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差异与文化差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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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不同，操不同语言的人在交谈时，常常发生下列情况：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即使语言准确无误，也会产生误会。对于不同的人们，同一个词或同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时，由于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可以使听者发笑，甚至捧腹大笑；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可以使对方不快或气愤；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演讲的人经常发现听众对他讲的某个笑话毫无反应，面无表情，鸦雀无声；然而，在国内，同一个笑话会使听众笑得前仰后合。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文化是形形色色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别。互相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常常遇到困难。
学习一种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择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要懂得他们的“心灵之语言”，即了解他们社会的文化。实际上，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这里我们粗略探讨一下英语国家的人（或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以美国人为代表）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我们只围绕语言交际这一方面进行考察。至于其他，如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举止行为、饮食习性等等与语言交际无关的差异，则不赘述。即使在语言交际范围内，我们也只能探讨一些最常见的差别。
比如，“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意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且中学教师也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有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和欧洲，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而不包括普通大学生，所以这个词所指的人范围要小得多。此外，还有其他区别。在美国intellectual并不总是褒义词，有时用于贬义，如同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叫“臭老九”一样。
这个例子说明，切不可以为双语词典上的注释都是词义完全对应的同义词，不要以为在不同的语言中总能找到对应词来表示同一事物。
一般而言英语词和汉语词的语义差别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一种语言里有些词在另一语言里没有对应词。
2．在两种语言里，某些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实指的是两回事。
3．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里只有一两种表达方式，而在另一语言里则有多种表达方式，即在另一种语言里，这种事物或概念有更细微的区别。
4．某些词的基本意义大致相同，但派生意义的区别可能很大。
（一） 汉语和英语中有些没有对应词的例子
汉语中有个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三伏”和“三九”在英语里是什么呢？一个年轻翻泽对几个加拿大人说 three fu和 three nine。听的人当然莫名其妙。他只要说 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 days； 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coldest weather就可以了。
一个中国青年到附近游泳池去游泳，一会儿就回来了。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国人和一个外国朋友都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游泳池里人太多，水太脏，早该换了。简直象芝麻酱煮饺子。”这个比喻很别致，很生动，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国朋友笑了，而那个外国人既没有吃过“芝麻酱”也没有见过“煮饺子”，丝毫不觉得这个比喻幽默，难怪他显出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西方人形容某地人多、拥挤不堪，常说 It was papked like sardines（塞得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这种比喻有些中国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赏其妙处，因为见过打开的沙丁鱼罐头的人很少，看到过一个又小又扁的罐头盒里，紧紧塞满整整齐齐的几排手指头长的沙丁鱼的人是不多的。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种文化中有，在另一种文化中则没有。
例如，汉语中“干部”这个词译成英语时往往用cadre。但是英语中的 cadre与汉语中的“干部”不同。而且 cadre不是常用词，许多讲英语的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即使认识它的人，在说到它时，发音也不一样——有三四种读法。因此有人建议用official（官员；行政人员；高级职员人functionary（机关工作人员；官员），administrator（行政官员）等代替cadre，但这些词没有一个与汉语中的“干部”完全相同。
同样，汉语中没有表达 cowboy 和hippie（或hippy）的意思的对应词。这两个词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cowboy与美国早期开发西部地区有关，关于他们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在汉语中译为“牧童”或“牛仔”，反映不出这些意义。汉语中把 hippie音译成“希比士”或“希比派” 也没反映出60年代那些中国人觉得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的特点。译成“嬉皮士”可能稍好一些，不过这个词也会造成误解，因为那批青年并不都是“嬉皮笑脸”的人，其中有不少人对待社会问题很严肃，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情绪，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往往蓄长发，身穿奇装异服，甚至行为颓废，染上吸毒恶习，等等。这就要在词典上或译文中加解释性说明了。
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用语中也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例如汉语中的“斗争会”这个词可以译成 struggle meeting，但这种译法说明不了这种会的内容。反过来，美国的revival meeting是什么样的活动，中国人很难猜测，除非亲自到现场看过这种宗教气氛极浓、歇斯底里般的信仰复兴集会。同样，中国人对bingo party和 bingo game往往一无所知，有些词典中bingo的汉语注释是：“一种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新英汉词典》），“排五点一种赌博性游戏」”（《英华大辞典》），读者查到此词仍然不得要领。
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也有类似现象。多数英美人从来投有睡过中国的“炕”（kang,a heatable bricked),没有吃过“冰糖葫芦”，（candied haws on a stick），也没有用过中国的“秤”（steelyard）。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住过美国的 motel（专为开汽车的游客开设的、有停车场的旅馆），没有吃过 hamburger（牛肉饼；汉堡牛排；汉堡包），也不需要在上班时由time clock，（出勤记录钟）证明他们是否按时上班。类似这样的英语词在汉语中都找不到对应词，连词义相近的词也没有，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概念。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无需在此多说。
