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课堂教学要追求浑厚的教学气象，浑厚的气象是教学基础的“工具性”和教学思想情感价值的“人文性”的整化。而丰厚的教学内容，丰沛的教学情感，独到而新颖的教学解读，适度的旁逸斜出，生命互动的课堂氛围是浑厚教学气象的要素。
关键词 杜甫《登高 》 浑厚 工具人文整化 教学气象
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的互动，所以不应有什么固定的所谓“模式”。老师自己通过对文本的生命体验，唤起学生生命情感的涌动，进而走入文本的境界，从而达成理解、感悟、创造的目标；同样学生通过对文本的生命体验，诱发老师的体验，这样便会呈现出充满活力的课堂生命互动的景观。而一堂课内容的厚薄、感悟的丰寡、格调的高低、张力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浑厚还是寡淡的课堂气象。
杜甫的《登高》一诗，是杜甫去世的前三年在四川夔州所作。这是一首“境界高远、气势雄浑、语言精练、意蕴深广、极具沉郁顿挫”，用一生的血泪铸就、垂范千古的艺术经典。教学的实践使我深知，越是经典的作品越是对老师思想、学识、功底、眼界、能力的考验。对经典作品的教学如果不能做到“入乎其内”,就会浅而无味；如果不能做到“出乎其外”，就会虚而不实。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心藏万汇，才能吐纳自如；浑博深刻，才能创出境界。而经典的解读最怕浅，最忌虚。
对此诗的教学，我力求浑厚、力求展现语文课堂教学的大气象。
一、 文化性导入。
导语如下：阅读杜甫的诗《登高》——此诗是杜甫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的九九重阳节带病“登高”时所写——我便想到他在23岁所写的《望岳》一诗及诗中所吟出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那首诗表达了杜甫年轻时建功立业、立志攀登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想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悲怆的人生情怀；想到了李白“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恢弘和壮阔，体会到李白那“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健笔力；想到了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地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所展现出的辽远、峥嵘的情韵。古人“登高必赋”，登高赋诗是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登高过程的艰难、等上高处的旷茫和寂寥往往更能使诗人产生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怀想，也就容易产生诗情。细细揣摩登高之诗的内容或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热爱自然的豪情；或抒发人生感悟、历史沧桑，揭示宇宙的哲理；或抒发个人的悲抑、哀怨。我们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中、从王之唤的《登鹳雀楼》中、从柳宗元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中便能体会出这种感情。它不象在河边、江头“执手相看泪眼”的缠绵，没有“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旖旎。登高往往表现的是一种昂扬、激烈、悲抑的人生状态，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渴望（登）和旷茫无边（高）背景下的大豪情、大悲愁。总之，绘壮景、写豪情、感沧桑是大多优秀“ 登高”诗的常态。
感受下列“登高”诗，你喜欢哪一首，或喜欢哪一首中的哪一句，并说明理由：
王之焕的《登鹳雀楼》、李白的《金陵凤凰台》、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杜甫的《登岳阳楼》、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这些诗都属于“登高”诗的范畴，对她们的阅读，目的是让学生感受“登高赋诗”的文化现象，并通过阅读有所感悟。为杜甫《登高》诗的解读展示广阔的背景和参悟对象。所以不求深和透。
二、 大背景展示。
对于一篇作品要不要展示如何展示作品的背景，有以下因素来决定。第一背景对作品的理解影响的程度，第二学生对作品的背景了解的情况。对于杜甫学生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于这篇诗及背景又是较为生疏的，而要较有深度地理解这首诗，又不是靠作者写诗时的背景所能完成的，因这是杜甫晚年的作品，它所表达的情感是作者一生经历的凝缩，如果仅仅把当时的情况介绍给学生，他们不可能感受到“意蕴”的“深广”，不可能感悟到“境界”的“高远”，不可能理解杜甫为什么遭罹许许多多的磨难还有如此深厚的对人、对自然的情怀。对于这篇作品，不仅需要展示其背景，而且需要卷轴式的展示，当然它不是平面的，而应选好节点，定好枢纽。这种背景是诗歌有机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登高》不可缺的语境。
我选以下节点作为背景：
杜甫是一个悲苦的诗人，是唐代由兴到衰的见证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安史之乱”。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担当意识和人生理想。他身上体现了自古以来优秀知识分子献身社会、关心民瘼的核心价值。读杜甫的诗会时时刻刻被他那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都体现了他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读杜甫的《登高》要了解其人生经历的以下节点：
杜甫曾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情怀；
杜甫曾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抱负和理想；
杜甫曾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忍辱和辛酸；
杜甫曾有全家以吃草根度日、幼子因饿而夭折“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大悲痛；
杜甫曾有由于“安史之乱”十年漂泊的经历；
杜甫曾有被叛军扣留9个月而受尽侮辱的时光；
杜甫曾有从叛军营中逃出，由于直谏而被贬的经历；
杜甫的晚年在成都凭很难挡风遮雨的一草堂安居，生活只能靠朋友接济；
杜甫50岁后患上肝病，写此诗时55岁，那年的9月9日重阳节，已重病在身。
一个 曾怀济世之志而又“老无所成”的走入贫病交加之老境的伟大诗人，9月9日“登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倾诉了怎样的人生感受呢？
对这首诗的解读，如不了解杜甫的生命境况，不可能走进文本、体会那深广的情怀、高远的境界。但背景的介绍，由于基本上需要纵贯其一生，又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其过程中和本诗联系最大的节点，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不失杜甫形象的立体呈现 。
三、 抓住“主脉”，整体把握
（一）朗读。朗读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传导，对于课堂教学来说，又是一种氛围的营造。文本和对文本的理解决定着朗读的风格、朗读的起伏变化，好的朗读往往通过储满情感的声音，凸显文本的情感、作者和文本中人物的形象。朗读通过声音符号不仅能传情导意塑型显象，而且能创造意境。我一般不使用磁带，使用磁带对教学来说，总感觉有些隔膜。而我对杜甫的喜爱有加，每每读杜甫的《登高》，想想他的一生有时不禁泪光闪闪，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以一个40多岁读书人的情感、理解来朗读的。朗读前我让同学们依据我所提供的背景，进行默想，这已经创造了一种氛围。读后从学生几秒钟的极静到顿悟后的鼓掌中，我感到朗读达到了展现辽远而多层质情感形象的目的。
