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叙事研究是以教师自己的故事建构为手段，通过叙述故事，描述教师真实的教学生活，呈现特定情境中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下的学生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意义分析，形成有关教学经验的“个人知识”，获得对教学活动的意义理解和解释的一种研究方式。由于教学叙事研究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的，而且故事直接来源于教师的教学经历，其理解和解释又取决于教师自己对教学“现场”的独特把握和判断。因而，这种研究以其“平民化”的风格，给一线教师以亲切感。
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有不少的研究不是故事“味”太浓，冲淡了研究，就是“主题先行”，故事性不强，其研究给人以生搬硬套、人为拔高之感。教学叙事研究并无统一的格式与标准，但作为一种教学研究方式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旨趣与品格。笔者认为在教学叙事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叙事与研究、故事性与典型性、描述与解释、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几对关系，才能使教学叙事研究真正成为一种教师自我认识、自我提高的有效方式。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重点关注小说《乔家大院》的叙事策及其美学功能，从叙事学角度发掘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
第 1 章 史诗化叙事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
1.1 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小说叙述的是乔致庸走南闯北的经商历史，小说中的乔致庸经历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时间的跨度是相当漫长的。乔致庸的个人际遇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表现在乔家生意的兴衰与清末整个国内市场环境中的商贾、相与、官员、百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清末统治下的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一面，这是一部晚清动荡时局下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争史，极大地掀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全文展现出庞阔的时空场景是小说史诗化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史诗风格的一种显著特点，作品中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历史地域细节的精雕细琢和对传统儒家道德情感的极力推崇，极大地唤起了读者对多难兴邦的民族回忆，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段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无疑带给读众浓厚的兴趣，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价值认同，获取具体超越时代意义的价值体验。
时空是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叙事空间指的是作品创作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等，史诗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阔的时空场景。叙事学中通常把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分开来研究，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空间的广大。故事的场景涉及了国内外天南海北的多个地方，例如，最初发家的山西祁县，进而的包头、太原，南下湖北、福建、两广，东达苏杭、北上北京、内蒙，西至甘肃、新疆，甚至接壤俄罗斯，各种地域的风土民情交织在一起，让大众感触到晋商的繁荣和开放。小说在真实地还原乔致庸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用心良苦，朱秀海将动荡的时局与商路市场联系在一起，例如，南方长毛动乱导致茶路断绝，乔致庸想的是茶路断绝导致的南方采茶的百姓生活失去着落，国家的税收没有着落，因此冒险开辟了茶路。再如，乔致庸看到汇通天下的前景时想到了帮助国家运输税银，国家有难不遗余力认捐银两，帮助左宗棠筹措粮草，这些都表现了乔致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性格特点。朱秀海巧妙地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茶商、茶农、官员、相与、茶路、丝路、茶票庄等等商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活色生香地描绘了当时整个晋商的商业面貌，表现出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突出了乔致庸胸怀天下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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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纪实与虚构的统一中讲述晋商英雄传奇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小说《乔家大院》讲述的人物乔致庸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中的乔致庸确实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标，其怀有的诚信、仁义、革新等儒商精神是真实的，小说在叙述人物主角一生拼搏进取的经商经历时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地再现当时发生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最初的长毛南方作乱到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慈禧逃走山西，这都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虚假的成分。这段真实的历史极大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纪实部分表现在作品的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容易唤起读者的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小说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顺便提到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时期。刘黑七投靠长毛和攻打京冀地区，暗射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太平军北伐失败两件大事儿，农民运动导致茶路、商路不通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出逃山西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环境下，而这真实的历史环境可以全方位反映出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局下，中国农民、商贾、达官贵族等各个阶层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哪怕朝廷腐朽，还是存在一大批敢于救国救亡的爱国志士，例如乔致庸、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物，都永存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客观地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大众眼前，既符合故事发展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情感逻辑，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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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传奇化叙事弘扬儒商文化精神
