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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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白话讲记
（第一篇 释归敬颂 释难破执 标宗归识 彰能变体）
于凌波居士讲授
佛光山丛林学院．台中慈明佛学研究所佛学讲义
序
第一章 归敬颂与造释愿由
第二章 释难破执．破实我
第三章 释难破执．破实法
第四章 释难破执．破余乘
第五章 释难破执．释外妨难
第六章 彰能变体
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序
成唯识论，是我国法相唯识宗的基本论典。
我国的唯识宗，源自印度的瑜伽行学派。佛典上说，释迦世尊灭度九百年顷，无著论师出世。他梵名阿僧伽，住世于印度笈多王朝（320｜500）时代，他是北印度健陀罗国富娄沙富城人，出身于婆罗门家庭，父名憍尸迦，居国师之位，有子三人，长即无著，次名世亲，幼名师子觉。无著先在小乘佛教化地部出家，相传他因思惟空义不能得入，曾欲自杀，后得遇宾头卢罗汉为讲小乘空观，他初闻悟入，然犹不能满意。据说天宫兜率内院的弥勒菩萨，应无著之请，在中印度阿瑜遮那国，为无著说《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大乘庄严论》、《辩中边论》、《金刚般若论》五部大论，无著承弥勒之说，造对法、显扬等论，集众宣之，广弘此宗。此宗以《瑜伽师地论》为主依论典，故后人称之为瑜伽行学派。
无著之异母弟世亲，梵名音译婆薮盘豆，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博学多闻，遍通内外之学。据说他为了取舍阿毗达磨一系的理论，曾匿名化装，到有部的学术中心迦湿弥罗城，学习有部教理四年，后来回到富娄沙富城，用经量部教义批判有部，集众宣说。且随讲随写，著为《阿毗达磨俱舍论》。此论一出，颇有争论，而无能破之者。世亲在北印度宣扬小乘，隐蔽大乘，其兄无著悯之，托以疾病，诱其来见，命弟子于邻室宣读《华严经十地品》，世亲闻之，方知其兄苦心。他深悔以往诽谤大乘的错误，要割舌以谢过。无著对他说：‘你先前既用舌头诽谤大乘，现在何不用舌头来赞扬大乘呢？’这样世亲乃舍小入大，广造论典，如《摄大乘论释》、《辨中边论释》、《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等多种。
世亲所造的论典中，特别是《唯识三十颂》一卷，集唯识教义之大成。原来印度古人造论，是先作本颂，总括全书要义，然后依颂作释，名曰长行，长行是论著的正文。而《唯识三十颂》一书，是世亲晚年之作，长行未作而已示寂。此际瑜伽行学派的理论已成为大乘佛教的主流，研究者极多，世亲寂后的百余年间，许多学者竞为三十颂作释论，其中最著名者十位，后世称为十大论师。十大论师的名字是亲胜、火辨、德慧、安慧、难陀、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等人。
我国的唯识宗，创始自唐代玄奘、窥基二位大师。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三藏西渡流沙，周游五印度十有七年，于中印度那烂陀寺，依护法论师的弟子戒贤，学《瑜伽师地论》及十支论奥义，复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论》等论典二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国，由印度携回梵典六百五十余部。归国后广译经典，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余卷，其中关于法相唯识一系的，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观所缘缘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等多种。其中特别是《成唯识论》一书，系以十大论师的释论百卷，揉译为识论十卷。为我国唯识宗的基本论典。
玄奘大师的入室弟子窥基，俗姓尉迟字洪道，唐代京兆长安人，为开国勋臣之子，出生于唐贞观六年。他禀性聪慧，体貌魁伟，年十七岁奉敕出家，为玄奘弟子，依玄奘学佛教经论及天竺语文。二十五岁参与译经。唐高宗显庆四年，玄奘译《成唯识论》，原拟将十大论师的释论各别全译，并命窥基、神昉、嘉尚、普光四人，分别担任检文、笔受、纂义工作，数日之后，窥基请求退出，奘师固问其故，窥基言：‘群圣制作，各驰誉于五天，虽文具传于贝叶，而义不备于一本，情见各异，禀者无依，请错综群言，以为一本……’。奘师乃礼遣三贤，窥基独任笔受，译出《成唯识论》十卷，故此十卷雄文，虽称揉译，不谛新造。
