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征求老师同意才可以。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都可以写，但是前提是你要征得老师的同意才行，不然写了也白写，当代文学的比较容易写，资料比较好找，有很多小说都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了。
语言文学专业学术论文写作导引-吴怀仁.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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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语言文学专业学术论文写作导引》在论述了语言文学专业学术论文写作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对语言文学专业的分支学科如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语文教学论等学科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与技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学习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系统而实在的指导，以使通过训练将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力。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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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te L. Tura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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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Science is a much-needed guide to succeeding in modern science. Its insights and strategies will equip science students, scientists, and professional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ields with the tools neede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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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ology
作者: Bora Pa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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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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