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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调研究论文

2023-03-10 11:5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柳永词调研究论文

  秦观的文学创作活动离柳永已有数十年时间,但他深受柳永词风影响,沿着柳永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其慢词创作也成绩斐然。秦观贬谪之后依然在写离别的愁苦,但此时与“艳情”的联系更加疏远,“身世之感”被凸现出来,词中更多反映的是谪宦中的生活和心态,词人也因此走向痛苦的深渊。秦观不仅接受了柳永词的影响,还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唐、五代词的成就,特别是接受了李煜和晏、欧、张先、宋祁等人的影响。从内容方面看,秦观词沿袭了花间以来婉约词的传统,以描写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和迁愁谪怨为主,但他的词已不再是无病呻吟,也不再是对酒应歌玩弄词藻,而是富有个人的真情实感。不仅如此,他笔下的恋情与别情往往与个人的不幸身世交织在一起,终于形成了一种秦观所特有的那种深沉浓重的哀愁。就这方面讲,他又很象李煜,他在自己的词里较多地化用李煜的词句,并不是偶然的。他学习柳永,在慢词创作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对柳永并不亦步亦趋,而是有所继承,又有所摒弃。他继承了柳永的铺叙手法,在铺叙中发展情景交融的表现技巧,同时还特别注意织进身世畸零的憾恨,并有意避免柳永部分词中出现的粗露与俚俗。这就使秦观的词形成了一种典雅凝重与流丽婉转的风格。后人对秦观词赞不绝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格。张炎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刘熙载说:“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艺概·词曲概》)况周颐说:“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蕙风词话》卷二)周济说:“少游最和婉纯正。”(《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淮海词〉提要》说:秦观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情兼师友,关系密切,政治上的挫折把他们牵连在一起,秦观因此而终生不幸。但是苏轼、秦观两人的性格与词风却截然不同。苏轼面对挫折,乐天知命,旷达不羁,对生活、对未来仍充满信心,他虽也产生过消极思想,但并未颓唐不振。秦观则有所不同。他年轻时虽然也曾一度“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但是从他所写作的诗与词来看,性格偏于柔弱。如其诗云:“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春雨》)格调与婉约词接近。敖陶孙《臞翁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诗话》引流传的“世语”也说:“秦少游诗如词。”他在屡遭打击之后,由于缺少苏轼那样广阔的胸襟和坚定的信念,深重的哀愁长期包围着他而难以解脱。其歌词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哀伤。因此,在词的创作上,他走着与苏轼不同的道路。他更多地接受了晏殊、欧阳修和柳永的影响,创作忧伤哀怨、缠绵悱恻的言情词他格外得心应手,并擅长写出一种纤细幽微的情感境界。在委婉隐约之词境开拓方面,他的创作艺术技巧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而成为婉约派集大成的词人。秦观有《淮海集》三卷,存词72首,近人又从清人王敬之翻刻本和《花草粹编》中补辑得28首。所存词中,依然以小令居多数,而且篇篇美奂美仑,精致动人。秦观留存的慢词的数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柳永相比,但是,在委婉言情、铺叙展衍方面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讨论秦观的词,就需要将其慢词与小令的成就综合起来。
  由于身世的影响与性格的软弱,秦观既不可能象苏轼那样对词的内容和风格进行大胆的革新,也没有象柳永那样在词的形式或艺术技巧方面进行大胆的探讨和新的尝试。这就使秦观只能在婉约词的传统影响之下,在比较狭窄的生活范围里向反映内心生活这一方面进行开掘。所以,秦观词虽有自己的特色,艺术上也有所前进,但在那新旧交替与名家辈出的时代,他只能成为有特色与有影响的词人,却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家。