2.1 叙事线索：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
《乔家大院》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特地设计了英雄和美人的爱恨纠葛，引发大众看故事的强烈兴趣。线索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脉络，它将故事的主要事件贯穿在一起，《乔家大院》小说的明线是事业，暗线则是爱情，围绕着乔致庸的情感纠葛和创业历程两条脉络展开, 表现为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乔致庸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和事业拼搏，面对自己的爱情常常陷入江雪瑛和陆玉菡两个美女中艰难抉择。为了让故事更加有吸引力，朱秀海设计了许多虚构的故事情节，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访谈提到，小说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是围绕现实中乔致庸发生的故事而写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看呢？他想到了乔致庸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朱秀海与乔燕和女士沟通后，乔女士接受了朱秀海的这个想法，这就有了两根主要线索，一条是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另一条就是和陆玉涵、江雪瑛的爱恨情仇，而两条线索常常又是搅在一起。爱情部分是虚构的，作者在描写两位女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心深处对男主角的爱以及以极其细腻浪漫的语言宣泄出极尽真实的女儿心态来，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带给了读众极大地心理补偿，因此这段充满遗憾的爱情故事成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剧情。围绕着爱情，作者为了使故事更加好看，故意设计了爱情这条暗线，同时设计了江雪瑛与陆玉菡两个美女，美女与英雄之间发生的故事颇为奇特。很多文学作品往往利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设置范畴性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传奇离不开英雄与美女，自明清以来，传奇小说往往采用爱情与侠客的曲折故事来获取读者的阅读兴趣，情与侠也就成了传奇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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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叙事动力：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
小说叙事动力的发展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根源于人物主角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矛盾冲突导致，因此主观情感意愿和客观现实的不断碰撞致使朱秀海在故事情节中设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思想碰撞、利益牵扯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运动发展，叙事动力在深层次表现为一些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悬念巧合的巧妙设置。朱秀海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制造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人物设置于激烈两难的矛盾冲突之中，当人物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做出何种抉择往往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心理、品格，性格冲突、思想碰撞、自我和他我、理性与感性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碰撞中小说最想宣扬的精神价值会凸显出来。故事发展的主要节点在于不断出现的商业竞争和乔家危机，其伴随而来的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爆发的突破口。在故事的主要线索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乔家与达盛昌的矛盾，刘黑七与乔致庸的矛盾，成青崖与乔致庸的矛盾，江雪瑛与乔致庸的矛盾，孙茂才与乔致庸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深层次的表现为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节点在于乔致庸身上，乔致庸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利弊才能冲破这重重矛盾，才能经历一次次的成功。主观情感逻辑思维是指从情感需要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主观逻辑，文本中主要指乔致庸心中所想的事；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则是从理性实际角度出促使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必须去做出的行为，文本中也就是乔致庸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乔致庸经常置身于这种矛盾的两难抉择中，他实际做的事经常不是他希望去做的，而他最想做的事却往往做不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就是故事人物主角的主观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需要相互矛盾冲突的结果。例如，乔致庸其实内心深处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而现实中他不得不接管乔家的生意，融入乔家整个家族中去，成为了一个商人，他脑子里装的是儒家思想，而做的却是商人的买卖，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综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儒商的味道。再如，他在感情上深爱着江雪瑛，可乔家落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为了乔家迎娶陆玉菡，他的情感思维只能屈服于客观现实，这也就有了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所以他不管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心里一直对江雪瑛存有愧疚感，江雪瑛也是如此，她因爱生恨，一心想毁了乔致庸，可见到乔致庸为自己修缮庙宇祈祷的现实她又拯救了乔致庸，这些都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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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31
