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毕业论文范文|刍议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
引言：主持工作是有声的艺术创作形式，通过主持人对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声语言的形式传播给受众。
在媒体分布多维化、信息资源广泛共享化、媒介形态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节目的制作传播形式和栏目风格越来越受到创作人员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一个栏目来说，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又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由许多栏目和版块构成的电视台整体节目中，这些栏目和板块的内部构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现，甚至更有一些栏目名称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栏目因主持人的个性化而形成栏目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风格是节目收视率、栏目成活的关键。对于主持人个体来讲，他们个性化风格的建构不管是对于自身发展还是栏目成功甚至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个性风格建构的必要性
（一）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是有声语言创作的题中之义
主持人是媒体和受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没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内容再丰富的节目都无法传达给受众。从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12日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来到今天二十七年的时间，主持人已经成为中国的受众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主持人的工作处于传播过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门对语言艺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其中有声语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语言是与受众进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新闻、综艺还是娱乐节目都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传达的，播音员、主持人有声语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节目的整体质量。同时，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有声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符号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对书面语言的个人理解、承载着对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别林斯基说“一个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1]这说明无论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组织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达都必须经过他所特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感受、性格气质和语言表达才能的过滤，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个性的烙印。
（二）传媒业的发展和实践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
关于个性化，从宏观上看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从微观上看是传播激烈竞争的必然趋势。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曾经说过：“向未来挺进，就必然要脱胎换骨远离标准化，脱离产品的划一，脱离千人一面的艺术。” [2]《非常6+1》的成功与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主持人有直接关系。制片人哈文说：“节目组几十个人在工作，到了录制现场，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现了。主持人就像汽车驾驶员，方向盘、油门、离合器都由他操作，在关键时刻，只有他能控制现场；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这句话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风格的关系相辅相成。随着电视传媒业‘窄播化’进程的加剧，节目主持人‘大众情人’的时代也将宣告结束，主持必将分众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着自己节目所针对的受众的目标，满足这一特定部分受众的收视需求进而满足他们选择节目的心理需求。与这种分众化趋势所映照的是，个性主持人将会随之受到推崇。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播音员主持人是传播主动一方的最后执行者、是传播体的代表，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栏目、一家电视台的个性化标志。在遵从社会主流价值判断和对栏目定位及传播对象的认识和遵从的基础之上，主持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创的构思、独有的感受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都是个性化的特征。时代发展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传媒的分众趋势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人职业的生存模式更需要传播者自身的个性化。
（三）受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风格的多元化