但是法相唯识之学，是一门极为艰深，极为繁琐的学问。唯识经论，可说是‘文如钩锁，义如连环’；亦可说是‘字包千训，言含万象。’以现代人的语文训练，不要说不了解它的意义，甚至于读不通它的句子。特别是十卷《成唯识论》，它一方面字字珠玑，是发堀唯识妙理的宝藏；但另一方面，它揉集十家之说，破斥多家外道及小乘异说，所以在行文之时，有如枝上岔枝，叶旁长叶，顺著枝叶走下去很难再回到原点。据说清末状元夏同和语人，他初读《成唯识论》，自谓有如月下看花；再读《成唯识论述记》，直似堕如五里雾中，由此可见唯识之学，是一门‘甚深最甚深，微细最微细，难通达极难通达’的学问。
笔者十余年来，滥芋于南北佛学院、所，讲授唯识学一系列的课程。但当讲到《成唯识论》时，发觉有些同学视此门课程为畏途，并且市面上也买不到诠释此论的参考书（坊间有售每套五大本、演培老法师的《成唯识论讲记》，售价千余元，不是一般学生所能买得起的）。笔者为解决学生用书困难，发愿以简单明了的方式，把此一钜著语译出来，命名曰《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穷两年之力，语译完成，与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简丰文、林国营二位居士谈及此事，他二位认为此书可由基金会印出，普遍赠人结缘。这是这本书问世的因缘。
《识论》一书，素称难读，其中隐晦难解之处极多。笔者不自量力，贸然语译，缪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方家赐正，无任铭感。
公元二ΟΟ二年十二月于凌波序于台中雪庐纪念讲堂
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
第一篇 释归敬颂．释难破执．标宗归识．彰能变体
（归敬颂，颂文第一颂至第二颂的上半颂）
第一章 归敬颂与造释愿由
论文一：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我今释彼说，利乐诸有情。
讲解：印度古人造论，是先作本颂，总括全书要义，然后依颂作释，名曰长行，长行是论著的正文。而《唯识三十颂》一书，是世亲菩萨晚年之作，完成了颂文之后，长行未作而已示寂。当时瑜伽行学派的理论，已成为大乘佛教的主流，许多论师都研究唯识三十颂，为三十颂作释论（长行），作者为述发愿造释之意，故先作颂以致敬。
所以本释论的颂文，即：‘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我今释彼说，利乐诸有情。’，此颂并不是世亲菩萨所造，这是后来护法等诸大论师，于解释三十颂时所加的。这四句二十个字的颂文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向万法唯识的法性致敬，向圆满清净的佛陀致敬，也向多分清净的菩萨致敬。我现在解释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是为了给有情众生带来利益和安乐。
论文二：今造此论，为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生解为断二重障故。由我、法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随断。断障为得二胜果故。由断续生烦恼障故，证真解脱；由断碍解所知障故，故得大菩提。
讲解：前面颂文中说：‘我今释彼说，利乐诸有情’。意思是我解释《唯识三十颂》的目的，是为了给有情众生带来利益和安乐。何以故呢？这要分做三层来说，一者是为那些对我、法二空迷惑不解的人，使它们对于二空生起正确的理解。如果理解得二空的道理，就能断除去烦恼障和所知障。果能断得二障，证得二空，就能得到大涅盘和大菩提两种殊胜的果报——断除了使众生生死相续的烦恼障，便能证得真解脱——就是大涅盘；断除了障碍对事物正确理解的所知障，便能证得大菩提。以上是第一层造论的理由。（注：一、真解脱：是摆脱一切系缚、烦恼的一种精神境界，即是涅盘。二、大菩提，菩提是梵文Bodhi的音译，意译为觉。大菩提即佛果——无上正等正觉，此对小乘声闻、缘觉而言，称大菩提。）
论文三：又为开示：谬执我法，迷唯识者；令达二空，于唯识理，如实知故。
讲解：其次是第二层造论的理由：开，是开导迷谬；示，是指示真理。于二空理不生正解的外道、二乘，执著内而身心的我，外而万有的法，都是实在而有其自性。不知这完全是自己识心之所变现，所谓：‘识所缘，唯识所现’，这便是‘谬执我法、迷唯识者’。现在造此论，就是为给这些迷谬的人一个开示，教它们了达我法二空，于唯识的真理，如实而知。...