一在表示自然现象的语言中，汉语中“节气”的概念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应当指出，把“节气”译成 solar terms，大部分西方人仍然不懂。）如一部常用的现代《汉英词典》中，把“雨水”译成 Rain Water（2nd Solar Term），把“惊蛰”译成 Waking of Insects （3rd Solar Term），把“清明”译成，Pure and Brightness（5th Solar Term）。这些名称不另加解释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些“节气”的名称在英语中确实有对应词：春分=Spring Equinox；夏至=Summer Solstice；秋分=Autumnal Equinox；冬至=Winter Solstice。
在表示自然力和宇宙方面，汉语里有些传统的古老的词，如“阴”“阳”，在英语里没有对应词，《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对“阴”和“阳”的解释是：“按道教的宇宙观，‘阴’和‘阳’是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的本质产生了宇宙，保持宇宙和谐。‘阴’表示黑暗、雌性、消极的。‘阳’表示光明、雄性、积极的。”
“阴”和“阳”的概念作为中医治疗基本原理的一部分已沿用了许多世纪，然而，这些原理却很难对西方人讲清楚。中医理论里所说的“寒”、“上火”等概念，也很难用英语词表达，只能做些解释。如“上火”，就说是“内热过多”，然后再描写一下症状。在《汉英词典》中“阴”、“阳”两词只好分别注释为：（in Chinese philosophy, medicine，etc．） yin, the feminine or negative principle in nature；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 与《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一致，但西方人还是不易明白。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差别之大。造成这些差别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由于环境和传统有所不同，或是由于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水平有差异，或是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一样，等等。
（二） 有些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但它们又不是完全同义的
有些懂一点英语的中国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用lover一词，外国人对此颇为惊讶（因为lover表示信夫或情妇的意思）。外国人不理解，一向在这类问题上谨慎小心的中国人，为何公开声明自己有 lover呢？应该记住，相当于汉语中“爱人”这个词的英语词就是：husband（丈夫）或wife（妻子）；frience(未婚夫)或fiancee（未婚妻）。
美国总统的夫人和州长的夫人常称为First Lady，有时译作“第一夫人”，但一些中国人看到“第一夫人”字样会发生误解，以为既然有“第一夫人”就有“第二夫人”甚至有“第三夫人”、“第四夫人”等，从而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白宫的主人居然搞了好几个老婆！”
中国人问别人的“籍贯”时，可能指place of birth或where a person is from（本人的出生地或来自某地），也往往指where a person’s parents or ancestors came from originally（父母或祖先来自何地）。有时候两个地方是相同的，但也常常不同。在英语中没有与“籍贯”对应的词。Place of birth 只表示本人出生的地方，与祖先的任何情况无关。这种差别有时会造成混乱，填写身份证、个人履历表、护照等时尤其如此。
下面再举一些英汉两种语言中“貌合神主”的词语的例子。
1. 指“处所”、“机构”等的词语：
high school ≠高等学校 high school 是美国的中学。英国的中学叫 secondary school,
service station≠服务站 service station 是给汽车加油及进行简单维修的地方。
Rest room ≠休息室 在美国英语中，rest room 是剧院、大商店或大建筑物中的一间房子，里面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这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汉语中的“休息室”应译为英语中的lounge 或 lobby。
2、指“人”的词语：
busboy ≠ 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或司机 busboy 与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在餐馆中收拾的碗碟，擦桌子的杂工。（美国英语）
goldbrick ≠ 金锭 goldbrick 不是用以称赞人的词，它是美国英语中的俚语，指逃避工作的人，尤其是爱偷懒的士兵、懒汉。
大忙人≠ busybody 英语的busybody相当于汉语的“爱管闲事的人”。汉语中为“大忙人”可译为 a very busy person，也可以直接说： He／She is always busy． He／She is always busy with something．
从词的组成看，人们会认为 goldbrick和 busybody是褒义词，其实都是贬义词。
指“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等的词语：
political campaign≠政治运动 political campaign指英美政府职务的候选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争取选票而组织的活动，即竟选活动。
改善生活≠improve one’s standard of living 在英语中improve one’s standard of living表示“提高生活水平”的意思，而汉语中的“改善生活”则不然；《人民日报》一则新闻中说：“我的邻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隔三差五，到街头饭馆改善一次生活。但每次都是去一家私人饭馆。她说，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这家小饭馆服务态度好，总听到一声‘里边请’。”按中国的习惯用法，“改善生活”在一般情况下指吃一顿或几顿比常吃的伙食较好的饭菜等。
3、成语，谚语，常用语法：
令人发指≠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前者用于看到或听到某种暴行等而十分“气愤”的场合，后者用于看到或听到某种可怕的事物而十分“害怕”的场合，相当于“令人毛骨惊然。”例如：The sight made his hair stand on end —he thought it was his dead brother's ghost.（ 这个景象使他毛骨谏然，他以为这是他哥哥[或弟弟]的鬼魂出现了．）英语中有 to bristle with anger一语，表示“气得毛发竖起来”，但多用于动物，不用干人，除非用作比喻。
自食其言≠to eat one’s own words 前者指说了话不算数，答应了的事不去做。后者指收回自己说的话，一般多用于强迫别人收回所说的话，使他丢脸。例如：He told everyone he was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his article would be published by the Times，but when the letter of rejection came， he had to eat his own words.(他逢人就说《泰晤士报》必将发表他的文章。退稿之后，他只好收回自己的话。）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被踢出去 前者是非常道地的英语成语，多用于口语，意思是“欣赏…或从…中得到极大愉快”。如：I go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those kids perform; their play made me realize how strange and funny we grown－ups must seem to them．（我非常欣赏孩子们的表演。他们演的戏使我意识到。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成人多么古怪和可笑。）这与“踢”这一动作本身毫无关系。
To blow one's own horn (or trumpet) ≠各吹各的号 前者是个成语，表示“自吹自擂”，一般用来形容某人炫耀自己的成就、技能、智力等。很象汉语中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如： If he’s so successful，why does he have to keep blowing his own trumpet？（既然他干得很出色，干吗要整天自我吹嘘呢？）汉语中的“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号”则表示两个或几个人各于各的事或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能协调一致，与英语中的 each doing his own thing相近。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对“语言教育”的定义，“语言教育”泛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语言作为识别文化归属，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标志，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语言教育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语言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从国家语言资源安全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语言教育的相关研究。针对国内外语言教育研究现状的讨论，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
