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浅谈《傲慢与偏见》中叙述视角和写作意义
“假若对他们更多的内心描写,读者对他们十分了解,那就会失去很多悬念,使情节显得平淡乏味。”③也有人(如E·M·哈里)从观察角度转换出发,曾对此进行过某种类似的分析,但又都仅止于此,未能指出这种叙事角度的设置之于作品主题意旨、思想蕴含的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自然,如果将伊丽莎白叙事学上的意义仅仅理解为由叙述边缘走向了叙述中心,未免失之肤浅。众所周知,叙事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审美和艺术的范畴,“像里柯、怀特、詹姆森这些批评家关心的是探讨叙述对于人的社会心理意识,尤其是对人的价值观念和认识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他们那里,叙述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概念而是一个认识的概念”④。
不同的叙述行为可以使同样的叙述内容产生并不一样的叙述话语和精神指向,关于谁的故事和从谁的角度讲述故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富有深蕴的潜台词。《傲慢与偏见》的叙述视角的转移使集中笔墨展现伊丽莎白的全部外在活动变得自然而然,也为读者打探她精微隐曲的情感世界提供了契机。苏珊·朗格认为:“一个符号总是以简括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⑤从符号转化的内在机制看,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形式化过程,艺术抽象不是对生活镜子式的表现和反映,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企图用具体感性的符号形式将有意味的东西从事物与现象的一片混沌中揭示出来,从而来抵达事物与现象的本质。当读者掩卷沉思,并不难得出小说《傲慢与偏见》是一个关于伊丽莎白的故事的结论,由于作家给予了她极大的叙述热情和兴趣,整个叙述在她的视界里逐步展开,使之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形象和叙述中心,而且由于作家将自身的价值判断、理想追求寄予在她的身上,她甚至 嬗 变为了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尺度。诚然,伊丽莎白论长相漂亮与性情温柔不及姐姐吉英,在才艺与举止优雅方面比不上彬格莱小姐,但她却是父亲眼中最引以为豪的女儿,对傲慢的达西有着挡不住的魅惑。这其中固然有她天性活泼、聪慧大方等诸种原因,但更在于她那种建立在真才实学基础上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强烈的自信心和精神上的优越意识, 乃至于还包括某种迷人的反抗性格。她不再是男性世界的陪衬和附庸,更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对象而存在,相反在智性和精神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和独立不倚,折射出了作家自身的女性人格理想和崭新的妇女观。质言之,伊丽莎白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暗含作者的代言人。无怪乎奥斯丁说伊丽莎白是一切印刷物中最可爱的创造物,而且不能忍受那些连她也不喜欢的人。海德格尔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在他看来,人生存于语言中,由于语言的存在才使人的历史性存在成为可能,所以语言是人生存的家园。语言不惟是人与世界的联结的通道,语言能力其实隐含着话语权力,失落了对话语的控制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致力于语言符号的意识形态研究,写作在他的语言符号理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认为写作应该被视为渗透在各种符号活动中的一种颠覆行为,是语言城市中的“特洛伊木马",因为它可以从内部来攻击现存的语言体制。在语言被总体化、中心化的情况下,意义已经被垄断,写作却可以在消除意义的同时又生产意义,滋生出意义的多元化和多义性。因此,巴尔特进一步指出,写作的过程就是粉碎了意义垄断和人为限制的过程,写作的本质在于它是建构意义多元化的途径。
写作本身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一种话语特权。自古希腊始,男人在形而上学中即被界定为创造一切的本质,甚至形成了女性是男人“孕育”出来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西方文化男权制的实质:男人是完全的,女人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版本,不仅而且也应该比男性智力低劣。男权文化以生物学上的某种先天差异将性别歧视合理化,通过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劣从属的区别,将社会压迫合法化。因此,是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决定了男女有别。传统以来对女性职能的家庭定位,对女性智力的恶意嘲讽,以及将女性视为欲望化的对象,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性而一直被湮没于历史的深处。文字发明后文学的书面样式便取代了口头文学为主导的样式,在传统时代识文断字和受教育是一种社会特权,因此只有特权阶层才有可能从事文学活动,并通过文字而垄断运用文字所进行的文学创造,从而控制着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形式,主宰着意义和价值的阐释权。女性作为一个漫长历史长河里的“失声集团”几乎是沉默无语的,以 “第二性”的身份被排斥在包括文学世界在内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悲愤地指出,女人智力上的自由比希腊奴隶的子孙还要少, 所以女人就绝对没有机会写诗。由于女性语言与表述能力在历史上的缺席,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可以任人评说的价值体系,才使得女性世界进一步被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作家走入文学创作的符号系统,其本身不失为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到了女性可以写作的时代,女性的文学之路也是举步维艰,写作的天空依然是低矮的.。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女人所有的文学上的训练至多是观察性格、分析情感和属意于私人化的自我表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的浪漫叙事和其在作品中彰显出的温柔、甜蜜和纯洁的写作特征,被后来的男性批评家指认为女性创作的圭臬。