”；《御览》二九二引《战国策》作“秦师围赵阏与”；《通鉴》赧王四十五年书此事作“秦伐赵，围阏与”；即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叙述到秦将分析赵奢刚率军离开赵国都城的情形时也是说：“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可见阏与分明属赵，只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记事有些混乱而已。故《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只能作“秦攻赵军于阏与”。
《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因打败仗被罢官，在家中闲住了一段又被请出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说：“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一般通行本都是这样写的。韩安国刚刚徙于右北平，汉武帝又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这右北平不是一下子就有两个太守了么？分明不合情理。而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本在“韩将军徙右北平”下有一“死”字。泷川曰：“‘平’下‘死’字各本脱，今依枫、三本，《汉书》。”按：泷川说是也。检《韩长孺列传》云：“（安国）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知此处“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下必须有一“死”字，没有是绝对不行的。
《高祖本纪》叙述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一般通行本都是这样写的。项羽在这里是当面向刘邦提出挑战，若刘邦回答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则“公”字是称呼项羽，挑战者成了刘邦，彼此榫卯不合。依照当时问答的逻辑关系与刘邦其人的说话习惯，此处的“乃与公”应作“与乃公”。《项羽本纪》叙项羽向刘邦挑战时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回答他：“我将打发囚徒去收拾你，你哪配向你老子叫阵！”乃公：犹言“你老子”“你爸爸”正是刘邦习用的骂人语。若作“乃与公”，则问答既不对碴，更谈不上表现刘邦的心理神情了。
四、讲《史记》文章，凡有新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可引为参证者，应尽量引入，以印证文字，以加深理解。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时说：“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白起王翦列传》叙述此事说：“括军败，卒四十万降武安君。武安君曰：‘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水经注》曰：“长平城西有秦垒，秦坑赵卒，收头颅筑台于垒中，迄今犹号‘白起台’。”《正义佚文》引《括地志》曰：“头颅山一名白起台，在泽州高平县西五里。”这些古代的说法可信不可信呢？今山西省高平县永禄乡已发现尸骨坑多个，靳生禾、谢鸿喜《长平古战场巡礼》认为“以韩王山麓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是当时秦国出动奇兵以分断赵军，和两军最后决战以及白起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地方。现今的考古发掘与实地勘探已经给出了有力的证据。
《秦始皇本纪》描述秦始皇的葬礼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穿三泉”是写秦始皇地宫的深度，意即挖到三层泉水以下。但“三层泉水”究竟是多深？过去无法回答。近年来随着始皇陵排水工程的发现，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认为，“三泉之深在二十三米至三十米之间”；同一博物馆的朱思红、王志友根据始皇陵东、南、西三侧的排水沟渠深度为三十九点四米,认为“秦陵地宫的深度要小于排水沟渠的深度，即小于三十九点四米。”
《南越列传》写南越王赵佗子孙的情况说：“至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1988年在广州市象冈山发现了南越文王墓，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上有印章八枚，最大者为龙纽金印，阴刻篆书曰“文帝行玺”，是目前见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其他有“赵眜”覆斗纽玉印，“泰子”龟纽金印，“帝印”蟠龙纽玉印等等。据此处的“文帝行玺”与“赵眜”二印，知此墓的墓主为南越文帝，名为赵眜。《史记》两处称之曰“胡”，肯定是错的。
五、讲《史记》不应只讲文章、讲故事，应注意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史记》中有一部分作品文字浅显，故事生动，很有文学色彩，于是有些人遂以点概面，说《史记》是文学，是小说，其实这么说不合适。先不说《史记》中的多数“本纪”“世家”文字并不通俗，故事性也不怎么强，几乎是纯粹的历史；即使是文字浅显、故事性强的作品，我们也应该注意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例如，《孙子吴起列传》中最生动的描写无疑是马陵之战。作品先写了孙膑用“进兵减灶”的手段以麻痹庞涓，而后写道：“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里的描写完全是小说笔法，写庞涓临死前那种不认输、不服气，但又无可奈何的情景活灵活现。但这不过是局部的艺术加工而已，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重要性与深刻性是丝毫不能怀疑的。自战国初期魏、赵、韩三国分晋以来，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都是超级大国，强盛一时。孟子有所谓“晋国天下之莫强也”，就是指的魏国。可是到魏惠王中期，由于它的好战，先是被齐国大破于桂陵，十二年后又被齐国大破于马陵。从此魏国一蹶不振，降为二等国家，开始了齐威王称霸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魏国的衰落还为秦国的雄起与东进让开了道路。武国卿、慕中岳《中国战争史》说：“马陵之战是战国初期齐、魏两国争霸中原的决定性战役，经此一役，魏国国力日渐衰退，从而结束了自己盛极一时的历史。由于整个三晋势力元气已伤，无力恢复，因而失去阻止秦军东进，屏蔽中原的可靠力量，为秦国势力侵入中原举行了奠基礼。”吴如嵩《中国军事通史》说：“魏、赵、韩之互斗而俱遭挫败，遂造成西方秦国东出中原之机会。”一般人都只看到孙膑的用兵之巧，而两部军事史都指出了齐之破魏乃为秦军东下扫清道路，的确高人一头。