【关键词】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资源
1 简要介绍
语言作为识别文化归属，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标志，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然而在多民族、多语言地区语言在使用时就天然的分为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我国，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使用人群，早已成为各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窄，较汉语而言是弱势语言，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时必须要考虑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问题。作为跨民族的经济技术交际工具，选择何种语言教育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民族语言民主和民族语言平等是一对矛盾，在处理复杂语言关系的过程中，语言问题集中表现在语言教育上。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国同样面临如何发展语言教育的问题。
2 研究现状综述
2.1 语言教育概念及相关定义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对“语言教育”的定义，“语言教育”泛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我们一般讨论的语言教育就是采用母语对青少年进行语言教育的问题，有关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问题本文暂时不予讨论。《现代汉语词典》对母语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李宇明先生指出母语这一概念属于民族领域，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反映了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3]，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认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信息畅通，促进国家认同，是国家安全之必须，语言教育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国家安全的责任。
2.2 国外研究
国外有关语言教育的研究大多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其中针对教育政策的制定，1988年洛恩・拉福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语言教学及语言规划》中提到语言平等是语言规范化的终极目标，然而一般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考虑语言教学的实际情况。大多数人夸大了教育部的作用，将学校系统尤其是语言教学作为贯彻语言政策的手段。洛恩举了西非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来说明语言政策的推行不能单纯依靠学校系统，由于缺乏统一的国语教材、国语师资和标准化的语言，使得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成为了一次“壮丽”的惨败。然而有少数自发的语言推广却获得了成功，这与社区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洛恩指出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要考虑社会对语言的需要，学校系统是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要完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准备、教师进修计划，为语言教学做好准备。[2]
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2]强调语言作为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少数民族应当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并详细举出了为享有教育中语言权利而斗争的实例。为了支持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权利，出现了一种语言生态学的观点。许多语言生态学家认为目前许多世界的语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生物界或生态界的物种濒危和灭绝的过程很相似，更确切地说，比动物和植物所面临的灭绝威胁更严峻。如果人们不给予这一语言损失过程足够的重视、不及时对其加以制止的话，语言生态学家认为世界语言基因库将会与这些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知识一起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显示，生活在简单文化里的居民不得不同化到复杂的文明中来，这种情况下，使用母语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比直接进行长跳式的第二语言教育要更为有效，小语群地区的人们在接受母语教育后的两三年，应当学习完整的标准的国语以便于和族群以外的人进行交流，并学习新的知识技术。这份整理的报告中，介绍了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适合使用本地语，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本地语。这份报告为语言规划提供了详尽的参考，从教育语言的选择到学习目标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指出了了语言规划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为联合文教科组织提出了改善语言教育行动的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语言不仅仅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还是民族认同的标志。针对语言政策与文化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语言学家从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于语言、文化及民族身份认同的挑战和机遇。另外，在《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中洛恩提出语言政策真正的推动力不在于法律或规定，而在于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及民族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加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语言政策才能真正得到推广，而语言政策的推广也会进一步加强民族的认同感。
综合国外语言教育及政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研究的重点是尊重语言平等，保护语言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多数学者将语言教育与国家政治、民族团结联系在一起，忽略了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2.3 国内研究