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全国二十几家电视台发展到如今年的360家电视台；电视节目套数也发展到了2058套。受众也从二十年前收看几套节目的几个主持人到现在可以收看各个频道的栏目和不同风格的主持人。中国电视的成长与观众的成长是同步的。面对成熟的观众，电视栏目与节目的创新更增强了难度，对电视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播模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丰富了个体的选择。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对主持人而言“个性即生命”。凤凰卫视“早间说新闻”的异军突起引起大陆电视人的深刻反省。人们如此热烈地欢迎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主持风格充分反映出在内地电视人创造的播音主持风格与受众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急需填补的空白区间。再如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据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收视调查公司的数据统计：《南京零距离》开播第二周，就进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视率)前50名；第六周进入该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为该排行榜第一名并一直保持领先。平均收视率为8．8％，最高收视率为17．7％。直今仍保持着高收视率。[3]勿庸质疑主持人孟非直陈观点，不隔靴搔痒的个性化主持方式已经成为了 “节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成为了观众喜欢的主持人并且在2004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的称号。受众这种多元化审美需求也可以从主持人观念的不断革新中寻找到端倪。
二十年来，对应着电视传播理念与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变化，主持队伍构成经因了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来源、工作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主持人节目初创时期 (1980—1983)
2.第二阶段: 主持人规模扩展时期 (1984—1992)
3.第三阶段：新闻评论类主持人节目崛起时期 (1993—20世纪末)
4.第四阶段: 主持人节目深入发展时期 (20世纪末—当前)
综上所述，二十几年来主持人节目走过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主持人主流演变的轨迹是：从普通话语音、单纯的语言表达的语言基础层面的素质要求，以及一味强调漂亮年轻的误区，向关强调人文素养，重视文化内涵和看好个性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的变化。
二、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建构的瓶颈因素分析
现实的情况是，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毕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一些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一方面播音员主持人岗位编制已满，一方面却又缺少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形成的瓶颈又在哪呢？笔者认为，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独特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都可以是影响个体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综合而言，以下方面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院校的模式化培养模式
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现阶段电视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队伍当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占了70%，而在这70%当中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又占了45%[4]比重之大。这一群体势必会对整个播音主持队伍的的发展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与此同时，院校模式化培养的烙印在他们身上也体现无遗。
1、专业院校招生选拔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
全国播音主持专业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纳入了艺术类招生，考核成绩由高考成绩和专业面试成绩构成。其中专业面试是对考生声音、形象、普通话语言表达方面的先天条件及后天基础做出判断和选择，往往具有很严格的评判标准；而对考生高考的成绩的要求却远低于一般高校的录取标准线。考核标准的跷跷板“相貌、声音”一头被抬高，“文化素质”一头被压低，这种重视了现有显性基础，但忽略了隐性发展潜力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同时，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院校纷纷开设播音与主持专业，招生条件放低、教学不规范、毕业生就业也成为难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播音主持队伍的发展，更加影响到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构成。
2、播音主持专业课程设置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
多数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专业课程的开设，忽视人文课程和社会实践的开展。学生在校时接受较多的语言表达方面和外部形态的有关训练，但人文素养不足，社会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单位表现为：“上手快但内涵不足，出场鲜亮但后劲不足”；主持人节目的深入发展和多样化发展，需要复合型的、有生活阅历的主持人，专业院校的毕业生知识结构的上层建筑扎实，基础建设空虚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导致了技巧载体下的个性表达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质对个性化风格建构的影响
素质，按照《辞海》上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5]而所谓人的综合素质，就是人们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态等方面的较为稳定的特点的总和。个体素质的表现形态至少可以体现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几个方面。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质高低不仅可以影响到个体风格的形成，也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