唯识学唯识学成为本世纪中国佛学最有成就的学问，主要体现在对法相唯识教义的阐发和经典的整理之两个方面。就教义而言，对唯识学的名相概念作了现代阐释，使深奥难懂的佛家义理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而又通俗的理解，这对普及佛法，促进佛学与现代西方学说接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张曼涛所说的：“就在唯识学跟近代西方传来的学术思想，有相当相似的关连，如科学观念、哲学系统，都是有体系、有组织的学问，这与以往中国传统学问中，不重体系、不重组织，完全不同。而在中国，甚至包括印度，能与西方哲学相匹敌，组织化、系统化，从一个观念，而引导出许多连琐观念、系统观念，在整个东方各家学说中，就唯有唯识最具此种精神，因此，西方文化传来的结果，竟不料掀起了一阵唯识研究的高潮。”就经典而言，许多唯识经典得到了整理，特别是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时代就注意古籍版本的考证和梳理，杨仁山从日本引进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佚的古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法相唯识的经典。欧阳竟无和吕澄、王恩洋等人将这些经典进一步作了注疏和研究，这些成果已在《内学》和“支那内学院丛刊”里反映出来。北方的三时学会虽然对唯识经典作了不少的研究，但是刊印后流传甚少，世人难以了解。韩清净《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出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印象。僧伽界的成果除了太虚法师等人对唯识学的阐述之外，最重要的就算得上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等人将藏文本的唯识典籍译出于汉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另外，陈兵先生对近代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论上的分歧做了总结与梳理。他指出除了法相唯识之争外，还有：一，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之辩。“梅光羲于1931年发表于《海潮音》的《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考证世亲学传入中土，先后有菩提流支、真谛之旧译及玄奘之新译三系。旧译出于唯识十大论师之先，其义与新译护法一系唯识义理多有歧异，真谛所传唯识义，多误解揣测，有如元明清台、贤等宗人说唯识，非悉由学级未穷所致，可名曰误传世亲学。正世亲学，当以新译为准。出身于禅宗的守培法师，则独持相反意见，认为空、有二宗之诤，发端于护法，因而非难护法学，谓相宗新旧二译，‘旧译无非处，新译无是处’，并著《新八识规矩颂》破护法、玄奘一系的正统唯识学。印顺法师曾撰文指责守培不顾史实、未穷教理、成见太深。韩镜清在《净影八识义述》等文中，以护法系正统观点为准衡，指摘地论师唯识说之疏谬。”二、唯识学源流问题。“佛悦《唯识学成立之经过》、演培《唯识思想演变史略》、世光《法相唯识学的历史发展》等文章，对唯识学在印度成立发展的历程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印顺法师的《唯识学探源》用思想史的方法，溯唯识思想之源于原始佛教，论证唯识思想发端于《杂阿含》等经中以心识为造成世间、众生主因、根本的‘由心论’。认为大乘唯识思想酝酿于经部的论争，特别是在大众部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大乘唯识思想，出发于认识论，达到本体论，而又转到认识论上境不离识的唯识论。又将大乘经中的唯识思想归纳为由心所造、即心所现、因心所生、映心所显、随心所变五义，这五义起初是逐渐地引发，各别深入研究，后来经交流与综合，才产生真正的唯识学。由此得出结论：唯识学是几种思潮的合流。吕澄认为，唯识学的今古，不能仅从时间上看，应从义理上看。古、今学传习的根本经论各有异文，‘无著、世亲唯识之学先后一贯，而后有直述二家而推阐之者，是为古学；有曲变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是为今学。古谓顺从旧说，今谓改变新说。”（《内学》第一辑《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唯识古学在印度的代表人物，是亲胜、火辨、难陀（后来又改为难陀、安慧），今学代表人物为护法、陈那。中国译述，则真谛为古学，玄奘为今学， 古今学之异，“在俱言唯识而所解不同”，古学说能取、 所取、心、心所法皆以识为性，名曰唯识；今学则认为一切都不离识，故说唯识，并非一切皆以识为性。今学与古学孰是孰非，未可易言，玄奘门下斥古学‘非正义’，未免门户之见。”三、相、见同种、别种之辩。“景昌极于1928年撰《见、相别种辨》，取安慧之说，主张见、相二分同种，诘难见、相别种说，谓别种说非护法、玄奘本意，虽然见之于《成唯识论述记》，应是窥基传述过甚所致。缪凤林撰《唯识今释》等文驳难此说，认为见、相别种乃护法、玄奘本义，阿赖耶一切种分见分种、相分种，赖耶持种分识种与色种。见、相同种说困难迭出，不能成立。奘、基二师所宗，见、相二分随其所应或同或异，如缘根身器界托质而变，则见、相别种，如缘龟毛、兔角等则见、相同种。……唐大圆、太虚亦卷入这场争论，依护法之义驳景昌极之见相同种说。”