单纯而优雅的文体,含蓄而谦逊的文风,道德化的主题追求,逐步内化为女性作家们一种自觉的追求,叙述话语和语言能力被拘囿于书写爱情与家长里短,把闲适、消遣和释放心灵的郁结当作了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女性的话语形态和思维方式,长期被固定在男性话语规范之下而被迫迷失了自我,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首肯与认可,更多的时候是隐匿女性特征,遵从男性作家的写作范式来进行仿男性写作或者超性别写作。而文体意识的自觉似乎是不可能的,女性意识的关注与生动表达则更是不合时宜。要改变这一无我状态,女性就得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并在这种语言中将自己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此以来,才可能迈出女性在历史叙述中“失声”的尴尬境遇,改写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存在状况,甚至传达出向来被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十八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作为一个显赫的社会阶层凸现出来,对阅读和写作的诉求,使女性作家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悄然出现在由男性写作构筑的文化场域的边缘。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 英国小说甚至几乎为女性所垄断。但客观地说,这些小说仍然是在男性写作的樊篱中亦步亦趋,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意识的表达尚有相当的距离。阿芙拉·班恩、德拉里维尔·曼丽和伊里扎·海伍德是稍早于奥斯丁的三位英国女作家,当她们的小说对父权制写作传统有所忤逆,不免有“出格”与“离经叛道”之嫌,在当时都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乃至是人身攻击,被定格为堕落无耻的色情作家而几近逐出文坛,直到她们“改邪归正”才重新被文坛所接纳。然而这个时期的奥斯丁却独树一帜,一反当时普遍流行的“哥特式小说”、“感伤小说”的创作方式,以其独特和巧妙的文本策略,与后来的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以及乔治·桑等作家一道,对既定的写作范式、文学秩序构成了一种冲击,使英国文学走向了一个文化上的“弑父”时代。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此感慨不已:“假使我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这个变化描写得更仔细,认为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要重要,这就是中流社会的妇女开始写作了。”⑥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克莉斯蒂娃指出,女性要进入为男性所把握的话语体系,要么借用他的口吻、概念、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要么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如果说阿芙拉·班恩等作家的写作属于前者,奥斯丁的创作则无疑表征着后者。《傲慢与偏见》中女性意识的彰显,对文学话语霸权的抗争,正是源于特殊叙述视角的设置、自身话语方式的建构和因此所可能具有的生产性意义,亦即使女性开始有意识地由被描绘、被书写的客体转换为自我书写的主体。这一转变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改写了文学传统中女性被动的叙述格局,消解了“男/女”、“主体/客体”、“中心/边缘”的写作模式。
什么是叙事研究 一、什么是叙事研究? 所谓叙事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我”）“叙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的；设计好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我”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如果问题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我”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我”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 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已经在“思考”或“反思”,这也就使“我”的“经验性教学”转化为某种“反思性教学”. 更重要的是,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已经是在收集研究资料和解释研究资料.叙述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我”的可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报告使以往的“议论文”式的、“说明文”式的研究报告转换为某种记叙文式的、“散文式”的、“手记式”的、口语化的心得体会.它显得更亲近读者或听众,如陈向明博士所言：容易“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总体上看,这种“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是“我”讲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如怀特海所设计的那样,明确采用“我”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叙事研究的报告都可以视为一种教师的“自传”.也正因为如此,叙事研究特别看重“自传研究”. 第二,教育叙事研究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已经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或发出的某种指令.它所报告的内容是“实然”的教育实践,而不是“应该”的教育规则或“或然”的教育想象.这也使叙事研究的标题表达落实为某种“过去时态”而不是“将来时态”,它朴实、诚恳第向读者叙述“我”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指手划脚第命令读者“应该”做什么.