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03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主持人罗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谎称要谈“中日友好关系”，在约定的三分钟时间里，这位自称“小原真太郎”的人却大发反华言论，直到三分钟后，罗刚才进行反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主持人罗刚和导播因为工作的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公职。这一事件折射出新闻媒体的政治导向性，也为主持人政治素质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党的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经济、社会、思想建设的方向标，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并上升到思想上层建筑的高度。
2、思想、文化素质积淀不足：据调查分析，20—30岁之间的主持人在我国播音主持队伍当中占有45%的比例，40岁以上的主持人仅占4%。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汤姆?布罗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纪时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们几乎都是资深记者出身，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和社会阅历，更准确的说他们有着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思想素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群体规范、行事风格、道德取向紧密联系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深邃的群体觉知、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这种能力对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这里提的文化素质更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晶体智力，总是和一定的专业和相关知识的积淀联系在一起，它对于开拓主持人独特的视野、丰富言语载体的内容、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不无裨益。因此，如何丰富和提高我国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形成年龄结构的合理梯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都是制约主持人主体形成个性化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指对自我情绪和外部形态的良好调控，也不仅指对现场情况的良好协调和随机应变能力，它还应体现在对受众心理、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行为反应和问题处理风格，形成个性鲜明的播音主持风格。
（三）评价主体对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带来的影响
作为评价的两大主体——受众和播音员主持人的管理机构，两者都可以说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众和广播电视管理机构的认知不同也是导致主持人丧失个性化风格的主要原因。
1评价主体之一——观众
电视是动态的传播媒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向性。做为受众，他们的喜好决定了主持人和其栏目的成活和发展。而受众的文化程度、知识背景不同，对于主持人以及节目的喜好就会大相径庭。而这种喜好的交互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因为节目高品位、高质量，主持人的个性化从而提高了受众的观赏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调和“众口”，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不高的欣赏水平。某些节目和主持人以牺牲节目风格和自我的个性为代价希望使受众满意。笔者认为：主持人是以双重角色出现在节目中的。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主持人应该考虑受众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尽所能的认识及把握受众的需要，并能追随受众进而引导受众。用真实的、非虚构的空间相互交叉组合的结构方式来传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上，把深奥的文化问题化为具体的生活现象。
但是主持人也要处理好受众中心与传媒引导的关系，处理好商业利益与社会效应的关系，不懈努力地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闻传播中，“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 [6]作为一个主持人，只有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来传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会有吸引受众的永恒魅力。
2评价主体之二——广播电视的管理者
广播电视的管理者他们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评价对于主持人个性风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广播电视学会和各级电台、电视台的领导等权威机构和人员对待主持人有着“生杀大权”。但这一评价机构的组成人员更应该紧跟国际接轨，紧跟电视业的发展步伐，由各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全面的、立体的、多维度的看待主持人的发展。单从业务的角度去简单地评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坏，不仅了影响一个好主持人的潜力发挥，更会毁掉一个好的栏目。倾听多方意见、综合考虑主持人的发展才是发展之策。
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视主题为“珍惜受众信任，推广健康形象”研讨会上直言道：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目前有些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当然这一言论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针对的是面向特定审美层次受众的一些娱乐类节目，因为这一群体构成了人群的大多数。追求收视率无可厚非，它是媒体生存的基础，问题是如何形成面向不同群体的不同审美层次的栏目、形成不同主持风格的个性化栏目，这不仅是提升媒体层次的需要，也是社会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是社会群体自我素质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结合不同类别节目，形成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媒体管理主体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
