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论、文、
范文如下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1、选题依据：
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后，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题也随之转变。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作家们的创作思路以及审美意义也随之慢慢变化。彼时的江南就存在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小说里的“江南世界”因各具特点的创作手法和反映不同时代的主题，如实的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走向。他们有的经历了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苦难历史，有的成长于这段历史之中，他们将自己敏锐的视角寄托于江南想象之中，抒发着对于江南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反省，将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的审美意义及其文学史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因此选此为题正是为了探寻中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文学内涵，希冀发掘其文学史意义的变化。
2、研究意义：
经过建国后至七十年代初期的沉寂，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大批江南籍作家涌现，江南文学“边缘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进入新世纪，关于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这类研究的文献虽然概述性的总结居少、个体研究居多，但透过这样一个繁杂的参照系，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和文学史意义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本文拟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审视评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的发展。
选题研究现状
当前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综述有：
1、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
自九十年代后期起，学者们已经有意识的尝试从江南作家及其小说里的江南意象和叙事手法着手，并以此探寻当代江南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关于江南地域文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可看作为江南作家对于江南世界的一种“寻根”。正是在这种越发多元化的研究形势下，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也逐步呈现出了新的文学价值。
相关的文献有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张炯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孙其勇的《论故乡苏州对苏童创作的影响》、陈娇华的《小巷文化的独特镜像——论苏州小巷文化对陆文夫小说创作的影响》、高松年、沈文元《论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等等。
2、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
任何文学创作都是对一定时代的反映，关于第二个研究方向——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艺术风格的转变，则是当代小说在江南想象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相关的文献有崔致远的《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方中的《童心观照下的悲悯——评毕飞宇<彩虹>的人文关怀》、史国铭的《论苏童小说与江南文化》、曾一果的《“南方”的复活——读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张清华的《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等。
例如崔致远先生所著的《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从人文情怀与社会进程的角度来探寻当代小说的流变。他在书中便阐述了当代小说在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流变，并从叙事结构出发，将当代小说分为“革命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走向，他认为在这一流变的过程中，江南作家的有关于“江南叙事”的创作手法和思路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们作品的主题多以城市的兴起与乡村传统文明的堕落为主，反映了在那个时期里江南作家对于江南意象的“苦难写实”，以及现代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
3、关于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
围绕关于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题材的抒写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主要是趋向于城乡意识的转变、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触碰、现代人心理的流变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这一方向的研究是可行的，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变化的关系所呈现出的现代意识，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又作用于当代作家的创作之中，从而推动着当代小说的发展。
相关的文献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张炯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李晓杰的《高晓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论》、赵海的《在城乡夹缝中生存——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农民进城”书写》等等。
纵观上述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关于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研究仍处于整体上少，单篇研究居多的现实状况，但学者们对于当代江南作家作品里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意义已经有了成熟的认识。其研究也已经从单纯地域文化影响和关于作家创作思路、作品主题的研究上升到对于“江南想象”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的层面，审美意义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而正是这些研究文献的据理佐证从而推动了江南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新兴文学概念，对于江南想象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已取得的成果也没引起足够重视。
研究内容(包括基本思路、框架、主要研究方式、方法等)
1、基本思路:
本文主要对中国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着文，而关于“江南想象”这一新兴文学术语的研究，我主要是以两个方向即时间、空间的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和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艺术风格的转变，一个主题即江南社会的转型中作家关于江南题材的抒写和审美意义的变化的研究为主线，并以此为思路探析当前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流变以及其赋予的新的文学史意义。
2、框架：
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时空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
第三部分：不同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
第三部分：关于江南想象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即文学史意义研究
第四部分：总结
3、主要研究方式、方法等：
本课题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定量实证分析方法、文化批评方法、比较分析方
法和心理分析方法，希冀以此为方法得出论文研究的结论。
论文提纲(含、论文主体框架)
1、题目：中国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
2、论文结构：
1)引言
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后，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题也随之转变。在时间、空间的推移下，作家们的创作思路以及审美意义也随之慢慢变化。彼时的江南就存在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小说里的“江南世界”因各具特点的创作手法和反映不同时代的主题，如实的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走向。他们有的经历了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苦难历史，有的成长于这段历史之中，他们将自己敏锐的视角寄托于江南想象之中，抒发着对于江南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反省，将当代小说的江南想象的审美意义及其文学史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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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文
1. 时空推移下江南想象的衍生变化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