关于我国的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多围绕以汉语为母语的第一语言教学、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少数民族对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双语教学以及外语教学而进行的研究。国内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宏观方面――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微观方面――基于言语实践的语言教育。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这一部分的研究者认识到，语言教育不仅仅只是教育系统的责任，语言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语言教育的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更为复杂，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必须要考虑将语言教育提升到一定地位，把控国家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曹迪认为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密不可分，指导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语言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应是以提升国家语言文化软权力为核心;以对外维护国家语言文化主权、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促进语言文化传播，对内提升民族语言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为战略目标;我国当前的语言教育政策未能充分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原因在于政策存在目标迷失、政策价值取向偏差、政策系统内部缺乏相互协调机制所致。[6]
孙渝红主要剖析了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从国家战略角度看语言政策的制定，无论从文化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来看美国语言教育都在灌输一种“盎克鲁新教文化”和所谓的语言语言民族主义，通过对比现阶段中国与美国语言教育的特点，反思我国语言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科学规划民族语言教育、拯救濒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从国家战略高度科学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最后加强语言教育国际化发展，打造有特色的语言文化。[5]同样提出语言教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还有陈汝东，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语言教育发展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说起，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战略发展，应当将语言教育上升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来看待，加强公民公共话语的培育，改善我国公共语言生态环境;同时给我国语言教育提出了建议：重新筹划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比重匹配，从教学内容、方法、建制等各方面改革;加强国家媒体话语能力的培养;最后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传播能力。[8]周殿生在《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一文中将我国的语言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别是主体民族母语教育、非主体民族母语教育、双语教育、国民外语教育、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向外推广教育、普通话普及与少数民族标准音和正字法的推广、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这七大类;周殿生同样指出应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但不同的语言教育内容应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发挥其对国民素质提高和国家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部分学者强调语言教育的地位，明确指出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相关，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提出了针对我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建议，但这些发展建议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缺乏专门机构来管理地方使用语言和科学的准备教学材料。
综合上述文献，我国双语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问题，学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关注不够，双语教育模式比较单一，外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可选择的语种较少，难以满足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针对语言教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和师资培训方面，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讨论一直持续，部分学者看到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但过分打压外语教育也是不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的。目前我国多与地区采用的双语模式已基本固定，如何提高双语教育水平，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维护国家话语权和文化利益是语言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我国边境地区，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语言状况复杂，需要实地考察语言环境，这方面的语言调查研究不足，使得这些地区的语言教育研究进程受到影响。
3 结语
母语教育的成功应有相应语言规划政策的支持，最后笔者就文中提到的讨论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正视语言资源的重要性，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来对待。
2)民族语言教育应当向国家主体教育侧重，但要注意保留一定的多元文化教育。
3)母语教育对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既是教学工具又是目的语言;对非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母语在学习初期要作为辅助通用语言学习的工具，同时注意不能忽视母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教育系统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积极反馈语言教育成果与问题。
4)实现母语教育和通用语言教育的措施有所区别，要结合实际语言环境和人民需求来安排。
5)母语权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人权观念，但我们不能要求绝对的语言民主，民主需要秩序来保证，过分的语言民主会破坏语言生态环境的秩序，导致社会和国家的混乱。
6)母语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根基，我们要把握国家话语权，舆论引导受教育者热爱母语。深化母语教学理论，处理好母语教学与其他教学的关系。
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条件和环境下，我国的语言教育需要寻求符合本国特点的有效模式，一方面要维护好不同语言民族的语言权利，一方面要遵从国家的发展的战略。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我国的语言教育现状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人民的配合。
【参考文献】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2]周庆生，等.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归化进程[M].
[3]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48-58+3.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9-14.
[5]孙渝红.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D].西南大学，2009.
[6]曹迪.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7]陈汝东.我国语言教育的国家战略意义及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97-203.
[8]周殿生.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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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