  对于词的创作,秦观首先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之特色。其一,感情的真挚投入。秦观是一个感情丰富且愿意付出情感的词人,无论是突出恋情相思还是凸现“身世之感”,他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他自己首先是被感动了的,当这些情感艺术地表现出来以后因之也能打动读者。冯煦称秦观为“古之伤心人也”(《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就是被秦观深深地所打动。这与柳永对待歌妓多数时候只是戏谑、玩耍的态度不一样,柳永词容易流于肤浅、流于色情,秦观类似题材的作品就显得纯净、专情、深挚了许多。“欲将幽事寄青楼,争耐无情江水不西流”(《虞美人》)、 “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阮郎归》)、“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虞美人》)、“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南歌子》)、“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临江仙》)等等,都是沉挚感人的“天生好语言”,是词人情感真实含蓄的流露。所以,秦观虽然承继了柳永词风,在题材、形式、作风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柳永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位“纯情”词人,秦观要远远胜过柳永。上面所例举的作品,都具有“纯情”的特色。然而,秦观的“纯情”是耽于自我情感的“纯情”,无论是对歌妓还是对友人所流露出来的缠绵之意,其终结点都是自怨自怜、自我感伤。《虞美人》说: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词人自我赏识,自我怜惜,词中“天上”的“碧桃”与人间的词人已经浑然一体。这株孤寂地栽在“乱山深处”、美丽“如画”地绽放而无人欣赏爱惜、且要承受“轻寒细雨”侵袭的“碧桃”,不就是词人空负一身才华而不得所用、反而一再被贬远去、经受了仕途上的许多风风雨雨的象征吗?至此,读者就可以理解词人为什么不惜“沉醉”,为什么“酒醒时候断人肠”了,他是为自我身世而落泪、而沉醉、而断肠!“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身世之感”才是词人情感的落实之处,“艳情”之类往往成为词人抒情的背景烘托。这种沉湎于自我的“纯情”,出之以幻想或理想之笔时,显得更加奕奕生辉,《鹊桥仙》对理想爱情的表述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秦观有《好事近》记录梦境,就是在写幻觉世界,自然真切,十分感人,词说: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梦的境界被写得绚丽多彩而又奇幻迷惘。梦中词人是欢快的:春雨润物,小溪潺潺,满山花色,黄鹂鸣啭;梦中词人又是凄迷的:飞云幻化,龙蛇夭矫,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只有在梦境中情景与情绪才会有如此巨大的瞬息转变,“笔势飞舞”(陈廷焯《别调集》卷一),令人叹为观止。梦是现实情感的延续,上片中出现的梦境是词人所渴望的,下片中出现的梦境是词人所现实遭受的。结尾“醉卧”两句,才点明上述一切都是梦中幻境。这首词写于被贬处州期间,词中所流露的依然是一种自我怜惜、自我怨苦的情感。这首词因此深深地打动了秦观的友人,黄庭坚跋此词说:“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

  其二,深得歌词之特质美。词是在花前月下、酒宴之间发展起来的,传唱于歌儿舞女之口,即使是男性作者也模仿女性口吻创作,这一切注定了词的浓厚的女性文学特征。秦观多愁善感,女性气质偏浓,这些性格特征恰恰帮助他更深入地理解词的女性文学的本质特征,更容易体察词的“要眇宜修”的幽微特性。秦观的词敏锐细腻,精微幽美,温柔委婉,在表现词的阴柔美方面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冯煦称赞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秦观的个人气质与文体特征已经融而为一。秦观的一首《浣溪沙》,是表现词之特质美的经典之作,词说: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这首词所抒发的情感十分含蓄隐约,词人不做直接抒发,而是通过不断叠变的画面委婉透露。那是一种时光流逝、情人离去、春来无聊的无奈“闲愁”,形象的画面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这首词以抒情的轻灵流畅、清婉幽雅见长。全词没有一处用重笔,没有痛苦的呐喊,没有深情的倾诉,没有放纵自我的豪兴,没有沉湎往事的不堪。只有对自然界“漠漠轻寒”的细微感受,对“晓阴无赖”的敏锐体察,对“淡烟流水”之画屏的无限感触。词人所抒发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呢?下片首两句以新颖精巧、自然得体的对偶句做了回答:“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里将两组意象牵连到一起:“飞花”与“梦”,“丝雨”与“愁”。经过词人的妙喻连接,我们才发现“春梦了无痕”,“梦”确实有“飞花”般的轻扬飘忽的特征,转瞬即逝;莫名的“闲愁”也确实如同迷迷蒙蒙的“丝雨”,来势不是那么凶猛,却是无休无止,无处不在。两组意象之间又共同具有轻巧凄迷的特征。将极其抽象的情感用非常形象的画面做表达,秦观是十分成功的。末句“宝帘闲挂小银钩”又是一幅画面,那是抒情主人公居住的环境,与前面的情景融为一体,在百无聊赖的情景中,思绪悠悠,淡淡的幽怨不断地从中渗透出来。以这首词所抒发的轻灵的情感来推测,应该作于前期。周济说:“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便特别意识到秦观词的轻灵之柔美。

