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刺绣的艺术特色
苗族刺绣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刺绣艺术，是中华民间艺术宝库中具有吸引力和民族特色的一朵奇花，刺绣，苗语称“能贺”或“能蒙”。苗绣有着悠久的历史。苗族刺绣作为一种工艺，与苗族人民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与乡土气息，不管在纹样构成、纹样造型特征和精雕细刻的工艺上都有这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一、纹样构成的独特形式
苗族刺绣的图案纹样构成主要可以归纳为抽象化构成、复合化构成和随意性构成三类。 （一）抽象化构成：苗族刺绣中对自然景物和历史故事的描写通常都采用一种高度概括的的归纳方法，用点、线、面几何纹样表现。整个纹样造型别致，具有很强的抽象形式美感。 （二）复合化构成：复合化构成是指运用“互椮性”原理，将各种具有一定内在规定或联系的动物或植物等形象，通过联想、幻想等造型方法，使形与形之间相互重合、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一种新的形象。 （三）随意性构成：随意性构成是中国民间美术造型的一只能够常用表现方法，苗族刺绣造型的随意性特别的明显，这种创作的方法随心所欲，轻松自如，对于客观事物的描述并不拘泥于客观的真实性，而是以一种主观的随意的创作，创作者吧按吧自己挚爱的物象情感化，是一种自由自觉和目的性的表现，在这些主观唯我的创造中，审美主题和客体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在苗族刺绣中这种随意性表现为想怎么修就怎么绣，具体表现为野猪只长三条腿，不同季节发的花朵可以同时开放，不同空间、时间、地点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描绘在同一个画面中，在现实生活中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通过刺绣者的双手表现得淳朴、自然、天真、可爱。
二、纹样造型的特征
混沌思维的群体创作意念表达是苗族刺绣造型的重要特征，同时苗族刺绣造型还具有承传性。地域性、互渗性，以及原始意念下的感知性造型、理念观察下的寓意型造型等特征。
三、集体传承式特征
苗族刺绣造型是苗族妇女集体共同创作的一项艺术活动，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的妇女们人人能织布，个个会绣花，如此庞大的创作群体在中国民间工艺品制作活动中式很少见的。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分布不同地域的苗族历经时代变迁，语言难以统一，未有苗绣这一独特的艺术语言所包含的审美情趣和意念，作为程式化的文字符号在民俗中得以传承，使得苗族刺绣千百年来盛传不衰，形成一种为稳定的民俗文化元素，传承后世并得以延伸。
四、地域性特征
由于苗族历经多次迁徙以及苗族内部由不同的原始部落发展而来等多种原因，苗族社会内部发展及不平衡，各地的苗族文化，风俗，审美意念出现差异，直接影响到苗族刺绣纹样造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皇清职贡图》关于各种苗族不同服饰的描绘就证明苗族刺绣造型具有地域性特征。
五、互渗性特征
文化和艺术与时代息息相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苗族服饰文化的交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苗族内部个支系之间文化交融密切，二是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这都致使苗族服饰文化特别是服饰刺绣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六、感知性造型的特征
感知造型是指人们对客观对象通过知觉、视觉和触觉进行综合而得到的某种概念上的认识的造型方法，他是用以对事物的全部意念和感受来表现客观对象，不追求微妙的光影变化与精确地比例关系，二是重在情理，重在心理感觉和视觉的审美需要，苗绣中这种感知性造型表现得很明显，如在苗族刺绣中龙的形象是由鄂头、蛇身、鹰爪、鱼翅、鸡尾等形象综合而成。
七、寓意性造型
寓意性造型是指一个艺术形象的创造过程中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感触、感知、感觉、印象的认识，进行综合、整理、加工、创造，表达某种情感和意境。
在苗绣图案中很多作品都含有一种潜在的与异性象征意义。主要造型方法有：谐音造型（年（莲）有余（鱼））、假借造型、联想造型、象征造型（万字不封口，象征富寿无尽头）、反义表达造型（如在小孩子的肚兜上绣五毒用以辟邪、消灾的意念表达）等。
苗族刺绣的审美价值
苗族刺绣是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形载体和无形表征，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苗族刺绣纹样表现出的独特的审美情趣，显示了苗族原始古朴的崇尚意识，也反映出渗透和交融其他民族和当代艺术多姿多彩的和谐美。
苗族刺绣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又表现出“使用”与“审美”的双重机制。苗族刺绣中的美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和真联系在一起，苗族刺绣纹样组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现实生活中客观物象的如实描摹如花草鱼虫、鸟兽禽畜、日月星辰等。这一类纹样没有多少人工制作的生硬痕迹，因而显得原始、真实、生动和传神。是创作者用本真的心灵感觉来倾述表达的对自然的由衷的赞美，也让使秀出来的纹样表露出难以掩饰的自然天的情韵，看起来十分美丽。
另一类是通过变化重构的纹样，如各式各样的龙、凤、麒麟以及人兽组合、万字纹等等，这一类纹样最突出的特点是幻想与真实的交织，抽象与具象手法并用。这些纹样几乎没有一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固定视角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对象或场景，但是作者心灵的真实表现，是心与物的自然和谐，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虽然有些合情不合理，但让人看了仍然觉得亲切、和蔼、美丽、动人。
由于苗绣艺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在这种艺术活动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互交织，创造了既有实用价值又融合了审美功能的产品——苗族刺绣，苗绣通过依附于服饰，体现了实用与装饰共融的统一性，是物质的实用性与精神的审美功利性相统一的审美创造，表现出本民族独特审美情趣。因此，可以说苗族刺绣是生活的艺术，实用的审美，既是苗族妇女的才智、审美价值的体现，又是苗族历史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的记录，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对秦国时期兵器标准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粘过来你参考一下：
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
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
在帝国地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
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
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
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
种弓。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
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
得更简单一些呢？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
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 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
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
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
准的稳定。
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
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
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
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
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
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
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
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
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
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
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
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
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
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
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
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
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
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
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
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
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
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
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
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铍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
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 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
湖北鄂洲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
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
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
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
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
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
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
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技
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
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
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
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
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
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
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
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
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
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
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
秀的兵器。
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
分成八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
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
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
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
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
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
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十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
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
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
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
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两千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
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些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
准也是不可能的。
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
员发现，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
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
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
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
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
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
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
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
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
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
透过这些冰冷的青铜铭文，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个遥远年代中一些普通人的命运。
这个叫Zhe的人做了好多年兵工厂的厂长，ZHE每天都要检查兵器生产，他得向丞相
吕不韦负责。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为了自己和
一家老小，他必须尽职尽责。
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工匠。专家在铭文中一共发
现了16个工匠的名字。
在秦国的手工工场，工人一般都是终身制。无论如何，这个叫DIAO的工匠一生都得
在工场度过了。16年的劳作，“窵”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就是这些像“窵”一
样的普通人，制造出了留到今天的这些精良兵器，从一丝不苟的加工痕迹上，我们至今
还能感受到他们粗糙的双手和专注的目光。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
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
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
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
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
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
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
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
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
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