（二）、悟意，抓“主脉”。杜甫的《登高》情感是多元而丰富的。说其“悲凉”，由“风急天高”的空旷；说其“凄凉”，有“渚清沙白”的色调；说其“苍凉沉郁”，有“无边落木”的广漠，长江“滚滚”的汹涌；说其“羁旅孤愁”，有“悲秋长作客”的无奈等。其感情抒发的浓烈，已达到字字情丰的境界。整首诗无一废字、无一偏字，对这些“符号”所传达出的情感，我都让学生自己感悟。这样的感悟，我虽然要做必要的点拨，但都以学生的感悟为主，可看作是“非指示性”的。教学中这个阶段是必要的，否则学生探索的主动性就会
登高：杜甫生命的无助与悲哀
论文关键词：杜甫 《登高》 生命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在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构成杜诗境界的博大宏深。
夔州，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的四个重点生活地之一。诗人在这里虽然生活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在创作上却形成了一次“最后的高潮”。而著名的《登高》川一诗，即为杜甫写于是时是地。该诗与杜甫的其它登览诗一样，即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人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他晚年生命的无助与悲哀的一种标志。
当时的情况是，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杜甫只得继续“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并在“何日是归年”(《绝句·其二》)的叹息声中苦苦挣扎。在漂泊之中，诗人仍心系“万方多难”的祖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泅流”(《登岳阳楼》)。这个时期，诗人在长安所特有的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早已彻底破灭，因此只能面对苍天来表白自己“济世敢爱死，寂寞壮士惊”(《岁暮》)的志向，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历史的盛衰起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忧国优民的满腔赤诚写进诗歌。在夔州的近三年时间里，杜甫在政治上虽然已是无望，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掀起了一次高潮。据统计，杜甫在夔州共创作了430余首诗，且其中多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就皆为脍炙人口之作。而《登高》，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当时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56岁的老人了，“壮心久零落”(《有叹》)、“江山憔悴人”(《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是诗人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衰败，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心中百感交集，因而借“登高”写下了这首慷慨激越、动人心弦的旷世名作。清代杜诗研究专家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z}，胡应麟《诗蔽》则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凡此种种，均表明了这首《登高》的非同凡响。请看其具体之所写: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写诗人登高俯仰所见所闻，融合了诗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夔州即今天重庆的奉节，那里一向以猿多声哀而著称，自古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巫峡悲，猿鸣三声泪沾衣”之说，而峡口更以风大浪急闻名，这时诗人独自登上高处，视线从高到低，举目四望，侧耳聆听，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诗人选择了凄冷的秋风、空旷的天空、凄厉哀怨的猿声，以及凄清的江水、白茫茫的沙滩、回旋飞翔的鸟群等六个意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画面。寥寥数言，为全诗定下了哀婉凄凉、深沉凝重的抒情基调。透过这组意象，我们仿佛看见一位憔悴多病的老人，独自站在高台，正在举目望远，急风不仅撩起了他的衣衫，还凌乱了他的头发。“哀”，既是外景，又是内心。这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悲凉。凄清的江渚，宁静的白沙，这是一种外景的暗示，也是一种生命归宿的暗示，更是一种让人寒冷的暗示。唯一的活物，飞鸟，正在空旷里上下。鸟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忧——归鸟翻飞，自己居然在此独站。诗人自己的归途呢?诗人此时甚为茫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很茫然。这是一幅率先定格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见许多，也能听见许多，还能感觉许多：一种威压，一种凄清，一种旷远，一种不知不觉的凄凉，一种油然而生的茫然，甚至还有些淡淡的恐慌——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受着无形的秋气的控制，仿佛万物都对秋气的来临惶然无主，充满了生命内在的无助。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深秋时节的典型特征。落木，实际上就是落叶。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到陆机的“悲落叶于劲秋”，“悲秋”已成为古典诗词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悲秋，实际上就是悲叹生命的凋零。虽然诗人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悲秋”，但“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当诗人亲见落叶从树木上飘零下来，感受到生命就是这样飘零的。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树叶从郁青到枯黄，从枯黄到陨落的过程，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内心的伤感与绝望就像眼前的外景，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感慨交相辉映：生命的轮回总在秋天集中，万物的凋零总从秋天开始。作为诗人自己，生命仍在继续。苦难也在，漂泊更在。江水奔腾不息、滚滚而去，更引发诗人逝者如斯的慨叹。“无边”，“不尽”，旷野无碍，一种萧瑟博大的意象。“萧萧下”，树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下来，既有声，还有形，更多的还有那种飘荡的质感。“滚滚来”则挟裹着一种一去不返的气势。在写景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怀——气势开阔，包容宇宙一切之慨，及无形中传达出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无边”、“不尽”的不仅仅是落木与江水，更是诗人胸中满腹的悲意和滔滔的愤情。这里，诗人放大了落叶的阵势和江水的流速，在万物代谢和宇宙永恒之间的矛盾中给人以无限启示，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块垒交相辉映。凄凉的外在反衬孤寂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助：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反衬出生命的渺小与无奈。
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有顿挫之神韵。诗人从空间(万里)、时间(百年)两方面着笔，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的感情，融人一联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情景交融，使人深深地感到杜甫式的沉郁和悲哀。该联语言，充满着张力，具有高度的浓缩性。
