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意义
甲骨文引导炎黄子孙走上使图形记号表示意义而不约束其读音的文字发展历程。这既造就了绵绵数千年统一的文化意识，也导致汉民族语言扩张乏力。语言对象的丰富和对语言对象的认识深化，迫使象形规则产生更多字和升华象形规则（会意），迫使编撰字书词典成为标示字词含意、约束字词歧义的方法，迫使炎黄学校成为学习字读音的场所（对照的是，基于字母原则文字史真实可以正本清源文化与传统。记载了商王室的历史活动的甲骨是商时期学校用具。)甲骨文字打开了观察 3000 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窗户。 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 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文发现的划时代意义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994年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发起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现特找来这篇文章介绍该会概况。
殷墟甲骨文自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后，至今已经95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河南省安阳市旅游局共同发起，安阳市殷墟博物苑、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书法协会、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所、安阳市甲骨文摹刻研究所承办的“’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于1994年10月16日至19日在古都安阳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的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5篇。
本次纪念会围绕甲骨文发现的划时代意义、甲骨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甲骨学和殷商史、考古学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讨论，下面对此做一简要概述。
杨升南研究员在其《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一文中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古史和古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古文明研究的新时代。主要表现在：1．确定了商朝历史是我国的信史，推动了夏商周三代的研究。2．促进了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3．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增加了古文献的可信度。4．推动了古文字学的发展。5．推动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发展。王宇信研究员的《殷墟科学发掘把金石学研究纳入了考古学的轨道》认为，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的殷墟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并使旧式的甲骨学研究和传统的金石学从此结束并走上了与考古学相结合的道路。董作宾先生利用地层关系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郭沫若同志运用考古学知识对铜器的断代研究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王家俊和郭胜强副教授的《殷墟甲骨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甲骨文在中国文字史上的地位，甲骨文对后世书法、契刻艺术以及后世文学艺术和典章制度影响的分析，认为殷人实是中国文明的奠基者，商代的殷墟文化是一个灿烂的文化，殷墟所在地安阳是一部完整的东方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实物教材。常耀华副研究员在其《子组卜辞的研究及其材料》一文中，把甲骨文中的子组卜辞研究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并以字体为分类的基本标准对子组卜辞的概念、范畴重新给予了界定，同时还将全部材料编成来源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子组卜辞提供了便利条件。范毓周教授的《甲骨文所见商代彗星记事考辨》以其在甲骨文中发现的有关彗星记事的卜辞为据，论证其为商代比较可信的彗星记事刻辞，并认为这些刻辞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记录，比古代巴比伦的彗星记录约早5～6个世纪。郑慧生副教授的《谥法产生于商代周祭祀谱说》一文认为，商人以日干名先祖，为了避开重复，商王日干名前加上一些区别字如大、中、小等。自武丁王以来，大、中、小三类的区别字已经用尽，由于周祭排祀谱的需要，当时的人用先王一生的重要事迹作为区别字。如武丁善武，文丁善文，康丁之世太康。这些以一生事迹为区别字的祭名，就是后世谥法的正式开始。孟祥鲁教授的《甲骨刻辞有韵文说》以及杜爱英讲师的《补证》都认为甲骨刻辞颇多韵文作品，《合》14295片甲骨刻辞就是殷王于元旦元辰举行祈祷盛典的纪实。作者还根据这些刻辞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文章对汉字的形成、陶器刻文有韵文等问题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宋新潮副研究员在《殷墟文化中北方民族文化因素》一文中，就殷墟出土的铜镜与北方地区出土的铜镜进行了比较，认为殷墟铜镜从铸造工艺上看与同时期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相比显得粗糙，纹饰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但与商文化范围以外的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陕北、辽西等地所发现的古镜在形式和纹饰风格上非常近似或完全相同，由此推测中国铜镜最初的发明和使用者乃甘青地区的古代民族，其后在甘青地区以及与其自然环境相同的长城一线地区流行，商代晚期由于商王朝与北部和西北边陲的古代民族密切往来和接触，铜镜随之传入中原地区。杨锡璋和刘一曼研究员的《八十年代以来殷墟发现的主要收获》一文，重点介绍了80年代以来对殷墟面积、范围和全局的再认识，宫殿区防卫濠的勘探，小屯东北宫殿遗址的发掘，西北冈、后冈大墓的发掘，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郭家庄M160墓的发掘以及新发现的车马坑等考古新成果，为了解和更深入研究殷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申斌教授的《隐伏基址和墓葬的地震勘查》一文，运用浅层地震勘查方法原理，即折射波和反射波返回地面的时间、接收点以及震源的距离关系所作出的时距曲线来确定覆盖的厚度，基址、遗址、墓葬的分布和产状要素及构造形态。作者还专门在殷墟博物苑门前古宫殿基址上面做了两条浅层地震探测剖面的实验，推断的夯土基址空间分布情况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证明浅层地震测法所探测的资料是可以满足考古工作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