3.2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4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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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乔致庸是中国儒商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他集中表现了以义制利为核心的“诚信、创新、仁义、互助”的儒商文化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乔致庸代表着当时晋商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特有的对内自尊自爱的精神，而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乔家大院》抛开了晋商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侧重于弘扬“仁 、义 、礼 、智 、信 ”为核心的儒商文化精神。乔燕和女士说，“所谓‘君子怀远’，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事迹、精神和晋商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它包括了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精神暗合了作者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的潜在目的，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带给作品极大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容易使人们形成对诚信、互助、创新、仁义的儒商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当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小说将故事置于清末战乱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讲述了乔致庸始终秉承着诚信、仁义、团结、奋进的儒商文化精神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业故事，唤起了大众的时空回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清末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几个主要的历史时期，乔致庸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勾起了读者对这段苦难的民族记忆，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传递着真诚的家国情怀，引领崇高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略）
论教育现象学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比较
【论文摘要】 教育现象学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同属于质性研究。其区别在于理论背景不同，“经验”内涵不同，研究路径不同，主体参与程度不同。厘清二者区别，是为探寻建构教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精神生命互动。 质性研究一经被引入界就引起了教育研究者广泛的关注，在质性研究方法中，教育叙事研究和教育现象学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重要学术话语。加拿大学者康纳利（M.Connelly）及其学生D.简·克兰迪宁（J. Clandinin）的教育叙事研究和对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的教育现象学研究都反对用客观科学的方式研究人类经验，他们强调人类经验的理解性特征，主张研究要对教育情境、经验（体验）、人际关系等进行描述，并对这些经验描述作出解释性的分析，因此两者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把它们看做“差不多”而加以借用。事实上，现象学研究与叙事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笔者现将其如下： 1 理论背景不同【sup】［1］【/sup】 范梅南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源自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是胡塞尔在20世纪初始创立的一门“科学的”（同时他也称其为“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的哲学的方法”）。现象学因其思想的深 邃 及方法的独特，吸引并影响了舍勒、海德格尔、莱维纳斯、梅洛一庞蒂、萨特、伽达默尔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从而形成了20世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运动之一——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不仅成就了现象学运动中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哲学家，而且其效应已远远跨越哲学界，给教育研究带来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它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其所带来的看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现象学以一种强调事实、主张描述、关注意义的哲学取向，其走向“生活世界”思想为教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让教育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情境中师生的“生活体验（世界）”，使得教育研究开始真正关注教育的实际发生领域，关注生活的意义。因此教育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是首先朝向活生生的事情本身，自己睁开你的眼睛去看，去听，去直观，然后从这里头得出最原本的东西。【sup】［2］【/sup】 康纳利的叙事研究来源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一种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哲学思想，大多强调行动、行为、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哲学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注重把确定的信念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把采取行动看做是生活的主要手段，把开拓、创新看做是基本的人生态度，把获得成效看做是生活的最高目标。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杜威的经验连续性和互动性思想为康纳利的叙述探究提供了理论解释的基础。康纳利指出，“经验的连续性表明，当下的经验来自其他经验，而且导致将来的经验，因此，无论一个人处在连续体的哪一个点上-想象处在现在、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候-每一个点都有过去的经验基础，而且都通向经验性的未来”。【sup】［3］【/sup】 同时，叙事研究也大量吸取了现象学的理论精华，强调“回到事实本身”，主张描述所看到的事实，展现事物呈现的方式，面向教育实践，关注事实背后的意义并反思其教育价值。 2 “经验”的内涵不同 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都以“经验（experience）”、“自我经验”“体验”为起点，但他们的所指并不相同。因此，研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现象学研究认为经验是“生活体验”， 生活体验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生活经验”有具有确定的本质和主体间性特点。首先，生活经验具有确定的本质，我们可以在反省中清楚地识别这种“质”。【sup】［4］【/sup】现象学研究将日常生活中晦涩、模糊的体验变得清晰，通过现象学反思性地询问是什么构成了这一生活经验的本质，从而使我们再次返回“生活世界”时能更好解自身和生活，更加智慧地行动。现象学将生活经验的实质以轶闻趣事等现象学的方式表述出来，既提供体验的情境，同时又在描述中埋藏着经验的本质。其次，现象学相信，由于人类所使用的具有“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体验具有主体间性特征。从而具有一种人类体验的共通性，使读者阅读时，充分激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引发与现象学文本的“对话”，获得对这种体验的反思性理解。