  从写作角度观察,秦观词在艺术上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成功地运用我国诗歌传统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他的词比较习惯运用借景抒情与寓情于景的手法。这类词,几乎没有直接抒情的词句,词人的感情是靠景物描写与气氛的烘托显示出来的,清新隽永,含蓄深厚,耐人咀嚼,如《八六子》、《如梦令》等。还有一类是虚实兼到,亦景亦情,情景交融。这类词既有景物描写,也有感情的直接抒发,二者水乳交融,浑化无痕,如《满庭芳》、《踏莎行》、《鹊桥仙》等。再一类是抚时感事,直抒胸臆 ,而不以客观景物与生活细节描绘见长。如《千秋岁》等。现特将此词援引于下:

  秦观词以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词史上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秦观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和南宋雅词作家。周邦彦继承柳永慢词的创作传统,他同样有意摒弃柳词的俚俗,而发扬柳词中“不减唐人高处”的一面,致力于词的典雅工丽,这显然是接受了秦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巩固秦观在创作中已经获得的成果。陈廷焯说:“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道其先路。”(《白雨斋词话》卷一)李清照远师李煜,近学秦观,尽管她在自己的《词论》中批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但她师承秦观的痕迹却是很明显的。南宋雅词作家清丽淡雅的词风,显然也是承继了秦观的成就。

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

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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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雨霖铃》不仅是宋词婉约派作家柳永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其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关键词:

离情、清秋节、伤离别

一、关于词牌名的来历

“雨霖铃”,一作“雨淋铃”,原为唐敦坊曲名。相传唐玄宗入蜀,至叙口时,栈道中闻铃声,为悼念杨贵妃,遂制此曲。白居易《长恨歌》云“夜雨闻铃肠断声”即指此事。

二、作者简介

柳永,原名三变,少年时去汴京应试,经常跟歌伎们一道生活,狂放不羁。由于擅长词曲,他还常常替歌伎们填词作曲。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听了他的名字,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以后,他就在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流浪了一个时期,到五十多岁才改名柳永,并考取进士。他曾在浙江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后由歌伎们集资才得以安葬。

柳永的词比较缠绵婉约,《雨霖铃》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词人当时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无可奈何地离开京都,但想到从此不能再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更加痛苦。《雨霖铃》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三、内容赏析

“寒蝉凄切”,这是送别的大环境,不仅渲染了气氛,也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宋代的汴京河两岸栽有很多柳树,柳永在另一首词《少年游》中曾写过“高柳乱蝉嘶”。“寒蝉凄切”正是写柳树上寒蝉凄切的长鸣,而柳树又有“拂水飘绵送行色”的作用,因此自然会触动离情。这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下面接着说“对长亭晚”,意思就更明确了。在唐宋时期,“长亭”已经当作了离别地点的通称。康与之曾说过:“今古短长亭,送往迎来处。”词人此刻到了长亭,正值“骤雨初歇”,眼前的景物变得更加清晰,他听着凄切的蝉声,看到河两岸的柳树和河边的小舟,离情自然更浓。这里是一种融情入景的写法。