四、对真如缘起论的批判。此为《大乘起信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内学院欧阳一方用唯识论来判别《起信论》，武昌佛学院太虚一方反对这样做。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唯识学的研究虽然明显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断绝。在《现代佛学》上还可以经常见到有关唯识学的文章，像学者王恩洋、郭朋、游侠以等人都或撰写唯识经典或介绍欧阳竟无先生法相学的文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以玄奘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唯识学研究的延续。重要的成果除了上述的韩清净的百卷汇编之外，还有金陵刻经处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王恩洋的《瑜伽宗综述讲义》（有单篇论文出版，全书现还未出版）和韩镜清计20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的学者之一。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的“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部分，集中论述了唯识宗的思想。他说：“由于它（引者案，指大乘佛教）集中地分析了世界各种（心的和物的）现象，所以叫法相学派；就它前一特点（分析现象的特点）说，叫法相学；就后一特点说，把世界的存在、变化归结为识的作用，叫做唯识学。前人有人把这一派分别开来，称无着一派为法相学，世亲一派为唯识学。我们从它的体系上看，所谓法相学是唯识学的开始，但没有完成；所谓的唯识学是法相学的继续，完成的只是法相学的体系。所以称为法相学，或法相唯识学。把这一套学说完整地从印度搬到中国，并建立宗派，加以传播，是唐代玄奘开始的，窥基继续的。法相和唯识截然划分，至少玄奘等人没有这种看法，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必加以区分。”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旧中国曾有一度抬头的法相唯识之学，也不是由于法相宗本身有什么真理，而是在当时学术界复古主义的逆流影响下，有中国的考据，也有洋考据。有汉学家的章句之学，也有洋章句之学。那时的法相唯识之学曾热闹过一阵，正是当时复古主义用烦琐的唯心主义对抗新思潮而出现的一股逆流。他们以佛教烦琐哲学向当时的唯物主义进攻。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唯识法相学争论的一个总结性的看法，是跳出了佛教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指出了法相和唯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产生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对法相宗的唯识思想，任继愈先生指出：“法相宗还用类似西方哲学史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方法，来论证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众多感觉经验的复合体，……法相宗比佛教其它学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有所谓物质世界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现实世界的一切；只有进入真如世界后，‘识’才失去它的作用。……进入真如世界，只能说它是用更高级的精神境界代替了低级的褒的活动，而不能说精神活动不起作用。相反，倒是把精神活动抬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相宗继大乘空宗之后，提出了新的补充，目的在于防止大乘空宗所造成可能发生的新偏差。”所以“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现实世界非真正存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教哲学体系。”“单就认识的作用和过程来说，法相宗的认识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就他们建立的第八识永远存在，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它又是‘客观’的、多元的精神性的微粒，又是客观唯心主义”。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对唯识新说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是在过去《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之辩证法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充实修订出版的新书。作者认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佛教看来是色心的关系。