找到了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建构的症结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身素质的提高
主持人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提高除了在技术层面、观念形态、知识结构等方面需要“长跑+快跑”之外，更应在综合能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来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广的参与节目的选题、策划。随着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将成为节目和栏目组的双重负责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一样，正面临着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变，面临着新技术时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决有声语言创作中个性风格平平的主要途径。
（二） 建立多维度的用人选拔机制和院校培养方式
央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张斌说：以往的电视是一种很封闭的渠道，现在门槛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电视台的元元，上海电视台的曹可凡和央视《今日说法》的撒贝宁都不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受众喜爱的主持人，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是他们成功的基础。院校的培养应该尽快制定和改进：
1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主持人
专业院校可以面向各类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开办主持艺术双学位，而不是现今的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
2完善就业机制：
专业院校应该在学科当中更多的加入实践的比重，并且有用人单位联合办学，指定培养。对招生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对口培养专业方向加具体、鲜明的主持人。这些方式的施行可以改变现在的艺术院校特别是播音与主持盲目过“热”，招生过多，而最后就业情况不乐观的现状。
（三）建立健全不同层次的业务评价机制和评奖制度
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的晋延林也曾经说过：国内对主持人人力资源还没有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电视台在管理中还存着一些误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电视节目的水准和主持人个性化的形成。[7]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建立了节目质量评估体系，从观众、制作人、专家等多个层面对节目进行评议和讲评，这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从月评、季评、年评到台评、省评、全国评这些都对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建构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评奖过程中，除了对获奖的主持人奖励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们的不足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评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同时业务评价的主体应该采取多元的组成部分，其中除去专家、主管领导之外更应该有主持人同行和受众。多与观众座谈，了解观众需要也是一个必要的途径。
结 语
有声语言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虽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它的建构元素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电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已的风格。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必因为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个性化，从客观工作环境讲，如果没有积极的工作机制，不给有潜质的主持人机会和压力，总是简单的重复，主持人的创作个性也难以形成；从主观角度看，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不要把个性化作为首要的目标，急于寻找个性，更忌离开栏目硬去设计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个性，只有当你全身心地融入到节目当中，关注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诚服务受众，你的创作个性才会渐渐凸显和形成。”
崔永元个人资料
崔永元个人档案
中文名：崔永元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天津市北辰区
出生日期：1963年2月20日
祖籍：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
血型：A型
职业：主持人，制片人，演员
毕业院校：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主持节目：实话实说、小崔说事、成语英雄
影视作品：电影传奇、我的抗战
崔永元家庭背景
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父亲是军人，3岁时，全家跟随父亲所在的工程兵部队迁往北京良乡，崔永元崔的家庭很正规、很正统，父母对他的教育，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这些要求非常严格，直到现在，父母依然这样要求他。
崔永元主持经历
1996年，崔永元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受到欢迎。
2003年7月，崔永元开始主持《小崔说事》。
2009年，崔永元既主持，又主演了《电影传奇》，在节目中，既讲故事又演故事。
2010年，崔永元任纪录片《我的抗战》总策划。
2012年4月14日，崔永元主持了第一期《谢天谢地，你来啦》，9月28日和周立波共同主持《小崔说立波秀》。
2013年9月22日，崔永元成立个人工作室，并宣布离职央视，其后加盟河南卫视并作为《成语英雄》的节目嘉宾。
2013年12月16日，崔永元正式从央视离职，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
