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摘 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
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著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直面制度变革：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汉文帝时期，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为制度的欠缺、国家的软弱而太息流涕，发出改制以求强的呼吁。他特别针对政治等级失序的问题，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2](《礼乐志》)。他还为统治者草拟了礼仪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对这套制度充满了自信，“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
业而安”[2](《贾谊传》）。即认定以制度治国可以弥补“人治”的缺陷，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设计，不似后世儒者的迂腐，而颇有熔铸礼法为一的务实色彩。正如陈苏镇的判断，贾谊等人“所关注的是在‘法令’、‘刑罚’之外，再建立一套‘礼’的制度，形成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制度体系”[3](p251)。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一批身居高位的军功权贵的坚决反对，贾谊的主张无法得以实施[2]（《贾谊传》）。汉初的因循静默之风，可以导致社会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荀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汉初国家简易，制度未备。”[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对汉初政局特点的准确归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2]（《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评判西汉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当时的贵族思想家刘安也在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论训》）刘安尽管最终走上了与汉武帝分庭抗礼的道路，但在论证变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却与董仲舒、汉武帝有呼应之实。汉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变革成法的原因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6](《汉纪》）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初的立国规制，而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厉行改制，奋发有为，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2]（《严助传》）汉哀帝时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则在人才济济之外，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2]（《循吏信》）。这些议论，显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为子孙后世垂范立制所作出的贡献。汉人如此重视从制度层面来讨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性和远见，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不为过。这样深邃的认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汉武帝重视制度变革的实际举措，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源头活水。
二、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汉武帝治国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他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推行制度建设，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国势力
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武帝继轨而起，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于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2]（《主父偃传》）汉武帝深知它的奥妙之所在，立即予以采用。在“推恩”这样流露着血缘温情的名号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2]（《诸侯王表·序》）。
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关于“阿党法”的内容，据张晏的注释是“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2]（《高五王传》）。这就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国王就畏罪自杀了。诸侯王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规的必然结果。因此，班固在论及“阿党法”之时，特意强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高五王传》），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之深远。关于“左官律”的内涵，据服虔的注释是：“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2](《诸侯王表》）创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进取心的人士仕宦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关于“附益法”的规定，据张晏注释为：“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文献]
[1]张烈．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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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为一位千古帝王，伟其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前者稳定了边疆的治安，巩固了政权；后者促进了汉与外部的联系。武帝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统一货币，盐铁收归，平抑物价，独尊儒术等等。为汉的大一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武帝也有其过失，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致使大量破产流亡。汉武帝时代，西汉盛极而衰，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文景之治时积攒下来的财富消耗一空。
我们在评价武帝的时候，也要从其功过中得到教训，正视这位千古帝王的功绩与过失。
汉武帝刘彻，一名志向远大、雄才大略于一身的皇帝。
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刘彻出生；公元前150年。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40年，16岁的刘彻当上了皇帝，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直至公元前87年病逝。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但,这的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武帝在手握重权后，便开始了在思想上的大统一。他采取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主要内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强大中央集权；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为封建的法统；提倡儒学的仁政。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个利用儒学“大一统”思想指导政治，使得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得以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儒学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帝王统治的思想工具。
汉武帝不仅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更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此外，武帝还兴太学；颁布“推恩令”； 确立察举制，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而派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且派张骞打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将西汉推向了一个鼎盛的时代。
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 . 武帝本纪赞〉里头，就明显的写出了武帝的种种功绩。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另一方面，汉武帝还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在他晚年却是老来老糊涂。武帝晚年繁行重敛，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后来，还发生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造成几万人含冤而死，后来更诬蔑太子诅咒武帝，令到太子不得不反，最后兵败自杀。
不过幸于最后武帝自知悔过，自我悔改，并下了“罪已诏” 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在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公元前87年，武帝在病床前立了太子，也就是刘昭帝；立霍光为大司马来辅助太子。次日，武帝病逝。
对于汉武帝之评论，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中就写到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 一： 一独尊儒术；听取董仲舒的建 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 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 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 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 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 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 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 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 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 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 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 令，于是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 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 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 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 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 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 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 入胡（黄）瓜 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 历史意义重大 七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 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 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 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 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 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 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 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