《淮阴侯列传》写楚汉战争前夕韩信投归刘邦，开始不受刘邦重用，后被萧何苦苦推荐，刘邦始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为刘邦分析天下形势、为刘邦确立战略方针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他建议刘邦“反其道”而行。他又说：“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惟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元代杨维桢对此评论说：“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明代王世贞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葛亮)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已矣!”按：韩信在刘邦与项羽势力悬殊的情况下分析项羽的弱点，指出他“其强易弱”；又分析刘邦的优点，指出刘邦最后必将夺得天下。其分析问题的思路竟与两千年后毛泽东在1946年国共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论证“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路完全相同。毛泽东自然是战略天才，但谁又能断定毛泽东不是从《淮阴侯列传》受到分析问题的启发呢？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与“渑池会”两个事件中的表现夸张太过，近乎民间故事，但廉颇的某些作为很有深沉的历史感。当蔺相如陪同赵王到渑池与秦王相会时，“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姚苎田对这段评论说：“相如二事皆争胜于口舌之间，而于《相如传》中特将‘立太子，以绝秦望’一议属之廉颇，则廉将军之为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由于赵国君臣预先有了这种安排，遂使秦国扣留赵王作为人质的企图成为泡影。也正因为有廉颇的这种安排，才使蔺相如可以在渑池会上没有后顾之忧地与秦王进行斗争。一千七百年后，明朝有一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去了。这时幸亏于谦果断地另立了景泰帝，与蒙古人坚决斗争，才保证了明朝的不亡。前后印证，更见出廉颇这一安排的卓绝。
六、《史记》中有些作品的艺术性极高，对后代小说、后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成就应深刻体会。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画廊，其中具有一定性格特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总计一百多个。《史记》中的历史人物都有一种积极奋进、勇于建立事功的豪迈精神，同时又具有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这与《史记》反映的现实密不可分，也与司马迁个人的惨痛遭遇密不可分。《史记》人物尽管多数带有悲剧性，但它们给读者的影响却是壮烈而不消沉，这就又与司马迁的生死观、价值观密不可分了。我们可以引用《史记》人物如伍子胥、吴起、商鞅、赵武灵王、秦始皇、项羽、韩信、彭越等等来印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史记》描写人物最深刻、最生动的是刘邦。刘邦既有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气势恢宏的英雄气，同时又有一舟身的痞子气。刘邦最大的长处是善于采纳意见，顺水推船地改变自己的缺失。其行动之快简直就像是条件反射。《留侯世家》写郦食其劝刘邦分封诸侯，刘邦开始觉得有理，于是说：“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待至张良进来，给刘邦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害处后，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齐，占领齐地后，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为“假齐王”时，“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时，被项羽的神箭手射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宋代刘辰翁对此评论说：“伤胸要害，仓卒扪足，极未易矫，毋令楚乘胜于汉，语极有力。”泷川资言说：“变起仓促，而举止泰然如此，汉皇非徒木强人也。”这一切都表明刘邦之所以能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篇章，司马迁的组织安排、布局构思都有它的巧妙之处。例如屈原，由于找不到多少可用的生平材料，于是他就把仅有的一些传说和屈原的作品糅在一起，夹叙夹议，结果倒使《屈原列传》竟成了《史记》中最抒情、最动人的篇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明代杨慎说：“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雅婉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再如《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说：“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照此情景，李广应该是一员百战百胜的良将。但作品所提供的实情却不如此，李广是一个倒霉的人，一生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顶多与人家打个平手，最坏的一次还被人家给捉了去。但司马迁偏偏能在一连串的败仗中把李广的形象写得光彩照人。“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单凭这几行，李广就够称作“飞将军”了。
司马迁描写人物、描写场景的语言是异常准确、异常生动的。《陈涉世家》写陈涉接受卖卜人的暗示，“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请注意“指目”二字在这里的传神效果。陈涉为人佣工的时候曾对人说“苟富贵，无相忘”，待至陈涉起义称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请注意这里的“扣宫门”三字与“遮道”二字，司马迁把一群朴实、简单，不懂人情世故的乡下人的情态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见和氏璧在秦王左右及宫女之间传来传去时，他假说“璧有瑕，臣指示王”。作品接着说：“王授璧，相如前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请注意这“前持璧，却立，倚柱”七个字。当相如“前持璧”的时候“怒发上冲冠”了没有呢？没有，脸上笑嘻嘻。为什么一定要“持璧”后“却立，倚柱”，而后才“怒发上冲冠”？大家一想香港的打斗电影就明白了，两个好汉被包围，一定是站成背靠背；一个好汉被包围，一定要背靠一面墙，或是背靠一棵树，这才无后顾之忧。司马迁真可谓心细如髪。
司马迁很注意为《史记》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尤其生动的是让人物当场作歌。《刺客列传》写燕太子丹送别时有所谓：“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试想，如果这里没有荆轲的这两句悲歌，荆轲的形象与当时的气氛还能出得来么？当项羽的军队被韩信大破于垓下，项羽身陷重围的时候，《项羽本纪》说：“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宋代朱熹评论这首诗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锺书引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得好极了，读书读到周亮工这个份上才算读出了点味道来。司马迁同情它的这位悲剧英雄，实在不愿意让它就这么草草地倒下，司马迁不仅让他作诗，还要让他突围，让他的二十八个人在刘邦军队的五千人中杀来杀去，以证明他的失败“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不全是作家主观意识的顽强表现么？也正是因为有司马迁这样满含血泪的深情描写，才使项羽这位“拔山盖世”的悲剧英雄具有着超越历史时空的感染力。
《史记》是一座大山，永远耸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是一曲悲歌，永远回响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长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