虽然只有14个字，但却包含了八层内容，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宋代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析此联云：“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3这里的“八意”，即八可悲：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孤零零的独自去登，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八可悲将生命的悲哀绝望宣泄到了极致，人生的哀痛还有比这更深的吗?!并和首联的哀景遥相呼应，意景浑融。
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已经使诗人白发日多，苦不堪言，本欲借酒遣愁，但由于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这又无端地给诗人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惆怅和无奈的慨叹。“艰难苦恨”四字力重千钧，蕴涵丰厚，有晚景凄凉的慨叹，老病缠身的哀伤，半生漂泊的愁苦，更有忧国忧民的情志。就像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纷纷飘坠的落叶而感到生命的无助一样，诗人面对“万方多难”的祖国，虽是“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心急如焚，但却“无力正乾坤”(同上)，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无奈!诗人只能将这郁结于心中的愁苦凝结在诗的结尾，将个体生命的潦倒不堪归结于时世艰难，其忧国伤时的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古代，知识分子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准则，而杜甫却是无论穷达，都兼济天下，情系黎民，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整首诗“悲秋”是核心，“哀”是贯穿全诗的情感主线。诗人由内心哀伤而登高遣怀，由登高遣怀到触景生悲，由触景生悲到借酒遣悲，由借酒遣悲到倍增新悲，全诗起于“哀”而终于“哀”，哀景着笔，哀情落句，诗人的悲哀既是伤悼“个人身世之秋”，又是伤悼“国家多事之秋”，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
杜甫一生特喜好登览，并因此而创作了一系列登览诗，如《登兖州城楼》、《登四安寺钟楼寄裴迪》、《登楼》等，即皆为其例。在4O岁之前，杜甫登览诗的题材内容很广泛，记游，写景，怀古，叙事，行乐，涉及面广。他4O岁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第一首充满忧国之思的力作。自此以后，其以生命忧患意识为核心的登览之作开始大量涌现，登高必赋，临水必歌，其登览诗很少有为写景而写景的纯写景之作，它们大都结合着诗人的遭遇和感慨，国家的动乱和不幸，《登高》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杜甫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客居、多病、白发、潦倒、借酒消愁，这都可能是俗套，但是，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悲哀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它放在开阔宏大高远的时空中来展示，把悲哀写得相当深厚博大，具有一种崇高感和悲壮美。这即是苏轼所言的“唐人高处”。
这种博大，突出表现在空间视野上。诗题是“登高”，开头两句就充分显示出登高望远的境界。风急天高，回荡猿啸之声，渚清沙白，空间壮阔，本已有俯视之感，再加上“鸟飞回”，更觉人与鸟之间，如果不是俯视，至少也是平视了。这正是身在高处的效果。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种俯视的空间感不但广阔，而且有时间的深度。和前两句比，这两句境界大开，有一种豁然提升的感觉。如果说前两句给读者的感觉还可能是写实的话，这两句则明显有更强的想像性、虚拟性。落木居然满眼都是，无边无际，充满上下天地之间；长江滚滚而来的传统意象，不仅仅是空间的纵深透视度，而且是时间的无限长度。空间和时间的交织，当然不是局限于空间的画面可比，再加上意象是如此密集，前两句每句三个意象，后两句虽然只各有一个意象，但是其属性却有“无边”和“萧萧”，“不尽”和“滚滚”，有形有色，有声有状，有对仗构成的时空的转换，还有叠词造成的滔滔滚滚的声势。从空间的广阔到时间的深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而且是诗人的精神气度：悲秋而不孱弱，有厚度，有浑厚之感。
悲秋探源
——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
摘 要：“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之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悲秋”情结的产生，发展到不断深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歌的情感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有着很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悲秋情结；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内涵；文人心态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道出中国诗人的悲秋情结自古有之。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之一，自古以来，无数骚人墨客的作品中，都郁积着浓浓的悲秋情结。悲秋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继承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被一种持久而坚韧的文化气质所笼罩，尽管在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有过战国百家争鸣的活跃、魏晋任性适意的通脱、唐宋的繁盛蓬勃、明清的局促衰落，但时代风气的转换，似乎没有改变古代文人一些代代相沿叙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精神追求而来的种种矛盾心态。相反，这些精神追求在继承中踵事增华，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古代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历来就有文人悲秋的说法，“一叶落而知秋”、“悲哉秋之为气也”。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了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
一、“悲秋”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中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哺育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魅力源于灿烂的传统文化。自然界的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在文学上，萧瑟肃杀的秋天则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秋天似乎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季节代表了他们的苦痛，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追求和真实的无奈，所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这种“悲秋”的情怀，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情怀感动着。
