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器以司母戊大鼎最为有名，器型大气，装饰繁复，是青铜器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殷商社会信鬼神，占卜风靡的神秘之气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