相信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作文吧，特别是作文中不可忽视的议论文，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文章体裁。那么大家知道优秀的议论文是怎么写的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网红的议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提到网红，大家所想的，一定是什么楚楚动人的姑娘，可是卸妆后却是个大妈；什么美味无比的食物，实则难以下咽；什么清荣峻茂的天堂，却只是门前的水沟……这些网红其实是“网骗”，其背后的原因令人不耻。
前年冬天，我们一家人在武汉游玩时路过一家名为“秃师傅”的蛋糕店，我马上回忆起这不就是爆红网络的那家蛋糕店吗？网上的主播都在吃这种蛋糕，都在说如何如何好吃。于是，我进店，买了一个“招牌”起司蛋糕，品尝后，全家骂娘。这什么吗！明明就是去了皮的超大号达利园小蛋糕吗！这样的骗人经营一定不会长久，不出所料，下一年，此店果然关门大吉。
回家后，我马上把父母手机中的抖音卸载。
有次和同学聚会，在一家网红餐厅，聒噪的口水歌，人头攒动的吧台，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悲剧般的“食品”。同学在那拍照，他们东拍拍西拍拍，我顿时明白“网红”只是一个面具，给自己戴的面具。
这个面具是什么？是商业的炒作。店家会给“网红”们好处费。人们都来吃，是一种攀比，“网红在吃，大家在吃，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也吃！”这便是人们吃“网红”食品的根本原因。因我吃，故我在；因我吃，故我红。这全是虚荣心在作怪。
出现以上情况，是人们没有正确的批判思维，“大家都说好吃，一定好吃！”“我觉得不好吃，大家一定会笑我不懂，我也得说好吃！”这样，屎一样的食物成了抢手货。这可不是嘛！燕窝好吃嘛？鱼翅好吃嘛？鹅肝好吃嘛？不用说，不好吃。人云亦云，商业炒作，以讹传讹，人云亦云，这样“网红”食品，深入生活，却毫无营养，可是，人们还在上演着以讹传讹的闹剧。没有人说出第一声“不！”这时便需要一位英雄，挺身而出，大骂“网红”，揭露他们对社会的误导作用。
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块小小的“起司蛋糕”竟引出如此大的哲学问题。
随着网络文化的日益丰富和迅猛发展，越来越多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走红网络，而“网红”一词顾名思义即为在网上走红。尽管网红现象似乎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不过网红之风盛行所带来的影响，也许更应被大家所注意。
网民形形色色的“网红”如雨后春笋般在网络上发展起来，尤其是社交网络等居多，这其中有的因个人才华而受到关注，也有的靠作秀和另类博取关注。而一些“网红乱象”则很有必要让社交平台、观众、网红个人等多方面来一起努力，做到净化这席卷网络的网红之风。
对于社交平台而言，应规范和管理好其用户在网上的公开言论和发布的内容。网络红人多在各类社交平台走红，各类社交平台在给使用网络的人们带来了更多交流的便捷和娱乐的方式的同时，也不能只注重其平台的发展，更应规范其用户在网络上的行为，对其用户加以适当、正确的引导，而不只是相互竞争。平台发展和合理规范一起做好，既顺应了平台不断发展得更好的目标，也尽到了其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从源头上减少部分网红乱象的出现。
对于网民观众而言，需客观、理性和包容的看待席卷网络的“网红之风”和其影响。作为普通的网民看客，对于网红现象没有必要全盘否定。更好的方式应该是尊重网红当中那些合理的努力方式。对于网红那些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内容以及作品，则可以给予肯定和鼓励，但对于粗制滥造而又有低俗等不良因素的网红视频和其网络衍生品，则应保持理性，抱着不随意追捧、不盲目支持的心态去对待，以免低俗的网红乱象在网民看客中相互传播。
对于网红个人而言，需注意和规范自身在网络上的言论行为及其影响。网红并非是许多人所看来的贬义词，若是能靠个人才华等合理的方式持续受到关注，那么也不失为一种通过努力而收到成果的、达到目标的体现。所以若更多的网红个人能做好这点，依靠其很好的互动性，发挥其优势，创作出更多有“营养”和有内涵的、积极健康正能量的、引人向善的内容，那那些靠取悦大众、博取注意的作秀、另类的网红乱象则会因关注渐少而逐渐减少。
面对席卷网络的网红之风中那些低俗、作秀的方面，需要社交平台、网民看客、网红个人的来一起努力加以抵制或改善，才能更好地净化这网红之风。
2018年作为网红经济爆发元年，网络红人正在创造新媒体经济的奇迹。在这些网红背后，更多被颠覆的是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未来网红将会打通全产业链，整个存在方式都会发生改变。
每一次互联网的换代都会造就一批网络红人，但仅靠犀利言辞或另类行为保持长期的热度很难，需要有持续不断的特色内容，并紧跟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化。
首先，节目的频次一般不会太低，至少是一周，甚至是每天，“最好是频次高一点，跟观众接触的概率要增加”。
其次，网红节目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主线，或者说是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有一个灵魂，“你只有这个灵魂、价值观才会吸引到跟你一样价值观的粉丝跟你对话”。
再者，还要能够持续，所谓的“持续”，不仅仅是网红本身节目的持续，更意味着其背后的商业性价值开发，即“商业变现”。
她们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分享给粉丝，就像跟朋友分享一样。这也是网红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的基础。粉丝们在网红的生活里找到了自己向往的影子，并且觉得这比明星更真实。
一些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人，希望披着“网红”的外衣混入商圈、娱乐圈。随着这种现象增多，“网红”越来越不是草根红人的闪亮标签，而演变成为一个充满贬义的头衔。在看待“网红”时代的到来，我们要更加理性和客观的去看待。
“网红”现象呈现井喷状态，由于公众的求乐猎奇心理、各方的逐利欲望都似脱缰野马、肆无忌惮地在网络平台中竞技，才受到了大众的热捧。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网络红人”以其极具创造性的造型或行为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拓宽了人们在日益紧张的社会竞争中的展示或宣泄途径；与此同时，一些正面的网络红人在不同领域为公众树立榜样，成为新时期的“英雄人物”传播着正能量，其草根性和亲切感使其较传统人物有更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网络红人”反传统的张扬和表演，扭曲了公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令人担忧；再者，其爆红后的巨大利益回报，助长了社会上的急功近利、不劳而获思想，对我国传统的文化标准带来巨大冲击；最后，在毫无规范约束下的“人肉搜索”、“被爆红”等行为，更是对隐私权的践踏。“网络红人”现象的双面性，既提醒我们要区别对待其发展，又敲响了规范网络文化的紧急号。