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将生活体验的本质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某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在反思中迅速重现并被占有，文本充分地激活了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 教育叙事研究认为经验就是个体在教育情境中的“经历体验”，“经历体验”具有关联性和积累性。首先，个体故事不是个体在教育情境中分散的、消耗性的单纯活动，它们并不构成经验,而是关注活动本身的结果，以及研究对象是否有意识地实现这种结果，或者注意到了这种活动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经验的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是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叙事就不再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产物。”“我们可以进而认为,这种经验品质因为其有着经验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而且在叙事编织过程中运用了人科研究方法的巧思妙想”。【sup】［5］【/sup】其次，体经验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积累过程,是对教育情境中诸关系的不断认识、理解和感悟。教育叙事研究往往聚焦于理解个体过去的或者历史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是怎样对现在以及将来的经验发挥作用。【sup】［6］【/sup】教育叙事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指向对个体经验意义的.理解，而且还是“一种体验形式”、“一种生活方式”。 3 研究路径不同 生活是一个意义的海洋。走近经验就要在生活意义的大海里发现并选择值得表达的东西。在如何选取生活意义的问题上，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叙事研究以“整体单元”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生活世界”，其文本采取一种详细的，丰富的、个人生活连续性的概念。强调事件的连续性。连续性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叙事建构，它开启了各种思想和可能性的大门。研究文本之中不要求进行专门的文献综述,重新讲述的故事要置于研究结果与分析部分的中心。 而现象学研究则采用“主题”的方式来表达意图，现象学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经验的焦点、意义或要点。通过它们，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对现象进行描述。主题不同于研究中的概念或现象，是理解概念或现象的手段，为理解概念或现象提供了一种确定的表达方式。它描述概念或现象的一个内涵，是对概念或现象的某种程度上的还原，每个经验的主题都表达了这个概念或现象的某一方面。 我们可以用粽子作一个简单的比喻:【sup】［7］【/sup】叙事探究的文本就像我们要拿起一串粽子。为此，需要把一个个的粽子用一根根线绳串起来，从而把本来零散的粽子组成一个整体。与此不同的是，现象学研究则即只选取其中的一个粽子。为了把粽子的样子展示清楚，就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展示这个粽子。有时候，为了让你看清楚某一个方面的特征，研究者还需要借用其他方式或物体来展示，目的是让读者真正能够“看”清它的样子或本质特征。 4 主体参与程度不同 叙事研究根据叙述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分析他人的叙事，这时的研究者是独立于叙事情景之外的，研究者通过对教师的观察、访谈等收集到相关的资料，通过与叙事者之间建立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得对事情背后所隐含意义的阐释。另一种是分析自己的故事。这时的研究者与叙事者是同一个个体，研究者既是说故事的人，又是“故事”中的人。与现在所倡导的行动研究有相似之处。它追求的是以叙事的方式反思并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丁刚教授认为，教师与学者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争取能一起把教育叙事提升到可以与经典叙事作品相媲美的境界。争论哪种叙事对教育叙事是毫无意义的。 而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反省研究。虽然有时为了加深理解，需要以“做现象学”的方式去体验生活，但它的研究终究要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现象学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的意义，在日常的细节描述中，让读者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曾经有过的体验。因此，现象学希望通过审慎而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解释，引领读者去“看”某个现象的“本来面目”，研究者本人不需要出现在文本中。现象学把对现象意义揭示的判断交给读者，读者可以发现所描述的体验是自己曾经拥有或可能会拥有的。 教育现象学研究与教育叙事研究犹如两条“林中小路”，它们虽然标识不同，时而分开，时而汇合，厘清二者区别，才是通向教育研究本真世界的“必经之路”。我国著名学者叶澜教授说:“在教育研究中，人们不可能只选择其中一类方法，而绝对、断然拒绝另一类方法。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是根据研究的教育问题在对象整体结构上所处的层面和问题性质、研究任务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并作必要的修正。”【sup】［9］【/sup】唯有如此，我们对教育现象学和教育叙事研究的评析，才可能超越就研究方式论研究方式的狭隘视角，在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层次上,深刻地体认和把握它，在个人化的、开放性的教育情境中，建构教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精神生命互动。 参考文献 ［1］［7］ 朱光明，陈向明.教育叙事学研究与教育现象学研究之比较——以康纳利的叙述研究和范美南的现象学研究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J］.2008（1）.71,75 ［2］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3. 15 ［3］ Clandinin, D.J.&Connelly, F. M.（2000）. Narrative inquiry：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Jossey Bass.2 ［4］ （加）范美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M］.宋广文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6 ［5］ 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2003.（3）.22 ［6］ 傅敏、田慧生.教育叙事研究:本质、特征与方法［J］.教育研究. 2008.（5）.37 ［8］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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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叙事研究是指叙事学的话，个人感觉那是倾向于文本研究或者文学研究的范畴
如果你是指通过某些事实，过程的描述，分析来印证理论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是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是我很喜欢的，也是一种很不错（同时具有一定难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可以用来做硕博士论文的。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案例研究叫做《中县干部》，是一篇我很喜欢的博士论文，非常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