雨停了,这时,无论如何也该启程了,必得离别,自然逼出下句“兰舟催发”。

“都门帐饮无绪”,词人因仕途失意,穷困潦倒,只能在一个很简陋的帐蓬里告别恋人,当时的心情正如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白天就登程了,因不忍离别,延挨到了“对长亭晚”,自然唤起下句“方留恋处”。正在依恋难舍的时候,船家又一阵一阵地催他出发,船家越是这样催促,他愈觉得留恋,愈值得珍惜,内心更觉得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催促声中,词人已不得不离别。离别之际,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噎住,说不出话来,两人只有紧紧地握住手,如苏轼所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此时,雨已停但泪不止,雨只是骤雨,此刻消停,怎比得上离人“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那样持久呢?

这样写景与写情用的是反衬手法。

尽管寒蝉声凄欲断,总还能发出嘶鸣。而人在离别的时候,反成了“无语凝噎”。悲痛之极,连寒蝉那种凄切之声也难以发出。

这里又运用了一种递进手法。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一个“念”字,就表明了以下所写的景物是词人所想象的。这一句将上片别前的实写巧妙过渡到下片别后的虚写。

行舟去处,是那千里烟波。崔颢在《黄鹤楼》一诗中曾写过:“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那千里烟波之上是沉沉暮霭,那沉沉暮霭之上又是空阔的楚天。而在这无边的广漠之中,漂泊无所止的却是一叶小舟,行舟里是孤独的旅人,以及旅人那无比寂寥怅惘的内心。想到这里,作者更加感到离愁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

词人由离别之事触动离别之情,由离别之情又推及到离别之理,就自然有了下面的开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秋天就很容易使人悲伤,杜甫《登高》中曾说:“万里悲秋常作客。”马致远《天净沙99秋思》也说过:“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而离别又总是令人非常伤心。李白《送友人》诗中曾说:“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挥手告别,连马也因不忍离别而禁不住萧萧长鸣,更何况是在“冷落清秋节”这样特别的环境中离别。这种痛苦就更加使人难以忍受。难怪宋代词人吴人英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对于“伤离别”。苏轼在《水调歌头》中也曾感叹:“人有悲欢离合。”但是他能由“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得到领悟,心胸旷达,最后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美好祝愿。而柳永却没能从“伤离别”中解脱出来,在一叶孤舟上推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千古名句。这里的杨柳、晓风、残月都是最能触动离愁的事物。温庭筠在一首送别词里就说过:“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曹植也曾写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作者把这三件事集中成一幅凄清的画面:飘拂的杨柳,凄凉的晓风,破碎的残月,这样更加使离人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深感眼前的孤独。

更何况这幅画面又是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酒醒”之后。离人饮酒,为的是消愁,但李白说过:“举杯消愁愁更愁。”李清照也曾说:“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这“闲滋味”正是指的“愁滋味”。

试想,柳永此时不过是离开心爱的人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像依然鲜明地留在心上,面对着眼前的凄清景象,而前路又是“千里烟波”,他还得继续前行,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正如欧阳修所说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想到离别后凄凉寂寞的心情,纵然有良辰美景也形同虚设,因为没有心上人陪我共赏。即使有许许多多的风情韵事,又能对谁倾诉呢?这一反问,与李清照《声声慢》的结尾“怎一个愁字了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感情显得更加强烈,这种离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读完了下片,再回过头来看看上片“都门帐饮无绪”,“无语凝噎”,我们自然会更加理解这些话的内涵――原来词人和他心爱的人之间的感情竟如此深厚,怎能不难分难舍。这是一种虚实相济的写法。

总结

纵观全文,整首词的内容,无论虚写、实写,总离不开写景、抒情,景是“清秋节”,情是“伤离别”,作者即景抒情,融情入景,以至情景交融。

然而,柳永这首词的情景交融不仅仅只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由情景之交融到达于《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物我一境”。“物”也就是景物、环境,而这个“我”不仅仅包括“我的感情”,还兼有“我”的离别之事和因这事而悟出的道理。词人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由眼中景包罗了景中人、人中事、事中情、情中理,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5.