对互联网的信息的管理亟需加强，这也是任重道远的。第一，政府要加强正面引导，加强管理。政府要对信息的发布严格“把关”，建立一个清洁的网络信息环境；第二，媒体一定要找到自身对社会担负的责任。媒体要通过宣讲、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带来的滞后性不能满足快节奏下的信息需求，互动交流的缺失；第三，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要为脱缰的“网红”加上一把枷锁。例如，针对网络直播中的一些低俗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在通知中规定了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业务，必须使得这些三俗内容的网络信息做到有法可依，坚决抵制。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仿佛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为了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一个新的职业——网红诞生了。
网红指的就是在网络上走红的人，他们靠发视频、在网络上与网友互动来博取关注度，以此来赚钱。不少人觉得网红这一个职业十分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觉得网红可以轻轻松松月入百万，可以随便拍拍视频就出名，如果是这么想的，那他们的眼界就真的像井底之蛙一般狭隘。他们所看到的只有网红们光辉的外表，孰不知他们走过的路上都踏满了汗与泪的脚印。
为何有这么多人盲目地扑向网红这一条路呢？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做网红的潜质，而是因为他们无知。那些网红凭什么可以月入百万？凭什么可以有百万关注度？凭什么可以靠拍视频来养活自己？因为他们够努力。有多少网红为了留住粉丝，不惜牺牲大量的时间找素材，到处奔波拍视频，他们看似简单的一个视频，有时却可能会耗费他们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更多。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辛苦，只是他们身上的光芒太耀眼，我们选择性的忽略其弊，只见其利。就像2018年11月的两个小女孩一样，她们想当明星，所以留下了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后，就一起离家出走去“追寻梦想”了，然而最后她们两个竟然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而无法买火车票，导致“明星之路”以失败告终。两个小女孩的无知让她们心中充满了对网红的向往，结果呢？她们连买票的能力都没有，谈何成为网红和明星呢？无知会引导着人们向错误的深渊一步步走去，最后悬崖勒马都来不及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职业的选择亦是如此。在生活中我们有许多道路可以通向成功，但有一些天真的人还是争先恐后地扑向了一条名叫“网红”的道路。那条路迷雾缭绕，看不清方向，但可以看见远处有一座山头上堆满了黄金，那些成功的网红就站在上面，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吸引着那些人往这座山扑去，然而扑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荆棘遍布，险象环生。而侥幸心理便是这些人盲目跟风的“倚仗”：只要通一下宵就可以做出好视频了，只要出一下丑就可以博取到关注度了，只要我肯做网红就肯定可以轻轻松松月入百万，只要……有太多太多的“只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太多太多的人抱着侥幸的心态认为可以随便成功，最后还不是都被现实还以当头一棒。一味追求成果，而不想付出；一味追求成名，而不看过程，这些人最后只会如同社会废渣，被倒入名叫“失败者”的垃圾桶。
没有什么低付出高回报，没有什么网红赚钱易成名快，都不过是幻象的浮云罢了。网红的确是一条可以通向成功的道路，但它一定不是一条捷径。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所以不要盲目跟风，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网红，并不简单。
要理解为什么网红崛起，代表了市场的互联网大变革，就要理解商业未来最重要和根本的趋势：从B2C到C2B。消费者成为一切商业行为的起点，他们要求个性化、实时关注、随时消费……毫无疑问，C2B的变化将推动市场的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及其带动的改变将会是多么“根本性”？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即可找到答案。现代工业经济体系，除了大家熟悉的流水线大生产之外，大品牌、大流通等都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组件，配合联动。
工业时代第一个成功的品牌是宝洁的象牙香皂（Ivory Soap），它打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广告，时为1879年。广告和品牌之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出现，是基于铁路网的大流通，使全国性市场成为可能。而全国市场一旦建立，销售规模呈几何级数放大，非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不能满足。全国性市场的另一面，是对大品牌的需求。因为商品要超出一个地方性的销售区域，传统的信用背书鞭长莫及，品牌就变得很重要。接着，品牌催生了媒体和广告紧密结合的商业模式，这在当时是跨时代的创新：媒体通过内容获得海量用户，再通过广告，获取收入。品牌商通过媒体做广告，再通过渠道销售商品，这是工业时代基本的商业范式。传统市场是从B出发，从厂家出发去推一个事先想好的品牌形象，如寻找气质与品牌相契合的明星代言。一条10秒钟的广告，有明确的信息传递，通过反复沟通，媒体高强度覆盖，在消费者脑中形成品牌认知。
简单总结一下，市场，是工业时代最大的商业创造之一，也是最基本的骨干，与媒体、渠道、生产紧密咬合，形成了B2C的基本范式。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市场这一骨，B2C渐变为C2B，将带动如何规模的商业巨变？
网红崛起，品牌运营模式和市场已从根本被改变。网红的典型运营方式，是以C为核心构建社群认同。在社区中，B、C不再割裂，而是融合为一个共同体，服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网红本人，则是社区价值观的人格化表现。
同时，网红又利用互联网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低成本、全方位、立体、及时地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以及背后想要表现的价值体系。视频、微博、直播平台……生活中各方面的分享，都是用低成本、高科技的方法，更丰富地构建一个社区，让目标人群产生认同。
社区本身并不凝固。网红和粉丝的互动不能停顿，也不能有过重的表演痕迹。互动，是网红、粉丝之间不停进行的双向选择——在价值，远非区区价格层面双向确认。
这是比传统品牌效率高得多的一种品牌建立方式，也是效率高得多的B—C互动的方式。它建立在互联网大发展的基础上。万物互联，互动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成本越来越低，时效性越来越高。所以，网红是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出来的native citizen。没有移动互联网，就没有她们诞生的可能。