第三,教育叙事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往往是“我”参与其中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真实的教育事件.
第四,所叙述的“教育事件”具有某种“情节性”.其“情节性”相当于麦克尼芙提出来的“分枝问题”.“分枝问题”显示为某种偶然性节外生枝,使人感觉既突然波折,又真实可靠. 第五,教育叙事研究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而不是演绎的研究方式获得某种教育知识或教育信念.这种归纳的研究方式使叙事研究在提升相关的教育理论时显示出某种“扎根理论”的道路. 二、我们的做法 受英国行动研究专家怀特海和麦克尼芙等人的启示,我们在校本教学研究中鼓励教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涌现出“分枝问题”或具体的“教育事件”?“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兴奋或辛酸的感受?“我”是否做得顺利或遇到了阻力? 1、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 当教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或教育事件或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几乎是教师们的“教育自传”.与一般“自传”不同之处只在于：一般“自传”关注的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而作为行动研究报告的“教育自传”尽可能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主要是讲述行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以前还只是认为社会学研究中有“传记法”（包括“自传法”）,以前还只是认为这种“传记法“是收集个人生活史、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难得资料.现在老师们的“研究报告”提醒我们“传记法”的作用还不止于这些.尤其从行动研究的道路上开发出来的“教育传记”,已经内在地蕴涵了行动研究的精神.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经历,反思自己的教学中到底发生了哪些教育事件.这种叙述使教师开始进入“反思性教学”的境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建议教师要由日常的“经验性教学”转向“反思性教学”,但究竟如何转向“反思性教学”,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能够让教师“反思”的策略.教师们的“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倒提醒了我们,这种叙述教育事件的过程本身已经是一种真实的“反思性教学”.显然,当教师成为一个“反思性教学者”时,教师不仅亲自“参与”了研究,而且由反思而获得对自己教育行为和教育观念的“理解”和“改进”.读者和听者在阅读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故事时,也容易引起“共鸣”,并由“共鸣”而获得相关的“理解”.如此,行动研究所强调的“参与”、“改进”精神在这里获得某种照应.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教育传记”式的报告时,由于教师叙述的是教师个人的教育生活史,它是从生活史的视角来审视某个特定的教育事件,它把特定的教育事件重新还原为真实的教育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的教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修改和调整.它将“教育事件”重新恢复为“人的问题”,把“教育事件”重新安放到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动研究的“系统”精神. 而且,这种“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对于不便公开讨论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教师不记录在报告中.教师在行动研究中讲述自己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是为了在合作小组内部或更大范围内得到“公开”讨论,接受合作小组的评价和建议.其实,“教育自传”既然作为“研究报告”,已经假定了这种“教育自传”可以“公开”讨论,这使“教育自传”内涵了行动研究的“公开”精神. 于是,我们开始建议教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当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可以不必盲目依赖于传统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技术.我们发现教师讲述的教育事件和教师写的“教育论文”相比有了变化.变得有“情趣”、“活泼”、“生机盎然”；变得“日常”、“亲切”、“生活化”；变得更“动听”、“可读”、“可爱”、“令人感动”、“使人受启发”、“俏皮”、“欢快”、“美妙”、“音乐性的”、“有韵味的”、“有灵性的”、“让人心领神会的”、“引起共鸣的”. 卢梭似乎早得此风气,他的《爱弥尔》才导致康德因阅读而忘记了散步的时间.尼采将这风气发扬光大,他以散文、小说、诗歌、日记等方式迷倒后来的海德格尔、福科一系列“大学生”（取其“名学者”的含义）. 教师行动研究是否可以在教育领域得此风气之先呢?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问题.也许,风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由原来的“经验性教学”转为“反思性教学”,已经使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发生的问题转换为“问题课题化”. 2、问题课题化 教师什么时候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呢?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时机取决于教师的行动.当教师以研究者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而发生“教育问题”时,就意味着教师已经开始为自己积累“教育故事”.教师的“教育故事”始于教师教师发现“教育问题”.教师持续地关注、追踪某个教育问题的过程,就是教师使“问题课题化”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开始展开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 行动研究强调解决教师自己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不过,并非任何教学“问题”都构成研究“课题”,只有当教师持续地关注某个有意义的教学问题（即“追踪”问题）,只有当教师比较细心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学“问题”才可能转化为研究“课题”.教师的“问题意识”才上升为“课题意识”.问题一旦被追踪和设计,问题就转化为课题. 强调对“问题”是追踪和设计意味着所研究的“课题”来自教师自己的教学实践,“课题”产生的途径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是教师“自己的问题”而非“他人的问题”；它是教室里发生的“真实的问题”而非“假想的问题”.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也暗示了行动研究不是“随意性问题解决”.教师虽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解决问题”,但如果教师只是以日常经验和惯用策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设计“）之后采取“行动”并持续地“反思”其效果,那么,这种问题解决就算不上研究.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使日常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行动研究中的“课题意识”区分开来.不过,这也不是说“问题意识”就不重要.在教学研究中,常见的障碍既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弱”,也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强”.“课题意识太弱”的教师容易满足以日常经验解决那些琐碎的日常问题,“自下而不上”,不善于在解决日常的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捕捉一些关键的、值得设计、追究的“研究课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追究和设计,那些日常的教学问题虽然不断地被解决,教师却很难从整体上转换自己的教学观念、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此相反“课题意识太强”的教师容易只热衷于“热点问题”、“宏大问题”,“自上而不下”,对自己的日常教学生活的实际问题视而不见或“以善小而不为”.满足于“大问题”、“大课题”的后果是忽视、轻视了教室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问题、真困惑. 有效的行动研究所研究的“课题”产生过程是：教师在大量地、随意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个值得“追究”和“设计”的“关键的问题”.教师一旦打算在后续的教学中进一步想方设法（“设计”）去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能转化为课题.