(1)“江南想象”与“江南文学”
(2)当代小说里的“江南想象”的衍生
(3)时空推移下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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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时代背景下，江南作家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其题材抒写的变化
(1)建国以来江南作家创作思想转变的原因
(2)中国当代江南小说的创作主题的流变趋势
(3)江南社会转型中江南题材抒写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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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的变化即文学史意义研究
(1)“江南想象”的艺术风格多样化与审美意义的扩大化
(2)“江南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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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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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人员往来, 也包括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在明朝前后有明显的不同。明朝中期以前，由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中国主要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印度等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明朝中期后,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西方殖民者陆续向东扩张, 以及西学东渐,中国与西方的交往逐渐增多。
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从两汉开始的。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为了联络大月氏回师东进,与西汉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发展与西域友好往来关系。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 泽及后人。“丝绸之路”成为当时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通道, 大量的使臣、商人络绎不绝地奔波往返, 和谐 各地的物质产品与精神成果, 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汉代以开放的姿态,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吸纳色彩各异的文化元素, 走上了直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和谐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已突破了东亚范围, 远及欧洲和非洲。和谐秦汉之际, 朝鲜的檀弓、和谐果下马等输入中国, 中国铜镜、漆器、铁制工具等输至朝鲜；燕、和谐齐、赵有数万人前往朝鲜，三韩多次派人晋见武帝和光武帝。日本与中国的往来较早, 武帝时, 有30多国通过朝鲜“使译通于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中国铁器、铜镜、丝帛传入日本。越南的象牙、和谐犀牛、珍珠输入中国；中国铁犁、牛耕和水利工程技术在越推广。出玉门关或阳关往西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形成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铸铁、井渠、造纸等技术，通过这一通道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和谐从广东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 绕过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 到孟加拉湾沿岸, 最远达印度半岛南端,形成的水上丝绸之路, 加强了和东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西亚大国安息, 利用丝绸之路与汉频繁交往, 通过水上丝绸之路在汉与大秦间转手贸易。处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秦, 直接交往受安息等国的阻碍。97年, 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 到达波斯湾折回。166年安敦使者到达东汉, 《后汉书》中有与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载。
隋唐时期, 交通发达, 水陆并举。陆路从长安出发东达朝鲜, 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和欧洲许多国家。水路从登州、扬州出发, 和谐 可到达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 经马来半岛、印度, 可到达波斯湾。和谐唐政府鼓励外商来贸易, 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通婚、任官, 实施开放的对外政策。和谐唐朝对外交往有新发展, 唐朝与新罗、日本、天竺、波斯和大食等亚非欧各国均有友好往来, 和谐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大都会。和谐
新罗人留学唐朝最多,崔致远最著名。长安和沿岸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新罗立国参用唐制, 举国学、教儒学；从唐引进茶叶、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艺技艺；喜读唐诗, 许多文人会写唐诗；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 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和谐
日本与隋唐往来频繁。隋时互遣使, 遣唐使十多次；日本出土大量“开元通宝”, 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大化改新由留学回国人员策动, 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都城建造完全依照长安的样式；律令大体采用唐律, 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祖冲之《缀术》传入日本成为教科书；祭孔礼义隆重。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印度半岛的天竺与中国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贞观时, 天竺一再遣使来唐, 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中国创的十进位记数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玄奘和义净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和谐
中亚一些国家同隋唐往来密切, 一再遣使前来, 和谐带来名马、和谐异药等特产。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节。唐朝时, 波斯遭大食侵犯, 其王及儿子先后来华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唐高宗时, 和谐大食开始遣使中国, 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造纸术唐时传到大食。和谐
唐与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 唐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和谐
明朝前期, 郑和七下西洋密切了我同同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推向高潮。但是,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 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 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的衰退, 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和谐
明朝中期以前，对外关系的兴盛, 和谐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等因素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农耕文明充满活力, 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统治者也具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断开拓的愿望和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胆识。由吕宋传入我国的烟草等经济类作物得到推广。16世纪后期,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说汉族, 和谐 穿儒服, 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和谐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代表性人物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和谐
明朝中期以后, 中国的对外关系呈现日益被动、保守和封闭的趋势。当时, 我国开始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 西班牙、荷兰先后侵占台湾。清朝前期, 沙俄侵占人国东北的雅克萨等地。这一时期,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如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等。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因而不能主动迎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致使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 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