网红的进一步演化，不仅仅会从根本上摧毁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也将摧毁传统的品牌广告模式。所以，在网红经济下，大家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对明星代言商品的冲击。因为一方面，网红产生的门槛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明星代言的商业价值，又快速转移到了网红所营造的社区。这是一个双重打击。
有人说，“所有网红的归宿都是开网店”。近年来以“反转基因斗士”的身份出现在大家视野之中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应验了这句话，也把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崔永元名下电商所出售产品被指价格高、检验标准低等，其在个人微博上对于相关争议予以驳斥，并称“再吵吵，还涨价，说到做到”。
只要交易公平守法，市场行为上没有程序瑕疵，崔永元的网店商品卖什么价格，这是无须质疑的事。但是耍名人性子、用赌气的态度对待消费者，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商人的做派。
有些人成为网红则是被动的，本不想在网友视线中刷存在感，却因自己的行为举止变成“红不让”。5月22日，新华网官方微博发了一段视频，并写道：“老人在高铁上嗑瓜子，被保洁员劝阻后，当场起身，将瓜子扔向几乎整节车厢”。网友纷纷站出来抨击，希望老人们能够自尊自爱，带头讲文明、不逾矩，给年轻人做好榜样。对于继续“倚老卖老”的“为老不尊”者，应该让他们在道德、法律的规制下，有所敬畏、有所畏惧。
生活里的公序良俗，在网络空间里往往呈现出多元解读。5月24日，演员黄小蕾在微博上控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游乐项目“七个小矮人”的工作人员反复刁难自己身高符合标准的孩子，不让其游玩该项目。随后，一名疑似上海迪士尼乐园工作人员的网友发文回击，并解释当天是黄小蕾对工作人员辱骂不停，还动手推搡。双方各执一词，事件原貌一时难以看清。但不难发现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权利与安全之争，或许还有利益之争。
网红现象背后往往代表着注意力经济，而有些“网红”（新闻主角）如果能够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则是善莫大焉：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3岁女孩命丧高速，这种夺命扣千万不要用”，呼吁“安全带插扣应当下架”。原来事故发生时女司机没有系安全带，车辆正副驾驶座的安全带卡扣上，都插着安全带插扣。安全带插扣一时成为热搜词汇。
据记者调查发现，就是这种潜藏巨大危险的安全带插扣，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销售，并未发现有任何干预和制约。网友纷纷呼吁，有关部门不应对此视而不见，而要在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上有所作为。
有红自然有黑。近年来，随着网红文化的不断发展，受雇网上诋毁辱骂他人的黑粉这一群体也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此营利的团队。这些人被称为职业黑粉，也被普通粉丝简称为黑子或职黑。职业“黑粉”也因此被网友指斥为，“这才是真正的脑残粉”，“污染社会风气”。在人品的指斥抨击之外，这种网络生态也亟须对应的法律、规则等来廓清，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不清晰，也会导致更多人行动的变形。
“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
因此，“网络红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如今的文化圈，特别是大众文化圈，已经不再单纯。电影、电视、文学、音乐、传统艺术，这些领域中再精彩的节目也不可能如十几二十年前的“前辈”一样，几成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平民狂欢造就的网络红人更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喧嚣的泡沫”。这是多元的时代使然，并非人力可以扭转。在这片繁花似锦中，有人看厌了中伤和争吵而倍感失望，也有人因为有数不清的自由选择而如鱼得水。那么，网络红人和传统名人有什么不同，归根到底只是成名的平台不同。
网络红人分成三代：
一、文字时代的网络红人；
二、图文时代的网络红人；
三、宽频时代的网络红人。
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1年十大流行语当中，“网红”一词赫然在列。有人说，这是一个“红生万物”的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红人，出现“网红”产业，兴起“网红”经济。很多青少年，甚至竟将“网红”定位为将来最期望的职业。
目前大量“网红”让人感觉品位低劣，且有很多抖机灵、爆粗口等粗鄙表现，所以一说到“网红”，大众最容易想起来的就是那种经常在微博上活跃，想起假脸，想起卖假货，想起无休止地互相谩骂互相揭短的一批网络红人。可见，在中国，这一行业早已被破坏。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红”跟大多数公众人物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无数关注，他们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大众带来的影响。更何况，“网红”的大部分粉丝都可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不良的示范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也有不少“网红”是凭专业精神、生活智慧来获得公众关注，向大众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管是此前的中学教师教学视频被追捧，还是横空出世的阿尔法围棋，甚至是作为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的霍金，只用了3天时间就成为一个“超级网红”，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积极网红”的因子。他们增加了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了解，增加了对个人奋斗精神的激励，这些人也为互联网世界增添了更多的积极因素。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红”在资本和利益相关者的热炒之下成为了风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下的各种“网红”乱象，监管要管、平台要治；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应该理智看待网红现象，不要盲目追风，不能忘记本质；而“网红”们更当自重自强，当“网红”不能放弃底线，应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网红”才会红得长久、红得有价值。
总之，“网红”是个新生事物，社交媒体兴起也没多长时间，它能够成为什么样，首先取决于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样。也不要简单抱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肤浅，而要多想想它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肤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