1．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与自然观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就是一种生命态度，其极致，指向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伦理和自然性的哲学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自然性的哲学，给中国人提供无限的自由，自然观影响着诗歌的发展。感悟伤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于一起， 正如王夫之所说得“景者，情之景也；情者，景之情也”。（参见《姜斋诗话》）中国文人的悲秋意识贯穿于自然事物的描写中，溶注于生活景象的摹状中。对于诗人，自然既是一种情感语言，也是一种生活态度[3]（p3）。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题材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作为内陆的农业国，“自然经济”形成了其自足的农业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本质，即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在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中，人心向自然界依赖、亲近，心与物之间由感应到融会，是诗的品格，也是中国诗歌深厚的文化底蕴[3]（p3）。中国先哲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是自然之“道”，这个“道”指的是自然界万物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的运行状态——自然而然。
从自然发展的角度看，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秋景秋事秋情，都为一“气”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气乃阴盛衰杀之气。人感秋气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主要是通过物质性的“气”的作用来达到的。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观自然之秋与主观人心之悲，其实也是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自然性与对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秋季既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如王安石在《赠刘景文》中写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景色，正是那橙子已黄、橘子还绿的秋天；秋季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自古诗人墨客把秋天描绘得多么萧瑟、凄凉，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源，正如南宋吴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它既用析字法把“愁”析为“心”与“秋”，又似说出了“愁”与“秋”的一种内在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就是自然之境，是人的生存之境，也就是自然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坐忘自然，万物归怀，人消融于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灵魂合为一体。诗人把自己彻底忘却，万思归一，化为万物万象，便能触摸到自然的底蕴，把握宇宙生命的脉动，获得自然本体的认识。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人生于斯，死于斯，歌于斯，哭于斯的生命所在，离开了自然，人无以生存。人为了生存，农业便成了供给人们衣食的必须，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因遵循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农耕文化。
2．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构成。因为自然遵循的规律，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是一个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由此而形成了四季等自然观念，即所谓《易传》所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4]（p260）自古以来，时序的更替，季节的变化，草木的荣枯盛衰，气候的冷暖寒暑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自然界万物由盛转衰的季节；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感受更多是后者。传统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行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秋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凛冽萧杀的气象，寂寥凄清的山河令古代文人感到人事的忧劳，生命的流逝以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郁闷，由此而联想到人的生命就像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也有由盛而衰的客观规律，从而体悟到人的生命的脆弱。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的概叹往往是在秋的触发下产生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还是由植根于中国人的农耕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自然是永恒的象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使人类为此倾注绵绵不觉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诗经》的名句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自然去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构成因素不外情和景两面，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乃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
二、“悲秋”情结与诗歌情感内涵的关系
自然的丰富意象形态与人的心灵的丰富情感构成了互感与交融，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与其内心情感的对应。庄子齐物论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诗人为了表现哀怨，寂寞的丰富感情，往往要借助丰富的自然意象形态。
1．“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
