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讲作者与地坛的关系和他与母亲的爱
.《我与地坛》
感受智者精神的魅力，以及澄净的思和深切的悟带给我们的启迪和引导。
一个被命运打倒而最终又站起来的人与一座古园的故事。
中国当代50本经典著作之一
20世纪中国杰出作品之一
《我与地坛》是读了以后忍不住想流泪感激上苍的文字，春华秋实，一草一木，陌生的情侣，古老的地坛……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在史铁生的笔下，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那样温和而有触感，他温情而不滥情地用纸笔来描述他眷恋着的世界。
《我与地坛》全文感情深厚隽永，哲理含蓄博大，感人至深，是史铁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多年来他在地坛公园沉思流连所观察到的人生百态和对命运的感悟。当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突然瘫痪之后，坐着轮椅，他每天来到一座古代帝王荒废的祭坛--地坛，在时空的交叉处，思索着历代哲学家们都苦思了一生的问题--死与生。
对当代文艺和当代人生都感到腻味的朋友不妨来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会告诉你许多许多。作者在历尽苦难折磨之后突然进入了一个明朗的境界，用一种拷问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心灵，几乎在绝境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与存在的可贵。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著名评论家 毛时安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
--青年作家 余杰
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是在15年内几乎天天以轮椅出没于地坛废园之后写成的。在地坛里，他的精气神与超自然的力量同时到场，纠结在一起，氤氲成一团，仿佛有天线接着天，有地线接着地。研究生命哲学的学生，尤其需要好好读读这文章，完全可以以这文章做资料做一篇价值不菲的学位论文。
--著名作家 焦国标
早些年我只读过铁生的一篇散文《我与地坛》，但印象极深。其时，我在内蒙和北京两地奔波，每一次回内蒙的必修课就是文化沙龙，三五好友同时邀请名媛淑女饮酒读文。《我与地坛》是在草原的蒙古包里由主持"内蒙古新闻联播"的两个主持人轮流读的。一字一句敲在人的心坎上，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贺雄飞
走 过 苦 难
有位哲人说：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痛苦联结着生活和生命，它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痛苦无论多和少，大家都一样无法超越它，必须经历它。痛苦是一本书，研究它、体味它、咀嚼它，会有诸多独特的感觉。痛苦是深沉的土地，它孕育着生命，感染着灵魂。在痛苦里，我们认识了这纷繁的世界。
我曾经设想没有苦难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吗？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反复思考"痛苦"这个字眼，我试图从这个字眼里寻求一种滋味，我想感受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所体味到的人生况味和所获得的人生价值。
于是，我便想起了史铁生。他是一位我无比敬慕的作家。他写了很多作品，但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他的《我与地坛》。最初读《我与地坛》是在一个黄昏，凄冷的夕阳弥漫在窗前，那深深的红里有一种悲壮的色调。我沿着文字翻动书页，我的泪水也悄悄涌满了眼睛。史铁生到延安地区的清平湾插队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便高位截瘫了。当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时，他的双腿忽然残疾了。他从此坐上了轮椅，永远离开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苦难�有谁能随意地经受这种苦难呢？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突然间不能走路了，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史铁生不能走路了。于是他与北京地坛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读书，他说："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地坛公园弥漫着沉静的光芒，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准备了这样一处安静的地方。树阴和夕阳笼罩着他的身影。