色心的“体”，他们以“依”义来发挥；色心的“用”，以“变”义来发挥。“依”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变”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由此辩证的思想作为前提，在实践方面才有舍染趣净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净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而舍染趣净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的对立斗争的过程，舍染趣净的结果得到转依。辩证法因素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现象是无常变易的，本体是常住不变的，现象是虚妄的，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染污的，本体是寂净的，这就是玄奘哲学思想的特点。韩镜清先生是仍在从事唯识宗研究的老学者之一。他是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学生，又随欧阳竟无和韩清净、周叔迦等人学习。大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阿赖耶识学说的由来》。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论文《净影八识义述》，谈佛教的特色是本体论和宇宙论，指出真如本体并不缘起世界；无明的颠倒认识才能缘起万物，因为生灭法必须以生灭法为因。还在《齐鲁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小乘身表业异解》，谈灭不待因问题。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佛教学院曾经讲过《楞枷经》、《摄大乘论》、《入阿毗达磨论》等课，同时在《佛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三性与唯识》，论述三性与唯识密不可分的关系等。1977年元月韩镜清退休后开始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有关《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 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唯识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种。他“认为，慈氏菩萨（引者按，即弥勒菩萨）阐述的唯识学，是统摄在更大范围的具有完善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慈氏学之内的。慈氏菩萨以三法印，也就是无人我法我、无所取能取、无二的道理为核心，把大乘佛教的理论贯通、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必须完整、系统地开发出包括唯识学、三性学、般若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全部慈氏学理论，才能真正把握整个大乘佛陀学的真髓。”（注：引自吕兴国撰《努力开发慈氏学，振兴真正佛陀教－介绍韩镜清教授》，待发表。）又说：“我不赞成把‘唯了别学’当成所谓‘唯识宗’（注：将唯识学定义为“唯了别学”是韩清净所说。韩清净在《法相辞典·弁言》中说：“法相于大乘中，名了义教。以显了相说诸法要，易可通达”，把‘法能相学’当成‘法相宗’，而与其他所谓华化佛教中的诸宗分领‘天下’，唯识学、三性学与般若学都是属于整个慈氏学，是整个佛陀学的领域，也希望大家把力量集中用在学习‘原典’或真正的法宝上，应该是到了重新认识佛陀学的时候了，不要再自误误人了，知道不知道强不知以为知的罪过呢？”由是可见，韩镜清在唯识学上的观点是与众不同的，也与古人有差异之处。1993年9月韩镜清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不过他的观点和慈氏学会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注意。中国大陆佛学界对唯识宗的研究正在重新开始注重。1992年7 月，中国大陆成立了玄奘研究中心，一批从事唯识宗研究的学者都参加到这个学会里，唯识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著名学者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等人的博士生徐绍强、魏德东、程恭让、张自强等人毕业论文都是以唯识学为内容而撰写的，表明了唯识学的研究正在复兴。在僧界，已恢复的闽南佛学院注重唯识学的研学，曾经聘请了田光烈等人专讲唯识，该院的《闽南佛学院学报》是现今大陆刊出唯识学文章较多的一份佛学刊物。居士界的胡晓光在《法音》上发表的系列唯识学研究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力度，特别是在世纪末对本世纪以来的唯识学理论既有总结，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一定的意义。在四川佛教界，王恩洋的一批弟子遵行师说，也在努力弘扬唯识学。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有皆以唯识学作为本院的特色教育。
