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阎锡山传》一书，颇有心得。
作者写阎在台湾十来年，每天都不忘著书，实在让我惊讶。一直认为军阀阎锡山是一介武夫，却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著作上百万字，且涉及的不仅是政治，更有他对社会诸多方面的思考，“俨然是一个学贯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对为人、处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 ”。阎在台湾隐居于“菁山窑洞”，十年隐居，十年著作，低调而淡定地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过他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其处世大抵是奉行儒家的“中庸“原则的， “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他认为 “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生处世以生为最高母理。”他强调公道处世，恕道处人，持戒敛欲，务实求成，以做事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处世处人哲学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如他一般夹缝求生、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有几人？
一个叱咤风云的军阀居然是儒学的研究者和身体力行者，我不禁为自己的浅陋而汗颜。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文化我知之多少呢？作为一个传道者深觉问心有愧。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1912年2月，宣统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军阀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首先、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共产党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第三、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第四、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地。第五、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第六、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第七、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晋西北中农经济研究——以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考察》。2008年9月考取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2011年6月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山西模式——政制转型中地方政治的实态考察（1911-1928）》。其间，2011年1月3日至15日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11年7月博士毕业后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从事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区域社会史，主要研究领域为阎锡山与民国政治、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 1、《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2、《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3、《北齐别都晋阳城初探》，《山西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4、《近五十年来阎锡山研究述评》，《民国研究》2010年总第17辑。5、《走进历史现场发现真实》，《学术论丛》2011年第3期。6、《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民国研究》2011年总第20辑。7、《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之努力》，《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8、《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9、《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10、《共和缔造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25日历史版。 1、参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中篇部分。2、参著《阅读革命：中共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的经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作为第2负责人主持2012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人文科学研究生创新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22006）。2、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制转型与山西政治秩序重构研究（1911-1928）》（项目编号12YJC770072）。3、参与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回到“集体化”：太原城中村郝庄经济社会变革的道路选择》（项目编号11YJA770064）。 1、论文《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获2011年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解放前夕去台湾，1960年5月23日，病逝台北，终年77岁。葬于七星区阳明山。奉行“中庸哲学”的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范富山（1914－1996），山西省定襄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范慕韩（1917－1996），山西繁峙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5月19日在北京逝世
我自己写的选修论文......关于解放战争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内战还是爆发了。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区进攻、但被逐一击破，迫使蒋介石改变策略，对陕甘宁及山东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他要求各部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要保存有生力量，打“运动战”。为此，他率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是何等高明的决策！这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1947年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在下一年的“三大战役”中，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支军，陈毅有言：淮海战争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此言充分说明了中共获胜的重要原因。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二、三、四野百万大军扬帆起航，浩浩荡荡，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上海，宋庆龄清晨外出散步，看见解放上海的三野官兵伏地而眠，宁可夜宿街头也不打扰市民，深为震撼，坚定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决心。各路民主人士齐聚一堂，召开政协会议，一齐欢庆民族的新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总结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的原因：其一，不顾民心向背，悍然发动内战；其二，纵容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党政腐败。治标尚且夭折，遑论治本。《建国大业》里，蒋经国在沪改革遇阻后，老蒋对他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骨子里了。反贪腐是件大事，难哪！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严酷局面与深层矛盾。其三，镇压学生运动，迫害民主人士，阻塞外部监督途径；其四，党内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倾轧争夺。蒋、桂、晋等派系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哪能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