诗人表现其哀怨不平之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是比兴寄托抒泄其怀，或是览古、吊古在历史兴亡的感叹之中寓其身世之悲和失意之痛，或是悲秋伤春述其哀愁，或是伤别离愁羁旅而陈情告哀等[5](p101-112)。宽泛的说，咏古托寄、悲秋伤春等等都属咏怀。我国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秋天是气候由热变冷,植物由盛变衰的季节,古代诗人又生活在那个容易感到悲哀的古代社会,所以他们每每感物兴怀,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熙载说：“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即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悲秋之传统并不起自宋玉。《诗经》中已有由秋天引出的伤悲之声。《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这由秋天引出的就是时代的苦难，但时代的苦难与秋日的悲凉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在屈原的作品中，秋与人的悲伤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即秋引发、加深和表现诗人的哀伤。如《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确实能称得上“写秋景入画”“千古言秋之祖”的，还应该推宋玉的《九辩》。《九辩》 首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发端，次言秋风萧瑟，草木花叶陨落，枝叶枯槁。这既是对何以悲秋气的进一步发挥，又贯穿了自伤之情。“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点出悲秋之由，乃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秋实是自悲，将秋天悲凉的画面落实到自身的遭遇和不平。《九辩》以伤为主，曹丕的《燕歌行》则是以思为主。秋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题材，悲秋是悲怨之作的表现模式之一。在北方，人们对自然物的变化有了较早的认识和思考，由大自然的生命规律联想到人生自我。“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为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2]（p94）悲落叶于劲秋，万木凋零的深秋景象，容易触发人的愁思，如同“伤春”“惜花”蕴涵了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一样，“秋思”的情节多了“悲”“愁”的苦涩味和孤寂的凄凉感。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曾写过大量的伤感词，其中以哀婉萧瑟清秋晚景的作品居多。“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杜甫的《登高》寓忧时伤世之怀于其中，但还是以悲己为主。通观全诗，诗人悲秋是在悲其自身的穷途抱恨、衰颓愁苦，其意十分清楚。全诗的意象和由诸意象组成的画面，突出的也是哀怨萧瑟之情。人与景物情感之间的共生互发，互相交织，也是以人之情感为主。就悲秋而言，诗人之怨愤与愁绪积于心中，当秋天来临时，而与物互生共发，于是就有了悲秋之歌。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这驱使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入世往往如履薄冰，精神压抑，命运坎坷。于是，萧瑟肃杀的秋天被视作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它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有着某种自然的契合。由此，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将这种失落心态用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
2．“悲秋”情结是传统诗学理论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
秋歌，是由秋天诱发的情感而形成的诗歌。先秦的《礼记•乐记》最早从心物交感的角度来论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质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强调的就是物对人的感发作用。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样一种心物交感过程中的感物兴会、情以物兴的诗之生成方式就是诗的意象思维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阐释了心物交感、“睹物兴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情以物兴”，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触而起兴，在观察或接触外境万物之时，物引发作者的感受、诱发他的想象，物是起主导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观”，从“物”的角度看，它不仅仅为了表达自身，而且是作为“情”的体现者而出现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决不仅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与根本意义还在于物所蕴蓄或所激发的情思。“秋天的悲伤，就是对时光流逝而没有能够完成任何可感知的事业的悲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解释“物节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耳。”由此看来，悲秋是一种情景相契、人与境同的境界，是自然、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是诗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思想的外化。“悲秋”文学意识是抒情文学中“情”与“景”的关系：情是作家内心之情，景是作家眼中之景。然“一切景语皆情语。”[6]（p225）作家笔下的景物已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景物，而是染上作家感情色彩的景物。正如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占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7]（p170）所以，在“悲秋”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秋景本身就具有“悲”的色彩，而是来自于作家情感深处的悲秋意绪。
境由心造，对景物的好恶,一般是由观者的心境而定，要想真正达到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是不容易的。“诗言志”的诗歌，是诗人抒发自己感情的平台，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所选取意象的角度就不同。以宋玉的《九辩》为开端的悲秋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抒发情感母题，被后世文人延续下去。古代诗人爱秋，只是秋在他们的笔下有落花流水东风残，也有飞燕归来绕画梁，正所谓各有千秋，对景思情自悲欢，诗人悲秋，文人伤秋。古人多悲秋，和他们的爱情多坎坷，人生多失意有关，但同样面对秋天，刘禹锡在他的《秋词》里就表现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秋天在他的眼中，没有风雨、没有落叶、有的只是晴空、彩云如春天般美好，晴空之下，一鹤振翅冲天而飞，便引发他的一腔豪迈，无限诗情！“诗言志”，“诗情”即志气。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突破，本诗才一反传统文人悲秋的情绪，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胸怀成就了不同的秋，呈现了秋应有的多姿多彩，或黯淡，或浓郁；或凄清，或热烈；或哀伤、寂寞；或热情、欢快。秋以它特有的风韵丰富着人的心灵，美丽着人的情怀。秋始于露气变白之时。春夏为露，秋冬为霜。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在春夏，露是以清绿覆盖润泽万物，草木因其润泽而成茂盛丰腴；“梧桐尚覆阶前春，秋信先残水面花”，露色变白，它覆盖在万物之上也就变成焦虑，变成晶莹无力的忧伤。对秋有不同体会——万物成熟之时，而诗人则从焦虑与忧伤角度，看到是草木因这忧伤所染而变色，秋的美丽也就建立在了感伤上。历代文人中悲秋也罢，喜秋也罢！这都是由他们的心境来决定的！
人有悲，人可以咏其悲；历史的盛衰兴亡不断循环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其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节之一；其二亡是历史循环的基本阶段之一，两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不仅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且更在于历史盛衰兴亡中文人所持有的心态。
