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0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多次荣获省、部级奖项，出版各种专题研究20多种，发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数百篇。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专著有：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七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编：《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主撰陈达生），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994年。王连茂等著：《闽台关系族谱资料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连茂等著：《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8年。李玉昆著：《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连茂、叶恩典整理：《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连茂、陈丽华著：《中华海洋文化的缩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王连茂、丁毓玲著：《重返<光明之城>》图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陈丽华等：《泉州海关志》（古代市舶司篇）2005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李玉昆、李秀梅：《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200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穆斯林主要集中在新疆、宁夏（主要在南部山区）、甘肃临夏，这些地方不是粮食主产区，经济落后、地理闭塞、文化发展落后，与外界交流不多，且杂居着很多非穆斯林，所以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多，文化风俗业比较独特（新疆歌舞、回族花儿很多表现的内容思想其实是伊斯兰教所不容许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心也和聚居区不呈完全一致，比如河南的伊斯兰教学就比较发达。
泰国本身就是一个佛教国家，伊斯兰教的发展的基础和空间本来就很小，且泰国的伊斯兰教自身内部环境没有中国的复杂，且没有恐怖组织啊极端主义的干扰，所以看起来比较小众且美好。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学术论文也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按写作目的，学术论文可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
基本类别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
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
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们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流变及其涵盖内容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特征往往习惯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说法来加以概括或强调。但人们易于忽视的是，伊斯兰教文化在唐初传人中华后，也因完成了其土著化的历史适应过程，而带上了鲜明的中国化特点，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及其穆斯林人士在中国传统文化史的研究中受到冷遇，是不公正的。它除了反映出人们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缺乏了解之外，还暴露出那种在学术界早已定于一尊的“儒、佛、道三教鼎立”的观点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并不完全符合唐代后1300多年的历史原貌。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中所具有的份量和影响，同样是我们在继承和整理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时所必须予以重视的。
作者认为，在大食、波斯等穆斯林商贾入华的同时，域外文化习俗也相应流人并进而衍化为中国的本土文化。“蕃坊”的建立及从“侨居蕃客”到“土生蕃客”的转变过程，使穆斯林在华留居成为现实，他们同样参与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活动。正是这些在“蕃客”中的蕃人及其后裔，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嗣后的发展增加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元代出现的伊斯兰教大发展的局面和回族的形成，不惟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加了新成员，同时也使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播散至全国各地。元代的伊斯兰教在开始了其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容乃至相互补充、汲取对方文化养分的“中国化”过程之同时，也保留和发展了伊斯兰文化所特有的宗教信仰、教规、礼仪、禁律、习俗、清真寺和穆斯林之间以阿拉伯语、波斯语称谓的宗教语言，这种在回族共同体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以及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加以强化的民族自我意识，是使自元代以后带上了“中国化”特征的伊斯兰教能够保持其在文化上的向心吸引力，即凝聚回民族，使之拥有自身的民族优越感，并且不会在汉民族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被同化过去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出现的经堂教育制度、汉译经著活动和因苏非主义先后传人新疆与内地而产生的教派分化及门宦制度的形成，这些都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基础上继续碰撞和交汇的直接后果。本论文指出，由于清代统治阶级的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巨大隔阂。穆斯林用强化民族自我封闭意识的方式来排斥汉文化吸引力，固然能增加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但同时也必然会减弱伊斯兰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使自身的发展走上狭路，这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不幸。直到民国初期兴起的伊斯兰教新文化运动，主张中阿文并授的新式教育，方使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文章最后指出，由于绝大部分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恪守伊斯兰教的礼仪习俗，1000多年来，这座矗立于穆斯林民族内心的城堡保证了穆斯林民众在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创建时，在心灵深处始终留存的那种对伊斯兰文化的永恒皈依。而我国10个穆斯林民族所创造的所有文化，即便是属于带有浓厚伊斯兰教特征的宗教文化，也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获得院科研成果(1991—1992年)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