〔2〕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3〕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4〕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开题报告和研究现状该怎么写?

对柳永词的评价,一般多肯定其对民间慢词形式的借鉴,而忽视其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与创新。其实柳词在咏史怀古、议论说理、悼亡咏物、羁旅行役、城市风情、市井妇女等题材领域内均有开拓,若说开风气之先,有的方面还在苏轼之前。柳永词所反映的文化转型期的某些特点,更值得引起今人的关注。 柳永词以艳情为第一主题,是民间词最好的接受者,最好的传播者。柳永用民间的慢词形式,完成了民间慢词形式向文人慢词的过渡,却以新时代的市井语言来写清丽、世俗之歌,这种作风,不独惊倒了当时的文人,且又与后世求雅求不俗之审美情趣相抵触,故而深遭后人的笑骂。人们除了肯定其“新声”之耳目一新、流传颇广之外,几乎都是“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好为俳体,词多 黩”(冯煦《蒿庵论词》),乃至“声态可憎”之类的批评。而有趣的现象是:“温柳”被相提并论,但温庭筠的词题材狭窄,除了描写贵妇人的姿态与艳情外,很难找到表现社会人生的作品。在《花间集》的66首温词中,描写女性的有52首,比例高达79%,而《乐章集》212首词中,直接描写女子或表现女子心理的,仅占70首左右,比例仅为33%。其实柳永的“新声”中,最突出的“新”就是在对词域的开拓上,是温庭筠及受花间词风影响的宋初文人所无法相比的,也是民间词无法与之相比的。柳永词无论其体制还是其意境,都已蔚为大观,其影响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所说:“假使中国词学不经柳氏的改造,则充其量,仍不过模仿温韦冯等人的作品罢了。其势亦成末流,必致陈陈相因,黯然无复生气。则中国词学不独无北宋之雄奇玫丽,照耀古今,且早已于没落衰竭之时,不待南宋中末期之后了。”这与柳词之“新”,题材之开拓有着直接的关系。

朋友们,帮我找一下宋朝柳永的一此资料,我写毕业论文用,谢了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心致力于词、特别是慢词创作的作家。
柳永约生于987年 ,约卒于1053年。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昌国州(今浙江定海
)晓峰盐场监官,晚年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
柳永青少年时期随作官的父亲生活在京城汴京,当时的北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片升平景象,柳永精通音律,喜为词章,在奢靡淫荡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他常常留连于歌楼伎馆之间,为乐工歌女们写作新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因为科举考试的屡屡失利,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加不拘形迹,放浪形骸。他在落第后写的一首《鹤冲天》词里抒发了他的愤懑不平,同时,也表现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自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了对自己才华的自负、对仕途的鄙夷,当然,这只是他在当时情况下,作出的柳永式的反抗。
因为长期的出入烟花巷陌,茶馆酒楼,柳永跟歌妓乐工们有较多的来往,同情她们的不幸,理解她们的愿望,他跟歌妓们的关系,不完全是狎客跟妓女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对待,所以他和他的词,都受到这些下层女子的欢迎。他也从市井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柳永词能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程度,和歌妓们的传唱是分不开的。当然,柳永词中也不免有流于低级趣味的描写,这是柳永为宋代文人所指责、鄙夷的原因之一。
但柳永毕竟是出身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家庭,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并不因仕途的失意而全然消失,他在景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曾在定海晓峰盐场任盐官,亲眼目睹了盐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长诗《煮海歌》,诗仿《毛诗》,作小序云:“悯亭户也”。亭户,盐民
。诗中有句云:“(煮海民)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对盐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在余杭任上,“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余杭县志》),可见柳永不失为一个正直、正派的官员。
柳永一生坎坷不遇,曾为寻找出路四处宦游、干谒,晚年虽曾出仕,但沉沦下僚,羁旅天涯,“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但他的词名却传扬天下,他对词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使得人们永远缅怀这位九百多年前的“才子词人”。有《乐章集》传世。

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铺叙与白描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r》(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r》(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r》)。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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