胡晓光
《法音》1997年第1期(总第149期)第11页
一、中观与唯识。我认为中观与唯识是统一的体系，是构成大乘教理的两个基本要素。中观是大乘教理的原则，也是学理形成的初步；唯识是大乘教理的方法、认识，也是学理体系的终结。我们不否认在历史上，中观与唯识各有其学派传承，但学派的传承和学理思想的演进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唯识学全承了中观哲学原理，并在其理论基础上，对观心修行做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在印度佛教史上，大乘佛教就有两轮，一空一有，而空有是无碍的。佛在《解深密经》中，对学理的演进分为三时，初有(小乘)、中空(中观)、后不有不空(唯识)，由此可见唯识学是佛法的极谈。
二、唯识与真常。唯识学有染心唯识和净心唯识之分。染心讲阿赖耶识，净心讲如来藏，但是如来藏与阿赖耶识是一个东西。如经云：“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展转无差别。”正统的唯识学派多从染心转依上讲唯识之理，然而在圣教中，也有从净心上讲唯识之理的，如《华严》、《胜等就是。由于如来藏阿赖耶识是主体，外道与愚夫就容易把它当成神我；而在佛教内部有一些不明唯识深义之士，把净心当成不变的宇宙真心本体，形成了一种梵化的真常唯心论。在印度是受婆罗门教的神我论影响，传入中国又受中国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影响。在唯识学中，心是主体，是有为法，是事；真如是本体，是无为法，是理。然而在真常学中，心成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物了，心成了真如心，心有不变与随缘二义，这和唯识学是截然不同的观念。以真常唯心论为基石，逐渐演成中国化的佛教，这是值得深思的事。
三、性寂与性觉。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基本观念上是有区别的。印度佛教是讲性寂论，而中国佛教则讲性觉论。寂是宁静、是无为，故云“自性涅槃”，性即真如，真如之性不变为义，变则不称之为性。印度佛教认为本性就是寂然。然而中国佛教则讲本性妙觉，觉为慧力之功，属有为法，这就是讲不变之性有能变之功了。觉是菩提，故性觉论讲“自性菩提”。这与印度佛教的原义不合，在逻辑上没有契合点。然而，性觉论较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主导地位，印度佛教性寂论反而鲜为人知了。
四、依因与生因。印度佛教认为真如是万法之理性，是原则、规律，不是实体，所以是万法的依因，也就是说一切法都要合理而存在。作为万法之理的真如是无为法，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经云：“真如凝然，不作诸法。”由于真如是理，不是实体，所以真如是不受熏习的，如《华严》云：“譬如真如，不受熏染。”然而中国佛教则认为真如是实体，有不变、随缘二义，是事理的合一物；真如能生万法，真如是万法之生因，所以中国佛教讲真如缘起。这种观念在印度佛教看来是不合乎真如本义的，所以唯识宗斥责真如缘起论为神我外道。
五、有为缘起与无为缘起。印度佛教认为，一切诸法都是缘起而有，都是变化不居的，所以视缘起法为有为法。在唯识学中，讲万法唯识而变现，也就是讲唯识缘起。由于识体是有为法，所以它可以缘起诸法。无为是有为之性理，故无为法不为缘起因。然而中国佛教则专讲无为缘起，这是因为中国佛教把无为真如实体化，总是从内在相关性讲理与事。无为法若是理体就无法缘起，若存在一个实体，自身既是无为不动的法，又可以生因，那么这个实体就违反缘起性理了。缘起性空就是破实体性的，所以无为缘起是自教相违的。
六、染净与真妄。印度佛教讲主体心时，有染心与净心之分，无真妄之别。这是因为心是有为法，是变化之流。《大智度论》说心有生灭心和相续心，《瑜伽师地论》说心有积聚心和集起心，大乘空有二宗都没有讲有一个不变的真心存在。在印度佛教中，染净是二元性的，主体心是净的，由客尘所染。中国佛教从体用的内在相关性出发，对染净之心做了真妄之释，把个体主体之心扩大到宇宙心的高度，并将心性实体化，成了生成万有的生因。真是本体，妄是相用，依真起妄，妄灭归真，是真妄一元论。这种心性观确实是独特的，是彻底的唯心论。印度佛教讲去染生净，而中国佛教则是止妄归真，全妄即真。我认为净与染是主客关系，而真与妄则是体用关系，两者混融，实是佛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
七、理事与体用。事与理是外在相关性，体用是内在相关性。印度佛教讲外在相关性，用理事这两个范畴，讲内在相关性则用性相这两个范畴，而不用体用。真如与万法的关系是外在相关性，所以可用理事来表达。真如是理，理是理则，理是事之所以然，但不等于理即是事。中国佛教把真如与万法当成内在相关性，并用体用范畴来表达，结果真如成了万法的质体因了，没有成为原理。这也就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真如观上的不同点。
八、菩提与涅槃。菩提译为觉，涅槃译为不生不灭之理。涅槃是万法之本体，是一切之所依因，它是无为法；菩提是有为心的妙智之果，它能证知涅槃之理。所以菩提为能，涅槃为所；涅槃为理，菩提为事。印度佛教认为成佛要得二胜果，一是菩提果，二是涅槃果。然而中国佛教则把菩提涅槃视为同体异名，有菩提心、涅槃心，云云。菩提与涅槃是外在相关性，不是内在相关性。中国佛教把体用当成最高哲学范畴，这是不符合印度佛教原义的，虽然它的理论有其独特价值。