史铁生的母亲也是一位活得最苦的母亲。每次摇出轮椅动身前，他的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母亲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惟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儿子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我读史铁生那些苍凉的文字，那些文字来自他的心灵深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出那样凝重悲壮的文字来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色下而汩汩滚落的热流。
"我摇着车向这园子里慢慢走，这园子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说的。"
史铁生，你这不堪说的是什么呢？
生活果真像一张网，痛苦是网上的绳结。经历过一次次痛苦，这张网才会负重。痛苦是一笔财富，痛苦是一份辉煌，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才能称得上辉煌的人生。
我为痛苦感动。 �宋秋雁
1。
看《老人与海》这本节的时候，我会经常性的感觉到老人仿佛是海中一条久经沙场的大鱼，也许这样的形容不准确，或者说老人就是海，可却是历尽沧桑的海。老人的眼睛如文中所提一样，时间在变老，可那双眼睛却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老人与小孩都时常用谎言去修饰那穷迫的生活，小孩对老人的尊重甚至充满了崇拜，他对老人的信心有增无减，并不断地激励他、照顾他。我有时在想，老人就像一条大鱼，虽然身疲力尽，可是绝不向大海和渔人屈服。老人的身体、力量在逐渐缩小，可老人那长年积累的经验和技巧促使他存有信心，能捕捉到大鱼的信心。
老人始终做着与别人不同的事，他做的是别人敢想而不敢做的事，虽然有许多人不理解他，可他照样做。老人在海中经历了太多的事，当他捕到一条大青花鱼的时候，也兴奋的嚷了起来，经过两个多月来，他没有捕到一条鱼的事实，他开始自言自语，在海上交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仿佛成了所有出海的渔人之间的一种品德，可老人却由于孤单也许有其他的外在因素，促成老人嚷出了自己心中的话，老人渴望遇见走失的鱼群，因为大鱼肯定会在其中，老人在八十五天的时候用大青花鱼做为诱饵，太阳在他的脑后，海岸远离了他，在他的视眼里有的只有一片一望无际的海与那青青的山。
经过老人的努力，一条马林鱼在吃下老人的诱饵，老人灵活地握着钓丝，用他那经验与技巧同躲在海下六百英尺的大鱼做着较量。老人感觉到大鱼的重量，慢慢将手中的线放下去，经过了好一段时间，老人决定收网了，可鱼也是很精神的，在那平静无波的水上，老人与大鱼做着无声的较量。老人的汗干了，全身冷冰冰的，两方都拿对方没有办法，就这么耗着。
读到这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耐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谁的耐性好，谁就能在最后一个笑，当然信心也是基础，我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势，在那条大鱼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绝不屈服的精神，而在乎两者之外的，不是别的东西，是人情，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同情。鱼并没有果断地将船撞翻或将老人拉下海而是与老人那慢慢地耗着，它仿佛通人性也许是残酷的现实让它不得不学会一种与人较量的好办法，也许是它根本没有办法。
在鱼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类身上难以看到的忠诚，当两条公与母的鱼其中一条被捉住后，而另一条却在旁边静静地守护着，直至最后看了一眼对方而冲进深海，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就像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聪明的代表。
老人在船上无数次地希望孩子在那里，老人将带有血的手放在海里，看它们与海水慢慢地融合，仿佛要将他自己与海化为一体一样。老人与手进行了自言自语的谈话。过了很久，鱼进行了反抗，我看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冲破水面，向老人的船攻击。死鱼被鲨鱼攻击，变得尸体难存。最后，大鱼被全吃了，老人也到达了彼岸……
老人在最后的时候梦见了狮子。回想整篇内容，老人是老了，可他却充满信心要一定捕到大鱼，结果给了他一个证明，一个在海中是强者的证明。
2。
老人与海 ” 读后感 看了很多名著，一直都不敢妄加评论，并不完全因为怯懦，更多的是一种尊敬的心理；因为作为名著其实都有他深刻的一面，在看似平淡的书写里，透出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传世名著以散文和小说居多的原因，诗歌和评论就因为其鲜明地个性和观点，使其成为时势英雄，最后或者被利用成工具，或者因为时间的推移成为花瓶式的摆设。 看榕树下作者 “ 远处飘来一朵云 ” 的评论， “ 一朵云 ” 的年轻（我只是说思想），使她 / 他看到 “ 冰山在海上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 ， “ 一朵云 ” 看到的也只是海明威所写的，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那水下的呢，还有它的八分之七的根基呢；老人桑提亚哥出海挑战大海的时候，那是人类都会引为自豪的象征，勇于挑战和渴望征服浩瀚的大海，渴望和一条真正的鲨鱼面对面的挑战；一条船，一个老人，一片浩瀚的大海；鲨鱼出现了，大海只派了他的小小的鲨鱼出现了，老人和小船，大海派来的小小的鲨鱼，老人是人类的代表，老人眼里是条真正的鲨鱼；于是，老人抖擞精神，和鲨鱼进行着殊死搏斗，一场征服和反征服的搏斗， “ 大块的鱼肉 ” 和后来的争夺，局部的胜利之后，当老人感觉胜利在握的时候， “ 鲨鱼忽然 ……” ，老人最后是空着双手，幸运地 “ 凯旋 ” 。 