三、悲秋情结与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既有唐朝时的兴盛，也有明清时的衰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悲秋题材是许多文人偏爱的。这其中又有各种原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衰叹年华的流失（“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参见《东城高且长》））；有的感到的是深重的负疚感（“乾坤含创虞，忧痍何时毕”、“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参见《宿江边阁》））；有的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这些都可以解释为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文人们往往理想较高，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可往往一付出番热情却得不到实现。不管在什么社会中，理想都不可能全都可以实现，那种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总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暂且迎来繁华，也终究会被悲秋所代替。这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1．生命意识能典型地反映中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生命意识都是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意识。对生命的认知、把握方式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悲秋文学成为古代文学中最具个人意识特征的一个类别，其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态。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切努力必须在这一生中完成，而此生的时间却一去不复返。秋首先唤起的是人生一次性的自我意识。大自然的季节变更和生命的律动总能引起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燕鸟辞翔对于多愁善感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暗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总结经验，庄稼植物按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在屈原《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人在自然的观照下，发现自我生命从生长到衰亡的过程与四季的一次运行过程正好相同，而残败凋零的秋季正象征着人衰亡的过程。同样，人们也发现在结构相同的生命运行中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差异，即四季是可以周而复始的而生命却难复返。一个循环的终结揭示了人类自主的意义：假如说自然界是恒久自新的,人却并非如此 [1]（p22）。诗人很容易产生“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无告之哀。”[8]（p103-105） “秋”预示着人人畏惧而且不可避免的衰亡，预示着转眼即逝的时间过往，引起人们对生命莫名恐惧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推移过程与四季更替的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相似性。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情感主题是光阴虚掷、岁月蹉跎、老而无成的感慨。秋预示着物之成也蕴含着人之成，所以当人生的努力结果与秋之成相反时，人便不能不感觉到沉重的失落。秋之物象流动与人的生命行程相吻合，使得以秋为悲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心理定势。
古代文人大多以苦读求仕博取功名为理想，但由于封建政治自身内在机制的原因以及文人过于理想化的追求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许多人又难以实现理想，在现实面前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击。因而，文人与秋，秋与文人似结下了不解之缘，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天引暮愁”的“秋日杂感”，在文学评论中也就有了“秋士见阴而悲”之评语。
生命价值可以有多种理解，也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如儒家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政治价值并不是唯一的生命价值，而个人自我完善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但是求取功名却是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实现的现实道路。《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遇秋而生的悲情实际上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有所作为，在生命受阻不得其用时的结果。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丰功伟业背景中的悲秋文学，凸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以家国观念为首的生存价值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
2古代文人的家国观念对“悲秋”情结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秋为主题，以悲为基调，这不是在做所谓的文字游戏，而是他们饱经人生坎坷的悲秋心态的曲折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因身处危逆境况(失意、离别、羁旅、流放、死亡等),在面对秋天的景致时,感物伤怀,悲从中来,悲秋诗由此产生。“悲秋”模式展现了古代诗人独特的感伤世界，它包含相思、漂泊、怀远、感旧、不遇、失意、伤逝等种种人生的哀与愁。
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而相思怀归之情素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表现相思之苦的诗句“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故乡”（戴叔伦《题稚川山水》）；常见的以秋写别离之痛的“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白居易《南浦别》）；在“寒蝉凄切”中刘永抒发了“执手相看泪眼，竟天语凝噎”的痛别伤离之情，悲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秋清节！”（刘永《雨霖铃》）；还有以秋写漂泊的孤寂：“独此他乡梦，空上明月秋。”（骆宾王《宿山庄》）。当草木枯黄、落叶纷飞，一切随风而逝，触动了落花流水的感伤，于是“悲秋”也就自然成为文人墨客抒情咏唱的一大基调。无论是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还是汉武帝刘彻在其“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的诗中，借秋景流露和表现对光阴易逝的感伤与无奈。“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这是南朝诗人萧悫在《秋思》一诗中对秋色的感悟；唐代“大诗豪”刘锡禹有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由此千古文人悲秋情怀可见一斑。
