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字句的语法、语义分析之各家浅谈
“彼得•潘现象”的透视分析——由彼得•潘人物形象引发的思考
“常常”和“往往”的词语辨析与词典释义
“纯乎词人之词”----试论少游词对词的本体性认识
“点”和“些”的对比研究
“多少”字结构在语义的差异
“孤独”的传承——试论卡夫卡对马尔克斯创作的影响
“古歌旧曲君休问，听取新翻《杨柳枝》”——李碧华小说《青蛇》的“旧曲新翻”
“积非成是”——浅析成语的误用合法化现象
“绝望之岛”的希望——论《论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人性探求
“美国梦”的破灭——《嘉莉妹妹》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共同主题
“民间围城”——论阎连科小说创作与河南文化
“明目张胆”感情色彩探究
“起来”语义虚化的认知机制初探
“情”字牵桥，命里玄 ——浅谈李碧华小说的爱情与宿命
“情生诗歌”与“自然灵气” ——浅谈汤显祖诗歌的两个基本主张
“人”的复活——余华小说创作的人学视阈
“三言”——话本小说的雅化
“三言”中僧尼形象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上帝”的恩赐——论林语堂文学创作中的宗教精神
“诗意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考察——以施笃姆的诗化小说为中心
“疼痛”的女性——以毕飞宇中篇小说中的女性悲剧为例
“伟大的哑巴”与“地窖中的穴鸟”——试论卡夫卡创作中早期电影的痕迹
“现实+理想”的爱情——由“林语堂三部曲”中的爱情看林语堂的婚恋观
“心猿”之踪——“心学”对《西游记》的影响
“性”与“不幸”——解读王小波《黄金时代》
“自今”释义研究
《奥多芙的神秘》的“哥特式”特征
《百年孤独》中后殖民主义的解读
《尔雅》对复音词的认识观念研究
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
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语言不通，民主成空。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大量造成集体腐败。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对抗中央。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残雪最近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身份热了起来，估计她的小说会大卖一波。
先看她有哪些作品，残雪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公牛》、《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天堂里的对话》、《天窗》，中篇小说有《黄泥街》、《苍老的浮云》，长篇小说有《突围表演》等。
这个是公开资料，到处都可以查到。下面说点查不到的。
残雪在国内没什么名声，但是在小说界还是地位很高的，特别是在国外，甚至可以说是神级人物。
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读她的小说。如果你以常人心态想去看看这位诺贝尔奖大热门的作家小说如何精彩，大机率会读得想吐。
她的小说写得奇奇怪怪，隐喻上含混莫名，有极大的歧义，叙事上极反常规，给人感觉非常牵强。风格上怪诞飘忽，语言还带有种翻译腔的味道。
她的偶像是卡夫卡，她自认已经超越了她的偶像。
但就是这种正常人不好理解的风格为她赢得了极大地赞誉。她的小说日译本是最多的，我们知道，日本小说的怪异性和他们的电影有得一拼。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莫言、阎连科、残雪。而在崇尚先锋主义的美国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残雪。
到底是我们不懂小说，还是老外不懂小说？
都不是。
我们爱看的是逻辑清晰、情节紧张、文笔优美的作品。我们是普通大众，普遍沉溺于鸡汤、正能量和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结构的作品。我们因循守旧，不想改变自己。
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不喜欢鲁迅了。当然，残雪和鲁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种把血淋淋的东西通过文字揭示出来，摆到我们面前的方式，两人有些类似。
鲁迅揭露的是人性，残雪剥开的是灵魂。
但是文艺作品都是需要触及灵魂的，她有何不同？
我们传统的或者现代的文学，都是通过人物、情节来揭示背后的思想流动，我们平时觉得好的作品，都是“读进去了”、“感同身受”，是通过代入主角来感受灵魂的美好或者肮脏。
残雪不一样，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能把人物灵魂彻底打碎，然后展示给读者。她小说的书写对象就是灵魂本身，我们读她的文字，时刻要准备被她刺伤。也正因为她这种思维方式，她的小说混乱不堪，就好像后现代主义魔幻画作，给正常人的观感就是无从抓住她的逻辑，从而产生眩晕和呕吐感。
这正像我们当代诗坛形形色色、古古怪怪的现代诗。我们读不懂，并不代表他们不好。他们其实在混乱之中，隐藏了自己的主线，或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