我最初看 “ 老人与海 ” 之后，只感叹了一句，人最终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征服了什么；依然还是这样的感叹，在 9.11 之后和之前，布什也许从来没看过他故乡的老人，给他的忠告；老人与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饶征服，但是你是不是想过，人是不是在不屈不饶的制造问题，然后再去解决他，到底这世界最后谁征服谁，征服了之后做什么，为什么要征服而不是 …… 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在与亲和力，而不是征服的力量，海明威参加过美国人的英雄思维，就是强调征服的力量，但是失明后的他，开始思考征服的意义，所以才有老人和海；美国在越战里的结果，海明威是越战里的老人，人类的生存意识是海，如果盲目的强调一个生命对另个生命的征服和占有，即使进行着不屈不饶的过程，结果只有海明威所写的，老人空着手回航： “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永远不会打败他 ” ， 人如此，其他的生命呢？ 作品是没有局限的，作家却有局限的，作家的精神是没有局限的，作家的人却是有局限的，海明威留下思考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话：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许多东西。很多东西，在名著里都是留下很多东西的，思考思索是所有作家的天性和责任，我爱作家和文人，爱一切在生存的压力下不放弃思考的人们。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平凡的老人，一条普通的大马林鱼，在茫茫大海上发生了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也许没有大海，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没有渔夫，同样也就没有折断不平凡的经历了。正因为有了大海，才让渔夫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却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才把鱼杀死，但又遭到了鲨鱼的袭击，贼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这条大马林鱼只剩下了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一切的肉体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人摆布，但是谁又愿意去操控它呢？它只不过是一堆毫无利用价值的骨架。 然而，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里，却折射出一个 “ 英雄人物 ”—— 老人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作为渔夫，捕不到鱼，还能算是真正的渔夫吗？而可贵的还是他却能在第八十五天决心驶向远方的大海去钓鱼，那种 “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的勇气，难道不令我们佩服吗？不论是鱼叉，小刀，短棍。一次次被鲨鱼带走，但他始终用尽一切手段进行反击，什么也无法摧残它英勇的意志。一句 “ 我跟你奉陪到死 ” ，夹杂在大海的咆哮声中，回响在我耳旁。一个人把生命都压了上去，与敌人做殊死的博斗，能不算英勇吗？我想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破坏性力量的化身，而老人正是正义的使者。在人的一生中随时随地都存在这股破坏力量，人生是不停地循环着的，喜剧的落幕，不就是悲剧的上演；悲剧的落幕，也就意味着喜剧的再度登场。老人将大马林鱼杀死看似是完美的结果，但同时他还在 “ 酝酿 ” 这自己的悲剧。鲨鱼的袭击，就是应得的报应。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是有所追求的，无论追求的东西是好，是坏，追求的手段是正义，还是卑劣；也许能够得到就是最好的结果吧。在充满悲剧色彩的全文中仍有一丝亮点，那就是孩子。孩子带回了老人失去的青春，使他找回了自我。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分童心，一分天真，那么世界不再总是灰色，就算当时你享有的是最后的晚餐，也不会忘记在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了。 回想起文中老人的话 “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 不正道出了本文的主题吗？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为何有勇气面对死亡，却没有勇气面对失败呢？难道失败真的如此可怕吗？冷冷的海风里夹杂着一股血腥，也许人真正害怕的可能是这些吧！
3。
老人与海读后感
《老人与海》中，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已经不仅仅是条硬汉，他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终于为他所钟爱的硬汉找到了灵魂，这灵魂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因此，在《老人与海》中，硬汉桑提亚哥的刚毅性格，已经成为小说的表面。通过桑提亚哥硬汉性格来礼赞人类的永恒价值，才成为小说的真正主题。《老人与海》中展现了哪些永恒的价值呢？