九、心识是精神单元。唯识学认为宇宙中有无数众生，一个众生有一个阿赖耶识，也就是说宇宙中有无数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主体精神，它是一个单元性的存在者。阿赖耶识是精神性的，所以它不占有具体空间，但它却又无所不在。单元与单元间可以互为增上缘。单元之间是有差别的，唯识宗所讲“五种姓”就是讲单元的的性质区别。精神单元是个体的本体，但它不像外道的神我灵魂那样有常一主宰固实不变之义，单元是恒动不居的，并且是无我的，因而才有希望转依成佛。单元是主体性存在，但不是主体性的实体性存在。唯识学确实立两重本体，但这是存在的实然。内在主体世界以阿赖耶识为本体，无数个阿赖耶识所依之宇宙真空界是共相本体。这在逻辑上似乎容易被指责有矛盾，然而却是实情。
十、革新与返本。成佛究竟是革新还是返本？我认为成佛就是一种革新。印度佛教认为人本非佛，修行方能成佛。人有佛性，那是可能性，也就是说，佛对人而言，是“可能是”和“应该是”，而不是“已经是”。正因为“不是”才要修行为“是”，从“不是”到“是”就是一个创新革命。心性虽净，但仅是定体，由定生慧方能正觉，在这里要有艰苦的努力、不断的创新。然而中国佛教则讲返本归真，认为自性本来就是佛体，只要息灭妄想即可回归到真元佛体。成佛成了一个回归本性的过程，无须创造，自然就是佛果。这是受了道家无为之道的影响。其实佛教是讲无漏有为行的，是要全面彻底地进行生命大升华的。在主体心上若要无为则成无记性了。菩提妙觉是无漏有为之法，成就广大佛果也是尽未来际行大行愿，无执地有为创新。
十一、因果律之必然性与价值之永恒性。佛学在世俗谛中就是讲因果决定性，《瑜伽师地论》讲“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可是一般人都把佛学的因果论，当成外界事物的普遍理则来讲，其实这是错误的，是不知佛学立因果的意趣和范围所致。佛学的因果是就心相的相续性(时间性)讲的，是一维因果。所谓三世两重因果就是一线而贯穿三世，前后相待，此有彼有，此无彼无。然而外界之物因果性极为复杂，知性因果、理性因果、直觉因果等，那是科学实验的范围，是自然性的存在，不是自为性的人心存在。佛学因果律的必然性是要为价值的永恒性提供保证。成佛就是一个最高价值，然而如何成佛，成佛是何理由?对此，佛学从人伦价值的维度出发，提出善恶因果必然性之定律。所以研究佛学因果要在人伦价值上着眼，要在意志自由上着眼，而不要从自然科学上着眼，不要从理性逻辑上着眼，否则佛学的因果论也会遭到攻讦。佛学的精义在于实证体悟，确实不在言诠上。由于人类的言思有局限性，所以在表达上总是不完善的，甚至于有立就必有破。但如果仅仅站在中间立场上，那么永恒性价值又会受到漠视。所以唯识学在中道认识论的基础上，也讲价值的正道论，这是佛学的善巧处，是普度有情的大方便。对此我们学佛人应深思之，千万要依正理而抉择，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十二、唯识理论的来由与形成。唯识之理，源由佛说。如《杂阿含》“心持世界去，心拘引世界，其心为一法，能制御世间”，这是最初的心识观。到大乘佛教中，如《大乘理趣经》则讲“诸法非因生，亦非无因生，虚妄分别有，是故说唯心。”《华严》更进一步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由此视心为主体世界的所依，这就是唯识理论的根据。唯识学在圣言量的基础上，演绎成系统的体系——唯识认识论。唯识学的心识观是建立在三法印中“无我”的前提上的，如《成唯识论》云：“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这和《华严》讲的“诸蕴业为本，诸业心为本，心法犹如幻，世间亦如是”之句是理有相通的。唯识学的建立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解脱道——即观心治心方法。心识(指阿赖耶识)是染净依，所以可以转染成净，这是唯识学的观心所务。由心净后，再精进努力，方能开智，了达涅槃之理。唯识学从头到尾都是净心之运动(即无漏有为行)，它没有把主体心识实体化，更没有所谓的“宇宙真实之心”说。也可以说印度佛教都是把心当成主体性的存在，一种有为法，这是印度佛教理论的内在逻辑。
十三、真常唯心理论的来由与形成。真常唯心论的体系建成于《大乘起信论》，所谓“一心二门”是也。真常唯心论者认为，在大乘经中讲真常观念的经典很多，一般常举的有：《华严》、《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胜》、《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涅槃经》、《楞伽经》、《楞严经》、《大法云经》、《无上依经》、《不增不减经》、《大哀经》、《大乘密严经》、《圆觉经》等，还有《宝性论》。实与真常学有必然联系的只有《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其它经只是涉及了净心缘起和如来藏观念而已。真常学所依据的经典都是旧译经典，即旧传唯识观念。由于当时人们对唯识的本义尚未通达，所以一些译典难免有讹谬之处，这就是为什么玄奘法师要去印度求法，得其正义，而后再创新译的原因。真常学的理论来源于旧译经典，并且多被新译所否定，但是真常学者创造性地把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化之佛教。他们把染净问题扩展为真妄问题，把“心与理”之理事关系问题，解释成为“心即理”的体用关系问题，把“主体心”扩大为“宇宙本体心”，从认识论的唯心论走向本体论的唯心论。真常学系的大德往往道心纯正，对佛教有使命感，重视律仪，“扶律谈常”，这是极为可敬的。他们创发的理论也已成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化思想史有推动作用。但是，在学理上的区别总还是客观的事实，我也只是想从学理的角度对此作一不成熟的评议，尚祈高明之士教正为盼。