古代文人群体多思存高远，志向宏大，他们视达政济世为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安社稷”、“安黎民”为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阻，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而制度距离往往是最难跨越的。再加上人生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的古代文人选择“仕途”的悲剧性。怀才不遇，壮心未酬，再加上天涯沦落，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等种种人生苦涩汇集成一种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词中一常见的悲情动机。如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诗歌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一个层面。宋玉的《九辩》中表现了复杂的情绪，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业无成的悲秋情怀。他诉说自己失职后身临恶境的原因，以及自己一片忠诚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他不愿与世俗合污，心中充满失意的悲哀和无穷的烦闷。最后，只得凭幻想超越现实，遨游太空，终以摆脱自己悲惨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文中描述的友朋离别，世路艰难，盛年早逝的复杂感情似乎很难用单纯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来概括，在混乱无序的伤感背后，是对繁华飘逝的无可把握的悲哀。所谓繁华是对人生旅程上各种合乎理想的顺境的概括，可以是仕途的顺利、人生抱负的得以施展，也可以是指对人世间一切温情亲爱的体尝。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流逝，正如繁花似锦的春天必然要被肃杀的秋天所取代。因而悲秋情绪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怀才不遇心态的汇集所在。这些文人中大多数是在政治中不得志或游居他乡的游子，这时的他们只能借以“悲秋”为题来感慨人生苦短，命运的多艰，月落乌啼总是使人伤感，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更是一种悲凉！心灵的寂寞更是一种难以述说的痛苦，文人怎么能不在这个悲凉的秋天里借题发挥呢？纵是铁马金戈，豪情万丈的辛弃疾也免不了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其实文人悲秋之愁，源于文人壮志未酬之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文人不仅为自己愁，而且为国家愁，为人民愁，“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是一种高尚的愁，一种文人才有的愁，一种支撑了文人风骨的愁。
悲秋情结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的一种情感，也是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文人似乎更偏爱悲秋这种情结。古代文人对“秋”的普遍偏爱往往与他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在强烈的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们所具有的以家国观念当首的生存价值而导致的“悲剧性”，更加深了“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由此观之，“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情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指导教师：雷炳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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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风格看古筝音乐鉴赏
艺术作品（审美对象）在其体貌、风采上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类型，我们将这种体貌、风采类型视为“审美风格”。鉴赏者可以从这种风格中可以看出其创作主体的品格和气质。本文通过对典雅、悲情、壮美等不同风格的梳理，反观和阐述了不同风格的古筝音乐作品在艺术形式、结构铺排、内容题材、意蕴内涵以及效果等方面的特点。
一、古筝音乐中的典雅美
典雅是优美这一美学风格的重要形态之一，以独具一格的情调赢得人们的青睐。典雅与粗俗相对，指的是斯文优雅。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讲道：“典则不枯，雅则不俗。”典雅的音乐作品一般“端庄中杂流丽”，文词雅致，犹如新出芙蓉，格调清新而脱俗；节奏柔和缓慢，不以刚劲、粗重取胜，而是娓娓道来，犹如春风化雨，细水淙淙，平静而缓缓地感染人。
在音乐语言运用或乐句“行文”方面，典雅之作多平实典重，旋律一般体现出舒缓、闲适的特点。这决定了在乐风上，作品多具有轻盈、秀雅、舒展、自由、匀缓等品格，有些则格调高古，雄深雅健，意境浓厚。乐曲“动中有静”的柔和的安排和表达方式带给人们以和谐、静谧的审美感受。
在题材方面则多摹写山水，吟咏花鸟自然之趣，从中寄托人们钟情于自然的情感。一般的描绘山水的作品在风格上都较为典雅，无论作品中所寄寓的情感如何，都讲究适中，娓娓道来。这些作品展现的是大自然无限的生机和生趣，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安详、闲适与平和的审美感受。在这里，人们可以在旋律中涤荡心胸，闻声而近自然。
在意蕴上，可谓“闳约深美”，多追求以“和”为美，在意旨的表露和情感的表达中追求适中、平正和匀称，由此也多蕴藉绵密，余韵悠长，意境多宏大乃至超然，为人们呈现出的是一种超然世外的境界，其中融入着人们追求悠闲适意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典雅包括如和雅、古雅、清雅、儒雅等多个子范畴，具有不同的美学意境：
和雅即和平雅淡。作品一般体现出平和闲适、温润和雅的境况；古雅则意趣贵高，追求一种高远的意境；清雅则是一种最高“雅”静的体现，它是对浊的升华，对俗的超越，作品里浸着一股股不染尘俗的清气，给人以超尘弃俗、冲淡质朴的审美感受。
山东筝曲《琴韵》是一首温润和雅的小曲。虽是北派筝曲，但乐曲整体旋律走向平稳，起伏不大，乐风中正而平和。潮州筝曲《平沙落雁》则更多体现出古雅的格调。乐曲营造出“秋水共长天一色，孤鹜与落霞齐飞”的美妙意境。又如《铁马吟》，乐曲中独特的演奏技法、泛音的效果以及对古琴音色的模拟，营造出一种古朴、优雅的氛围，让人忘记尘世，身临肃穆的禅院。客家筝曲《出水莲》则是清雅的典型之作。筝曲由著名客家筝大师罗九香先生从民间乐曲《出水莲》发展变化而来，经过削删、加花润色的加工而成为目前广为传奏的曲目。乐调因与中原古调的历史渊源而具有古朴之风，更因为民间的加工而呈现出清雅之貌。《梅花三弄》也是清雅的一首乐曲。格调清新雅致，尤其是其中的泛音，将梅花舞羽翻银、亭亭玉立于风雪中的形象和高洁的品格巧妙泻于指下。此曲可谓“以最清之音写最清之物”的写照。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是潮州弦诗乐十大套中最富诗意的一首。整体上，乐曲格调娴雅清新，又不失谐谑。乐曲从慢板到拷拍再到三板的铺排结构，以及在节奏上的跌宕变化，巧妙地刻画出寒鸦（即鱼鹰）悠闲自得的步态以及追逐嬉戏于江湖中的情景。“湖光秋色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粤乐筝曲《平湖秋月》一曲犹如清风从人面拂过，清新的旋律令人联想到美不胜收的深秋月夜。
典雅的古筝音乐作品注重声韵互补，重视意境的拿捏和营造，通过颗粒性的弹拨乐声织就的音串、形象的音响模拟效果和起伏错落有致的旋律让听众展开联想和想象，每位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和修养来描绘自己心里的诗情画卷。《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月儿高》等古筝乐曲无不如此。
二、古筝音乐中的悲情美
