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这种建筑形式缘起于古代印度，称作窣堵坡，是佛教高僧的埋骨建筑。随着佛教在东方的传播，窣堵坡这种建筑形式也在东方广泛扩散，发展出了塔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窣堵坡与中土的重楼结合后，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发展，并与临近区域的建筑体系相互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宝箧印式塔、五轮塔、多宝塔、无缝式塔等多种形态结构各异的塔系，建筑平面从早期的正方形逐渐演变成了六边形、八边形乃至圆形，其间塔的建筑技术也不断进步结构日趋合理，所使用的材质也从传统的夯土、木材扩展到了砖石、陶瓷、琉璃、金属等材料。14世纪以后，塔逐渐从宗教世界走向世俗世界，因此按照经律系统，塔可以分为佛塔和文峰塔。
在建筑学层面，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方建筑，其体量高大用料多样，在不同的地区地质条件不同，建塔技术也不同，对塔的建筑学研究涉及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壤学、地质学等诸多方面。
阁楼一名重楼，重楼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经没有两汉以前的楼阁建筑实物存在。了解中土重楼的具体情况，除了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之外，两汉时期墓葬中殉葬的冥器和墓室壁画是很好的资料。冥器中的重楼多为陶土烧制的2－3层的木结构建筑模型，多有斗拱作为支撑结构，各层分布平坐和檐，建筑有门窗等精细结构，建筑平面大多为正方形。汉代冥器重楼模型的结构特征与魏晋之后木塔的建筑结构有着明显的源流关系。
在东汉时期中国各地就开始建造寺塔，这时木制的楼阁式塔已开始兴建。三国时代的吴国于建业开始造塔，开创了江南造塔之先。这两个时期没有塔的建筑物保存至今，有迹可循的是一些汉代画像石上塔的形象，有“窣堵坡”的形制。此外，在新疆，从东汉时期用夯土建造土塔，至今保留有许多土塔的遗迹。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建造了很多的石窟和寺塔，在云冈、敦煌石窟中都可见到那个时期塔的造型。现存塔最早的实物是北魏天安元年的小石塔，原来在山西朔县崇福寺内，后在抗日战争中，塔身与塔刹被分离。塔刹由当时的一位爱国志士将其暗自藏回家中，并于抗战胜利后，献给国家，现保存在崇福寺。塔身则被日军盗去日本。抗战结束后，塔身回归祖国。而此外云岗石窟中也有很多楼阁式塔的造型。河南嵩山嵩岳寺塔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座砖塔。这一时期主要发展了楼阁式和密檐式塔，建材则是砖、木、石并重。
隋代虽然很短，但佛教盛行，隋文帝杨坚为其母祝寿分三年在全国各州建塔约113座。专家研究表明，所建都是木塔，已全部毁于兵火。现存的隋塔仅有山东历城四门塔。
唐朝的国力昌盛，也广泛的吸收外来文化，塔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保存下来的唐塔约有百余座之多，集中于河南、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唐塔由于早期建塔的仿木结构，平面多是方形，内部多是空筒式结构，形式多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与后来的塔不同的是，唐塔多不设基座，它身上也不做大片的雕刻与彩绘。
南诏国统领西南属地时大兴佛教，建寺造塔风行一时，此后一千多年寺院尽毁，仅剩昆明、大理的一些塔。南诏时代的塔与中原文化结合紧密，与唐塔的形制很接近。同期渤海国的塔也都具有中原、关中地区地区唐塔的特点。
唐朝以后的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寺塔建造的数量都不多。这一时期塔的形状从方形过渡到了六角形至八角形，塔的内部也由空筒式逐步过渡到回廊式、壁内折上式。
两宋辽金时期中国南北分治，南北建筑各具特色，塔亦不例外。
两宋期间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宗教繁盛，建筑了很多塔。宋塔多为楼阁式塔，或为外密檐内楼阁式塔；此外还有约两成的塔为造像式塔、宝箧印式塔、无缝塔、多宝塔等其他形制的塔。宋塔平面多为八角形或六角形偶见有四边形者，这与唐塔千篇一律端庄稳重的四边形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宋塔每层都建筑有外挑的游廊、有腰檐、平座、栏杆、挑角飞檐等建筑部件；因而即便是如杭州六合塔这样高大雄伟者亦不失轻巧灵动之感。在塔院的平面布局上，宋塔相比于唐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唐代，塔是寺院的核心部分，大多建筑在寺院的前院；而宋代寺院的核心地位为正殿所取代，塔大多位于后院或正殿两侧。
