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一篇博文，感兴趣的话可以改改用。
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左丘明
一部《史记》使司马迁得以名垂青史，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千多年来，文史大家首推司马。然在司马迁之前200多年，一部文史价值丝毫不亚于《史记》的鸿篇巨著，纵贯240余年、18万余字的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也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悄然问世，其作者便是堪称文史双绝的巨匠，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左丘明。
左丘明为鲁国人，大概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于孔子)，为鲁国史官。传说孔子非常推崇左丘明,《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说明左丘明生活年代大致与孔子同时。而《史记》则称道左丘明为“鲁君子”，其故乡肥城也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笔者说左丘明是“被低估了的文史学大家”，主要基于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
《左传》之前，有两部史书流传于世。一是《尚书》，是中国最远古的图书，记载传说中的“五帝三代”之史实。但是《尚书》的内容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只能算是记载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大臣言辞和重要文件的“集萃”，类似档案性质，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史书。二是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修订而成的，记载鲁国历史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原为鲁国对各国史书的统称，作者是各国的史官（太史），而且许多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家族世袭制（据《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言：晋人称史书为“乘”，楚人称史书为“梼杌”（音táo wù），鲁人称史书为“春秋”）。相传孔子根据鲁国使官编写的鲁国“春秋”，掺入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褒贬、批判（后人称“春秋笔法”）而修订集成《春秋》，与鲁国国史别成一家。后人所称的“春秋”时代也因此而得名。但是正因为《春秋》在孔子的编纂之下，过多地表现出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倾向，其“笔则笔、削则消，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风格，已经偏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笔法。故后世往往将《春秋》列为经书而非史书。
《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用来发挥、阐述孔子《春秋》（经）的专著。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描写的内容已经明显超出了《春秋》涵盖的范围。所写内容包括周王室和晋、楚、齐、鲁、魏的史实，同时还包含了当时其他小国如宋、卫、郑、吴、越等国的一些史实。可见作者占有的史料相当丰富，240多年间各国重要的人物、事件几乎都囊括在内。其篇幅浩繁长达18万余字，而《春秋》仅18000余字。从写作手法看，《左传》纯以直笔写实、叙事为主，记录史实客观、清楚，寓褒贬于记叙之中，这与《春秋》及另“两传”也明显不同。因此说，《左传》释《春秋》的说法并不足信，《左传》应该是鲁“春秋”、孔《春秋》之外，自成体系的一部史书。
从思想性看，《左传》具有一定的的民本主义思想，其价值取向基本是儒家的.其重视 “仁”、“信”、“礼”等价值观念，对许多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书中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荒淫残暴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对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士大夫、甚至下层平民，也不吝章节文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纵观古今史籍，恐只有《史记》能与之媲美。其在我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个原因，左丘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左传》之前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大约有三千多首,后经编订为《诗经》,存诗三百零五首），其文学价值极高，但作者多湮没无闻；二是记载各国史实的文字，如《尚书》、各国史书等，史料价值高，但是文学价值较低。而《左传》即是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名著。其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散文的最高境界。
《左传》叙事客观准确，脉络清楚，围绕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史实展开描述，做到了材料集中、结构完整、叙事清楚。《左传》特别善于刻画众多的历史人物，剖析纷繁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描写战争，能够非常准确地交待清楚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对大规模战争场面的描写尤为为传神。《左传》写战争并不单纯写军事行动和惨烈的杀戮，常常着眼与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争因素结合起来，故对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往往能做出比较中肯的评判。如对晋楚“邲之战”的记载，原文大约3500余字,却记述了晋楚两国军队39位将领（晋21，楚18）的言行。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晋楚两军在战前、作战中、战后三个阶段的言辞、作战表现，揭示了晋军将领将帅不和、意见不一、指挥失措、各自为战等具体状况，与楚军战役初期虽意见不一，战时却能同仇敌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晋军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整个战事描写生动，叙事条理井然，情节精彩纷呈，运笔灵活自如。晋军主帅荀林父优柔寡断，副帅先縠争强好胜，士会足智多谋，赵氏兄弟（赵括、赵同）年少无知，魏锜、赵旃不顾大局，孙叔敖当机立断，楚王的老成持重，无不描写的生动传神。其叙事技法纯熟，富于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传神，笔者以为虽《史记》亦有所不及。
正是因为《左传》独特的的文史价值，后世文史大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我们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往往能从中发现《左传》的影子。笔者以为，我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真正属于独立修史，且能够“成一家之言”者，惟有《左传》和《史记》。而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考虑，似乎《左传》还要高出《史记》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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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特点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和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比较而来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以下所述各项特点皆为举例而未穷尽。）
语法特点
文言文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及词序两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话更多的词类活用现象。
名词用作动词：
「驴不胜怒，蹄之」（柳宗元《三戒·黔之驴》），名词「蹄」在此做动词「用蹄踢」。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名词「王」在此做使动动词「使……为王」。
名词用作副词，常与“然”（……的样子）连用：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蒲松龄《聊斋志异》），名词“犬”在动词“坐”前作副词“像犬一样”。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与泉上者，醉翁亭也。”（欧阳修《醉翁亭记》，“翼”在动词“临”前作副词“像翼（翅膀）一样”。
文言的特殊词序也是显着特点之一。
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谁」、“孰”、「何」、「悉」等置于动词之前：
「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丘明《左传》）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王曰：‘缚者曷（通“何”）为者也？’”（《晏子春秋》）
与“以”连用的倒装句：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柳宗元《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卷石底以出”即“石底卷以出”。
文言文中常见通假字，出现的原因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如一时想不起此字；也有客观原因，如避讳等。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要”，通“邀”，邀请。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说”，通“悦”，喜悦。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熙”，通“嬉”，开玩笑。
词汇特点
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通常必须以词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条列，才能完整表达。不过，有个特点可以概括性地观察：文言文的词汇较为简洁，例如：相较于白话文的词以双音节为主，文言文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
其他这里有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