悲剧性是审美风格中的又一重要类型或形态，在中外很多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占有一定的比重。就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性而言，它讲究对主体深刻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生活中所常见到的悲剧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进入审美领域的悲剧一般都通过主体个人生命的摧残、毁灭乃至不幸遭遇，彰显出主体在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和坚强。
中国与西方在悲剧精神方面具有不同的传统。同是悲剧性，中西方对它的性质界定、对它的主观感受和认识是个不相同的。这源于双方不同的文化根源。抛开导致这种不同属性和不同感受认识的缘由，但就美感表现、美的性质而言，西方作品多“悲怆”，中国作品则多“悲伤”或者“伤感”。西方的悲剧美是要给人当头一棒，悲的尤其彻底和淋漓。而中国音乐作品在悲剧的感受方面是以一种“哀怨”、“哀惋”方式体现出来，也恰如此，“哀怨”成为中国悲剧性音乐作品中最普遍的情感基调和陈述方式。藉此，笔者将这种在音乐作品里所寄寓和渲染的“感伤”、“哀怨”等情感基调称为悲情。之所以这种作品能打动人，抛开形式，单看内涵或内容，完全是因为它的悲情美。
与典雅的作品娓娓道来的形式相比，悲情的音乐作品则要大起大落，极具情感冲击力和爆发力。音乐作品在结构上多宏大，形式铺排巧妙复杂，节奏快慢起伏搭配，时而似佳人悲泣，凄楚悱恻；时而象暴雨将临，情感挥洒淋漓尽致。尤其是刻画古代女子心境与情绪的作品，充分把古筝在表现腔韵方面的优势给发挥了出来。《和番》、《落院》中陈杏元的愤懑独白、《汉宫秋月》中宫女的凄凉心境俨然是古筝左手技法的诉说和吟唱功能的范例。
从乐曲的旋律走向来看，悲情的作品多曲折。在调式运用方面，多采用苦音调式，对于“4”、“7”两个音尤其讲究。在技法的运用和音效的追求方面，尤其重视左手的技法和由此产生出的多种腔化音。陕西筝派中的一些作品在悲情的展现方面独具一格。陕西筝曲《姜女泪》、《秦桑曲》都是悲情作品的典型，乐曲中左手游移的变化产生出一种仿佛人的哭诉、哀叹的腔调。筝曲《长相思》就运用了古代歌曲以及陕北信天游风格的音乐为素材，调式的独特将一位怀才不遇的相思人刻画地惟妙惟肖。
在意蕴方面，丰富而深刻。乐曲多借文学故事、诗词作品等为情境进行创作，或“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抑或“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欣赏者在接连不断、张弛有度的乐音串中与艺术主题共命运，同命运。乐曲作品在“声文”方面重视主体的情感体验，那么相应地在题材方面，自然多以反映艺术主题或对象的情感为主。一些表达情感母题的乐曲也很容易将人们打动，如《陈杏元和番》、《昭君怨》、《汉宫秋月》、《文姬思汉》等。如《陈杏元和番》，乐曲通过大指掌关节发力而来的托劈结实清脆，左手的迅疾按滑以及边游摇边按颤的音响将主人公悲愤、抑郁的情绪表达出来。
自古以来，“叹悲苦，悲离别”就成为人类一种珍惜自身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悲苦与离别产生了人类诸如忧思、愤懑、伤感、凄苦、惆怅等多种情绪，在艺术作品中则留下了很多有名的感伤之作。如刻写闺阁之怨的，它往往描写在封建礼教压抑女子的苦闷、压抑之心境，正值风华的女子悲叹独守空闺、韶华尽逝；代表性作品很多。反映了古时女子听命家长安排，不能自主人生大事而造成精神痛苦和折磨的《闺中怨》（河南筝曲）；反映出于无奈背负历史使命而出国和番的《昭君怨》、《陈杏元和番》、《陈杏元落院》、《妆台秋思》；反映宫中女子凄凄冷秋夜，思念远方亲人，唯有寄月伤情的《汉宫秋月》；反映古代大教育家、思想家对弟子颜回的逝去而惋惜感叹的《叹颜回》；反映“追思盛德，泪染湘竹”而寄托娥皇、女英二妃对舜帝思念之情的《湘妃泪》等，无不饱含着艺术形象主体的忧郁、愤懑却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创作筝曲《陌上桑》（阎明、刘巧君曲）、《雪梅祭》（王中山曲）、《嫦娥奔月》（杨娜妮曲）等，都在延续着对人类悲苦、哀怨之情感的摹写和创作。这些都是因个人遭遇不平的个中哀愁悲怨，仅仅是悲情题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的包括忠义爱国之士忧国忧民、感伤时事、感叹故国家园的正义弹唱。筝曲《哀江头》、《临安遗恨》是典型的代表作。《哀江头》表达了诗人对国难家难的悲叹。唐代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巨大创伤，战乱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布，百业俱废，诗人杜甫面对此情此景，悲痛、悲愤、悲伤，心系苍生而百感交集。《临安遗恨》则描绘了忠义之士身陷囹圄，仍系家园社稷的难以平静的心绪和悲情。
中国人不仅仅悲叹个我的命运，也容易因时节、环境的变化而伤感难耐，如“悲秋”便是中国人文化心理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时间”悲情。所谓“自古逢秋悲寂寥”。深秋时节，秋风飒飒，草木摇落，群鸟移徙，万物归寂，人们深陷一种不可自拔的悲情情境，唯千百种思绪涌上心头，自感自叹，自怜自伤。代表乐曲如《秋思》、《秋夜思》、《秋夜筝》等。暮夜沉昏也是人们容易动心的时辰，傍晚或者深夜时分，人们或思念故国家园，或思念亲朋好友，或思情思凡，筝曲《鸿雁夜啼》、《蕉窗夜雨》、《夜深沉》、《枫桥夜泊》、《秋夜思》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之主体的思念感伤，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在乐曲中被刻画得形象生动。
三、古筝音乐中的壮美
在审美风格中，壮美和优美是一对对立的范畴或者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很多的艺术作品中，壮美品格的作品就占有了很大比重。壮美与其他美相比，若将优雅之作比作手按南琶娇声评弹的女子，那壮美的作品无疑是手持铜板高声讴歌的大汉了。它没有“小家碧玉”似的羞赧，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而整体上充盈着大气和有力的震撼。
壮美的作品往往体现出一种史诗的美学特点。它以气势取胜，多宏伟、壮观之貌，在乐曲篇幅、乐曲形式、结构铺排、声响效果、演奏技法、旋律动态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壮美的音乐作品往往采用叙事的方式，极具情感张力，旋律具有极为明显的动势，这些作品可以模拟狂风暴雨，可以刻画人们欢快热烈的劳动场面，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种歌颂和肯定。
在音乐语言的运用或者形式铺排方面，壮美的作品作讲究丰厚的织体，讲究乐音的饱满，由此多采用和弦、大段的点奏、重勾托劈、扫摇等指法，声响效果震撼人心。
从乐曲的速度来看，壮美的乐曲作品多比较急促，乐曲结构多宏大，音乐的情节性非常典型，比如反映码头工人欢快劳动、为拯救国家才站而与风雨搏斗的《战台风》，就通过劳动、台风、搏斗、雨过天晴等段落构成，情节典型。乐曲共分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饱满沉实的和弦开始，形象地描绘了码头工人们热烈欢腾的劳动场面；第二部分特殊的演奏技法比如左右手分别在筝柱两侧刮奏、大指快速摇指等，模拟出台风呼啸而来的气势；第三部分以主题音乐几次变奏，逐渐将音乐推向高潮，形成紧张而强烈的音乐效果，生动地描绘了工人们与台风搏斗的场面；第四部分的旋律宽广舒展，抒发了工人们战胜台风后的喜悦心情，演奏这一部分时，需要把握好度，使雨过天晴，工人们欢欣喜悦的寓意得以完美表达；最后是第一部分的再现，乐曲磅礴壮阔的气势和生动鲜明的形象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
在演奏技法上也十分讲究。除了左右手演奏大和弦之外，右手方面多运用一些扫摇、重勾托劈等特色技法。纵观一些壮美的作品，都强调对特殊技法的运用，比如扫摇，摇指在加上扫弦之后，气势和力度明显加大了。在左手，则经常是在右手弹奏的同时加以固定的伴奏音型，多以低音组伴奏为主，从而将音乐的声部丰富起来；另外演奏技法也讲究快速，比如对点奏（轮抹）的运用。这些在《战台风》中都有体现。
近来，壮美的古筝音乐作品也多采用钢琴伴奏，典型代表就是《临安遗恨》。乐曲开始，钢琴悲壮的前奏、古筝强有力的和弦与左手大幅度刮奏，奠定了音乐的情绪和基调。乐曲刻画了爱国英雄岳飞忧国忧民的焦虑、战场上英勇战斗的豪迈气概、对自己不能精忠报国的伤感和对奸臣当道的愤恨之情。此外如《英雄们战胜了大黄河》、《霸王卸甲》等作品都是壮美的，作品里寄寓着对象的豪迈气概和悲壮品格。
壮美的文艺作品在每个时代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粮。人们在这些作品的审美中，找到了力量的所在，也由此成为人们蓬勃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食粮和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