辽塔多为实心的密檐式塔，建筑材料亦多选择坚固耐久的砖石材料，而在建筑上则以砖石仿木结构，惟门窗不用唐塔宋塔的方形结构设计，而采用在力学上更加合理的拱券设计，这也是辽塔在建筑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除密檐塔外，辽塔中尚有少部分仿唐塔形制的楼阁式塔。辽塔平面多为八角形，繁复的基座是辽塔独有的特色，基座各个立面均做仿木处理，模仿木结构宫殿建筑里面，门窗齐全，表面或篆刻经典或雕凿佛教造像，常见的造像题材有佛像、金刚、力士、菩萨、宝器、塔、城、楼阁等等，非常精美。一些比较著名的辽塔，如北京天宁寺塔，不仅塔身基座遍布精美造像，而且塔檐、仿木斗拱均做工细致精巧惟妙惟肖。但在辽塔中更多的是一些做法比较简单的塔，仅第一层或一二层檐施用斗拱而以上其他各层均以叠涩出檐，造型简捷古朴。相比于同时代的宋塔，辽塔大多轮廓简介造型端庄，亦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辽代是中国造塔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期间不仅造塔数量甚众，而且结构合理造型优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造塔的风格。
金代是继辽代之后入主中国北方的，金的历代皇帝与辽一样笃信佛教大兴造塔之风，但金塔大多仿造唐塔如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或仿辽塔建造，并没有突破唐、辽以来建塔的规制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外形比较怪异的塔，但大多不能形成体系，亦非优美制作，值得炫耀者不多。其中惟河北正定广惠寺塔值得专门提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金刚宝座式塔。
元代统治中原的时间比较短，元朝皇帝大多信仰佛教，在元朝期间流行于印度的窣堵坡式的塔被再次引入中国，称为覆钵式塔，另外随着密宗在元上流社会中的流行，金刚宝座塔又被从印度引入并较大规模地建造。由于元代立国时间较短，上层社会没有机会充分地接受汉地文化，也很难做到不同文化的融合，因而除了一些覆钵式塔，元代兴建的名塔不多，元塔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小。
自明清两代开始，逐渐产生了文峰塔这一独特的类型，所谓文峰塔即各州城府县为改善本地风水而在特定位置修建的塔，其修建目的或为震慑妖孽或为了补全风水或作为该地的标志性建筑，文峰塔的出现使得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个筑塔高潮，许多塔都是以文峰塔的形态出现的。文峰塔建筑形制多样，或如笔、或如楼、或矮胖如墩台，这些异形塔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塔的建筑类型。
明清两代的佛塔基本沿袭了辽宋塔的形制，由于筑塔数量较多因而种类非常齐全，从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等较为常见的形式到无缝式、宝箧印式等奇异的形式不一而足，尤以楼阁式塔为主流。明清塔大多为高大的砖仿木结构，石塔木塔均很少见，明清两代仿木结构砖塔对木构的模仿都非常精致细腻，不仅斗拱、椽、枋、额具全而且还出现了雁翅板、垂莲柱等结构；塔的建筑平面多为八角形、六角形和四方形；明清塔承袭了辽塔构筑基座的做法，随着塔在明清从宗教世界走向世俗社会，基座上浮雕的题材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不仅包括佛像、金刚、力士、护法天王等宗教题材，也出现了八仙过海、喜鹊登梅、二十四孝、魁星点斗等民间传统祈福题材。明清两代的佛塔或仿宋或仿辽，虽然建筑数量甚众但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并无大的突破，其成就远逊于辽宋两朝。
善用木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点，木塔也是在中土起源最早的塔，三国时期史料记载“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塔就是在重楼的顶端加筑窣堵坡的建筑形式，不过这种下木上石的结构违背了材料本身的力学形制，加之年代久远没有保存至今者。历代所筑木塔均借鉴了很多宫殿建筑的元素和技术，从斗拱、椽、枋、梁、柱等承重结构到门窗栏杆等非承重结构都与同时代的宫殿建筑非常相似。
早期木塔因为建筑技术的限制，常常在塔内用砖石或夯土筑起高台，作为木塔屹立的依托，各层的木构均直接或间接地与塔心地高台相连接。后期随着建筑技术的提高，塔中的高台被木质的中柱所取代，这极大地扩充了塔内地活动空间，是建筑技术的一大突破。但中柱的出现也限制了木塔高度的进一步提升，因为要想找到一根高大笔直的木材作为塔的中柱是非常困难的，而塔高也就被限制在中柱的高度上了。辽代建筑的山西应县木塔则是木塔建筑的又一个技术突破，应县木塔没有中柱，而是由每一层塔身周围的两圈木柱将塔的荷载层层向下传递，这种独特的力学设计比中柱式结构更合理、更坚固，也使得应县木塔历经近千年风雨而始终屹立不倒，成为现存最古老的木塔。