议对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研究范式 跨学科研究 必要性
【论文摘要】 当前技术学主流研究范式存在单维不合理性，对其分析思考后，提出教育技术学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以顺应学科多元化发展的实践和学术需求，不断挖掘和实现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
长期以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不注重方法论，研究方法单一，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己成了以应用为取向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梗桔。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充分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科学领域中的各种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来，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混合研究、基于设计的研究等新型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学领域逐渐兴起。有学者(张斌、张文兰等，2009)认为“多元化研究范式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必然走向，我们需要打破单元的思维，放弃寻求普遍的万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模式，走向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的确，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多元性、研究对象和应用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当前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上的迷乱困境等都要求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本文在库恩范式论对研究范式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思考，提出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应当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并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一、库恩范式论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发展的启发
范式一词是由美国当代科学家托马斯浑恩(ThomasS.Kuhn )在其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的。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fzl“研究范式”概念的核心要义是科学共同体共同具有的信念、学科的理论体系以及科学研究的框架结构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不少学者对研究范式的理解已经超过了库恩赋予研究范式的意义，正如有些学者(蔡建东等，2006)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也认为与库恩范式的“替代性”和“不可通约性”相反，教育技术学不同研究范式之间是“共存”的，而且是“可通约”的，是交替互补的关系。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技术研究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就像日常生活中使用劳动工具一样，不同劳动工具的功用和效率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最好的工具，只有最适合某种劳动的工具一样。因此，教育技术学需要尝试、引入和发现多种研究范式及其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在进行教育技术学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必要性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当前教育技术学所使用的各种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和思考。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简述与思考
我国教育技术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学术研究一片繁荣、理论观点不断推陈出新，学科体系也不断完善，论文和著作也是与日俱增。然而，教育技术领域对自身研究范式的探讨并不多见，并且研究结论也不清晰一致。就从目前发表的论文来看，教育技术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的分类及所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1、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2、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己经形成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3、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主要存在“实证主义”与“解释/建构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 4、黄荣怀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范式的演变经历了“经验一对比实验一系统整合”三个主要阶段。5、近年来也有学者(张斌、张文兰等，2009)提出教育技术学应当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从以上分类和观点可以看出，教育技术领域对其研究范式并没有形成一致性认识，各种观点处于离散状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研究传统的限制，先前教育技术研究不注重方法论，研究方法单一，很少有人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研究。二是教育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范式难得统一。好在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教育技术领域正在日益重视研究范式研究，这应该是一种好兆头。
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进行分析思考后，我们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存在单维不合理性，应当突破单维的思维模式，引入并尝试使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至于从其他学科领域引入的研究范式是不是适合教育技术研究需要，这需要理论思辨的支持，更需要实践的。
三、教育技术学也要使用跨学科研究范式
1什么是跨学科研究范式