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传到我国，到了唐朝发展到高峰，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地论时期、摄论时期、识论时期。 由于对当时地论学和摄论学的唯识理论存在种种困惑、疑问，玄奘大师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他的所学十分广博，但最主要的是后世亲时代护法系的唯识学及其陈那的因明理论，其特质在于严密的思辨与条理，并有不少创新之说。识论时代的唯识思想，其实就是玄奘系的唯识思想，是以《成唯识论》为根本。这是唯识学在中国发展的高峰和辉煌时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唯识宗”（也叫“法相宗”或“法相唯识宗”）正式成立，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成唯识论》是解释世亲论师《唯识三十颂》的一部综合性与总结性的论著，是以护法之说为中心，参考、调和其他九大论师之说合译而成的，是唯识宗的重要论典。玄奘大师弟子窥基大师在弘扬唯识学方面功不可没，其主要著作有：《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唯识二十论述记》二卷，《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瑜伽师地论略篡》十六卷，《大乘阿毗达磨集论述记》十卷，《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因明大疏》三卷等。窥基大师以后的唯识学者及其作品还有：慧诏的《唯识了义灯》，灵泰的《唯识疏钞》，智周的《唯识演秘》，道邑的《唯识义蕴》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自从唐末以后，唯识学在中国就逐渐衰落了。 唯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宗派，在沉寂了千年之后，到了清末与明国时期又突然兴盛起来，从而掀起了一个研究唯识学的高潮。此时，研究唯识学的团体主要有三个，即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北京韩清净领导的法相研究会（后改为三时学会），太虚大师领导的武昌佛学院。前者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作品是：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唯识讲义》，王恩洋的《二十唯识论疏》、《摄大乘论疏》，吕徵的《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等。三时学会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作品有：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成唯识论讲义》，朱芾煌的《法相辞典》，周叔迦的《唯识研究》等。后者有太虚大师的《法相唯识学》，唐大圆的《唯识学的科学方法》，法舫法师的《唯识史观及其哲学》等。这三系唯识学在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与分歧。大致来说，前二者是完全站在印度唯识学，尤其是玄奘一系的唯识今学的立场上，排斥甚至否定中国佛学的传统，重视历史和考据的学术方法。而以太虚大师为主导的一系则比较开放、宽容，在继承印度传统唯识学的同时，又肯定和捍卫了中国佛学（主要是指真常系的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的正统地位。在治学方法上，也不太受考据的束缚和影响。当然，这三系也有相通之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熊十力是欧阳竟无的弟子，现代学术界都认为他是新儒家。他所著的《新唯识论》，虽然包含有唯识、法相的内容与思想，但又杂取了禅宗、天台、华严以及周易、老庄、宋明理学等各种学说，重点是谈体用关系，可以说，这不是一部纯正的唯识学著作。这一时期的唯识学研究，除了以上说的三系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唯识学家值得注意，如章太炎、梅光曦、范古浓、释守培等。至于现、当代，从事唯识学研究的法师、专家也不少，对唯识学的发展与弘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北京的韩镜清、四川的唐仲容，以及港台的演培法师、罗时宪、霍韬慧等。 唯识学上有所谓古学与今学之说。两者的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大体上，在印度将无著、世亲以及继承并推阐此二家的唯识学称为古学，而将发挥、演变此二家学说的称为今学。古学是顺从旧说，今学则是推演衍新说。在十大论师中，一般认为，安慧是古学，护法是今学。在中国，唯识典籍有旧译与新译之分，菩提流之与真谛之旧译属于古学，而玄奘大师的新译则属于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