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农史》、《历史教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论文（部分）1、《朝阳城名与建置沿革述略》，《地名丛刊》1986年第5期。2、《漫话“图腾”对族名、姓氏的影响》，《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1期。3、《西汉至辽代辽东辽西地区州郡县“侨置”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4、《辽代前期辽帝对汉官的利用与限制》，《黑河学刊》1989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论点5、《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6、《谈谈辽金的谣谚》，《博物馆研究》1989年第2期。7、《略论辽代契丹和汉文化的“中和”及其原因》，《北方民族》1989年第2期。8、《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松辽学刊》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5期全文转载。9、《辽代契丹皇帝的丧葬、陵庙、造像与祭祖》，《辽金史论集》（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0、《辽朝对外战争中的“侦候”、“用间”与“反间”》， 《辽宁经济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浅谈契丹人的尚白习俗》，《四平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2、《辽代若干社会问题与整治措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1909年第6期转载篇目。13、《辽代契丹人的“祈禳”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4、《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15、《辽代契丹人拜见方式小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6、《辽代契丹人“住所”论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第1期摘发论点。17、《略论汉武帝对乌桓和对秽、东沃沮、高句丽的不同治理方式》，《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88年第8期全文转载。18、《唐代初期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府考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19、《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20、《辽代乡村佛教邑社组织考探》，《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辑刊论坛》，沈阳出版社2000年出版。21、《辽代契丹贵族渔猎活动考述》，《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22、《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23、《南唐、契丹聘使及其目的》，《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24、《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考略》，《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25、《辽代的自然灾害及赈恤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26、《古代北方民族对日、月的崇拜》，《满族研究》1990年第3期。27、《辽代契丹服饰考略》，《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28、《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全文转载。29、《一部厚重的中华饮食文化史著—评〈中国饮食史〉》，《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6期。30、《辽代契丹人“文体游艺”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31、《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32、《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33、《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转载篇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88年第6期全文转载。34、《略论辽国军队的征调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35、《古代东北地区诸民族崇尚习俗特征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满语研究》1998年第1期摘要。36、《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12日。37、《论辽代初期的腹心部与智囊团》，《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38、《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2003年第5期，《文摘报》2003年10月5日论点摘要。39、《评〈契丹族文化史〉》，《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40、《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转目。41、《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辽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42、《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43、《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1期摘要。44、《辽代宴会考论》，《辽海历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5、《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46、《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47、《辽海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辽海文化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8、《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49、《论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赤峰市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优秀奖。50、《论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性特征》，《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51、《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52、《辽代的寺田及其相关问题考探》，《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53、《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54、《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55、《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56、《辽代契丹人骑射文化述论》，《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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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l:1规模掀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日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③。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1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巨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④。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一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闹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J一系年还有必要做深人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从础性工作。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于甲产在太宗时期(927一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一J一‘之数无所于考’，⑤。，但山此叮知，辽代赋役以户J一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一J’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
一
l一，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一或户口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而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l讨，辽代诏括户一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卜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一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I”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稗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卜，在沮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卜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l(X科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78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J一数员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l032一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玉熙之前检括户丁的沼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于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母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柞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J照事物发展的顺序，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照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上京临演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照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照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柞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价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一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沼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卯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中，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仍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⑥;重熙十五年(l嘶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l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⑦;大安九年(l哪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t飞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l)辽子忆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一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其中包括州一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辽代进行过全面户l一J统计，但其中的人日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一J一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一卜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J，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⑧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摇役，结果收到r“政赋稍平，众悦”⑨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⑩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一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一鸟占扎亦叛，与达里底等井寇倒塌岭⑧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一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一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一，《辽史·兵卫志》所载J一数，!涂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休现了侮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O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r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王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书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竟进”，“众正沦青，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O。天柞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触人望，崇信奸回，自林国木，群一F离心”，“叛一亡之迹，相继蜂起”，“__卜崩瓦解，不可复支”O的局而。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一首先是女典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l114‘曰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巧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卒羊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_L京、中京、西京和南京的，仅lo年间，竟使辽朝统治上崩瓦解。在这一过程，!“，天柞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而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人，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而，天庆五年(11巧年)天柞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⑩，又要检括一互京乡J一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址〔。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一r诸道户与诸路兵。但位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J一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l，数统计并不符合梅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众太祖收国_内三，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0，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而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钱火破坏和天柞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七断玫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而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柞帝柱夜忧惧，巅沛流离⑥，已无暇顾及州县户、f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f统计的址晚年代)综L所述，《辽史》户、J一统计分属J几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
10.女真族的历史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
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
“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
《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探究
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经过一番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了深入的了解。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原因何在？
一、南方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二）、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 赶上北方。
（三）、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五）、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六）、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
1.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2.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
3.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
社会原因：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例如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
政治原因：统治者的重视。政治中心的南移 (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统治者在楚州“筑白水塘以溉田”；吴越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例如著名的捍海石塘等。
技术原因：生产力高。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开始，北方南迁的农民达九十万之多，占北方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南迁的北方人民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牛耕得到推广。
自然条件：南方气候较优越。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而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
四、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
（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
（一）、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
（二）、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
六、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一）、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南方城市一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
（二）、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三）、对人才教育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了人才教育的相应变化。
（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
七、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
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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