由于塔最早是用来埋葬佛舍利的，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的墓葬文化结合起来，产生了地宫这种独特的形式，也有个中国特色很浓的名字“龙宫”。地宫要在建塔基之前修建，多为方形，也有六角形、八角形及圆形等。里面安放盛有舍利的大石函或小型石塔，以及佛经、佛像、供品等陪葬品。
著名的地宫有：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北京天开塔地宫。
基座覆盖在地宫只上，是塔身的基础，基座有须弥座，金刚座等几种。须弥座源于印度，象征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有独尊与稳固之意。密檐式塔就借助了这种造型作为塔基，使其更为雄伟。在须弥座束腰的每面都开有壶门形龛，常装饰各种图案，龛之间或转角处有力士或供养人像。
塔身位于基座之上，是塔的主体，形式多样，是区分塔式样的主要依据。楼阁式塔和亭阁式塔把佛像供奉在塔身各层之内；密檐式塔无论是新空心还是实心都不能进入，佛像都雕刻在塔身之外。在各式塔中，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塔身上的装饰最为丰富。
塔刹位于塔的最高处，是“观表全塔”和塔上最为显著的标记。“刹”来源于梵文，意思为“土田”和“国”，佛教的引伸义为“佛国”。各种式样的塔都有塔刹，所谓是“无塔不刹”。印度的窣堵坡传入后，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的结合演化中，塔刹成为塔顶攒尖收尾的重要部分。
塔刹作为塔显著的标志，一般用金属或砖石制成，一般塔刹本身也如一座小覆钵塔，分为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构成。
塔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雕刻，当初意在宣扬佛教思想，实际上对塔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塔身上的雕刻起源很早，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述至北魏时期。早期的装饰较粗犷，宋辽以后的雕塑面积越来越大，花样也越来越精细。塔上的雕刻多集中在塔基的部分，与人的视线平齐。所用材料多是砖石，因石材质地易于雕刻，所以石塔的装饰往往要多于砖塔。塔上雕刻的体裁很丰富，有动物、植物、佛教人物、建筑构件。文峰塔属于晚期建筑，其雕刻多为吉祥喜庆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佛塔上是没有的。
佛像是雕刻中的一种重要的内容。佛教视塔为佛，塔身佛像有的在塔内，有的在塔外，用来表示对佛的崇敬。塔上供佛的主要题材多是以释迦牟尼为主体的形象或故事图。一座塔上雕刻哪些佛像要看其所属的宗派来确定。此外，塔门两侧常刻有金刚。
砖石结构的塔一直模仿木结构，装饰图案多在塔身、塔顶、倚柱等处。图案内容丰富，如嵩岳寺塔的第一层塔身的八个面上各雕了一座宝箧印塔；山西崇福寺石塔的塔刹上刻出城楼、城门等图案。
壶门即是佛龛，雕刻的式样很多，形状有方形、扁平、高檐等多种。多把门窗做成壶门的式样，塔壁上刻的龛窟，也常做壶门式样。辽代时壶门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壶门成为塔上的一项重要的装饰形式。
塔楼是佛教建筑上的一种装饰，是一种预先作好的小型塔式楼阁，安装在佛殿或楼阁的正脊中心部位。佛教认为“塔即是佛、佛即是塔”，建塔楼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表达的信仰与崇拜。塔楼实际上是塔的一种变体，它起源于浮图的最高部位都由塔刹来终结，将塔刹这个意义形象地运用于佛殿和楼阁上，就产生了塔楼。塔楼最早从北魏时开始出现，后来各朝代的佛教建筑上基本都做塔楼，各地区风格多样。现在山西各地的佛寺内大部分建筑上都放有塔楼，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的藏传佛教寺庙使用塔楼也很多。
塔上的色彩白色、青色、土黄色等多种，这些色彩与塔的材质、各地的土质、气候特点密切相关。一般，南方的塔多白色与土红色，北方的塔多青灰色，木塔多为本身木制色调，琉璃塔则色彩多样。塔内一般没有色彩，有的刷白灰来提高内部的亮度。宋及宋以前的塔因砌的不整齐，多用表面涂饰粉光是表面显得整齐。覆钵式塔普遍涂抹白灰，故常称为“白塔”。但这只是个习惯，实际上因为抹灰在一定时间内能起到保护塔身的作用，且显得整洁美观，南方和北方所建的许多样式的塔都会涂成白色。藏传佛教对塔等建筑涂设颜色是按教义来划分的。
塔的文字装饰多可以作为塔的文字说明，又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一般塔上的文字装饰有塔匾、横额与对联、塔碑、砖铭、塔铭。
塔铃又名惊雀铃，为铜、铁铸成的铃铛，悬挂在塔的转角部级塔刹的拉链上，遇风吹而发出悦耳的声音，用来惊走飞鸟，起到保护建筑的作用。塔铃的个数与塔的层数和转角数有关。塔铃的形状多样，以圆形最多。早期塔上多用直筒式，到明清时多用如花的多边形。最早的塔铃出现在北魏时代。
佛教把灯列为佛千六种工具之一，因此在塔的内部或外壁常用砖砌出小龛，用来放油灯，每逢佛的生日或法会时点灯以示庆祝。
被清朝的文字狱改动过的儒家文化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