“跨学科”一词较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但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有组织和规划的跨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许多学者对跨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对跨学科研究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和要义是明确的。我们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以问题解决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通过协商合作以及个人探索等方式，采用一切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方法、技术、手段和策略来解决问题，进而形成灵活且融合的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策略。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点都是多元的。它可以由科学的求知欲驱动，也可以由实际的需求促发;可以由单个研究者来进行，也可以通过组建团队来实施。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学科拼凑在一起，而是追求各个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通过学科间的商讨与合作，建构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获取一个整体的或系统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方法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以及研究者群体在运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时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就构成了跨学科研究范式。根据对跨学科研究及其范式的理解，我们认为技术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更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使得各相关学科的方法、思想等有机融合，更好的为学科发展服务。
2教育技术学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首先，科学研究的大呼吁跨学科研究范式。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许多现象和问题(包括教育)不是一门学科的学者能单独解决的，而需要会同相关学科的学者，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发展出相关学科间共同的工作假设、共同的理论模型、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也只有相互协作共同探索才能解决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单独解决得了的。鉴于此，许多学者撰文呼吁跨学科研究，并论证跨学科研究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和趋势。对跨学科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尝试，对消除学科之间的隔阂、重构综合整体的观念、促进学科的融合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口各学科所谓的研究领域并不是它独断的专有领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跨学科研究是促进学科融合、解决复杂问题的必要手段，己经成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教育技术学作为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有必要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为促进学科融合、解决多学科复杂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复杂的研究对象要求使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科学领域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技术学层次的学科，并且明显具有应用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教育技术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纯教育学的，也不是纯学的，也不是纯技术学的，而是多学科综合性的问题。例如，远程教育不仅要遵从教育教学规律，也要关注师生分离状态下的学生学习态度和心理问题，并且要采用恰当的技术来实现教学过程、达成教学目标，其中管知识的运用也是影响远程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再如，学科主题网站的开发、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交流互动平台的建立等等，都不仅仅是技术实现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上的突破。课堂教学设计是教学设计理论和教育心理学应用理论的杰出典范。教育技术学的这种包融的学科性质和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必然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也只有这样，教育技术学才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第三，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有利于促进教育技术学开阔创新视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己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学科)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8] n。教育技术学己经冲破了“被忽视的无人区”，但是教育技术学还没有成为“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突破性的创新。而跨学科研究范式给教育技术学科研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跨学科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教育技术学单维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种突破不是对原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断然摈弃，而是在吸取和完善原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可以消除相关学科之间界限隔阂所造成的壁垒和视野遮蔽，强调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有机协调与合作，增加学科间的交流，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教育技术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复杂问题，有助于促进相关学科的渗透和融合、有助于形成完善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进而推动教育技术的学术观点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学科体系创新。
四小结
没有一种研究范式具有统领‘天下’的能力，只有在特定学术背景和特定研究阶段占主导地位或是倍受学术研究者青睐的研究范式，因为研究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而是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实践的需要、研究重点的转移等动态变化发展的整体认识和操作过程，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和使用范围。因此，在多元化充斥学术研究的今天，我们要顺应学科需求和研究的发展变化;在诸多学科需要教育技术支持并优化教学的今天，我们要充分满足其他学科的需求。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促进多学科思想及方法的有机融合，促使教育技术学研究脱离困境，使得教育技术与其他学科实现完美整合，不断挖掘和实现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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