首先就是人的自信。
桑提亚哥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了，一条鱼也没捕到。可是，“那双眼睛啊，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原先跟随桑提亚哥出海捕鱼的小孩，谈到他爸爸把他叫到别的船上去，说道：“他没多大的自信。”“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桑提亚哥的自信是绝对自信，是不以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自信，是不用与他人比较的自信。在桑提亚哥的生存哲学中，即使遭遇到了极点的背运，人也只能自信。
人活着，唯一能确定的必然，就是走向死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可以依靠。既然人是靠偶然活着的，那么支撑人生存勇气的，就只有自信了。如果丧失了自信，在持续那么多天的背运之后，桑提亚哥还有勇气和毅力出海捕鱼吗？因此人活着就必须自信，不自信是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正因为桑提亚哥有着绝对自信，他对小孩被叫走，表示了完全的宽容和理解。在这里，海明威展现了自信与宽容之间的联系。《老人与海》的主要篇幅，是描写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在茫茫大海上和大马林鱼和各种鲨鱼纠缠、搏斗了三天三夜的经历。通过海明威淋漓尽致的描写，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桑提亚哥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是一副十八英尺长的鱼的骨架，骨架上唯一完整的是鱼头和漂亮的鱼尾巴。
从物质上来说，老人搏斗了三天三夜的结果是失败了；但从人的精神、从人的自信自尊，从人勇于和命运作竭尽全力的抗争来说，桑提亚哥取得了胜利。
说到底，人的真正胜利也只能是精神的胜利。人在物质上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赢得我们崇高的敬意。而只有精神和气魄的胜利，才使我们感动，才使我们和追随老人的孩子一样，为他的悲壮落泪。
变设龙，你好：
2010年，不是最华丽的一年。但谁能说平淡不是另一种美丽呢？繁华也好，绚丽也罢，终是过往，平凡也是最美的荡气回肠。
2010年，不是最平坦的一年。但成长的路，本身就是有坑洼、有崎岖。没有生活的磨练，怎有梦想的一马平川？
2010年，不是最懂怀念的一年。但是春风吹过的地方，草绿了；春雨滋润的枝头，花红了。没有春风雨露的滋润，没有亲朋好友的支持鼓励，怎会有挂满枝头的姹紫嫣红？
2010年，不知如何去纪念的一年。生活，理想，工作，如此种种，不因一年的结束而停止，就让过去的都成为人生中的一种积淀。轻轻地，我们来过；静静地，岁月还在继续往前走。挥去烦恼忧愁，带着梦想激情，要不，还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展望，又是一年即将到，心中充满了期待，即使现在还是一片空白。也许未来的风雪会很大，也许未来的旅途有艰辛，也许未来的天空有灰暗，也许未来的乌云遮满天。但，只要心意坚，只要不怕困难，未来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岁月如梭，即使年华只是一指流砂，我们也要努力书写风华。
来年，期待着最美的花开；来年，岁月荼靡处，仍然拥抱阳光。来年，不是最美，但要继续创造更美的华年。来年，我们依然在路上，即使没有馥郁花香，我们依然引吭高歌。冷暖自心知，我们只要做最好的自己。
斜斜的阳光洒进来，瞬间忘了一切烦恼，一切不快。一切都成过往，抬起头来扬扬手，向2010挥手说再见。
轻轻的，2010过去了，我们也带走了多彩的云彩。不再有奢望，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生活。调整好心情整装待发，让生活的乐章继续悠扬……
再见了，2010！
再见了，2010！还未来得及回味你，转眼就要说再见了。
再见了，2010！是这光辉的一年，用她那金色的足迹，在这寒冬的季节，闪着金亮和动人的光！
站在岁末，恋恋不舍地回眸，用记忆去追随那些逝去的岁月。在2010年里，我们的国家进步了！发展了！忘不了，嫦娥二号载着中国人的梦想升天时的自豪与骄傲；忘不了，那令人瞩目的世博会，一朵鲜花般绽放在祖国大地上，当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游客，一次又一次说着：china good!china good!的时候，我们脸上流露的喜悦；忘不了，流光溢彩的广州，在成功举办亚运会时，世人的惊叹！
但，也不容忘记，那惊天动地的甘肃泥石流，冲毁了多少个家，冲走了多少条生命。小小的孩子，淋着暴雨，趴在废墟上找妈妈时，又是多么地令人心酸！然而，中国人不会以此压垮，我们团结起来，和天灾作斗争，与死神抢时间。我们总会告诉他们：“孩子，不哭！再大的困难，除以十三亿，也会变得渺小，再小的爱心，乘以十三亿，也会汇成爱的海洋！你是去了自己的妈妈，但也还有祖国妈妈啊！坚强起来，孩子，我们共度灾难！”
再见了，2010 ！带走的是历史，但迎来的却是更大的挑战！
“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不知不觉中，又要新年了，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再见了2010 ！我不会忘记祖国的荣誉，也祝愿她能在新的一年里更加腾飞！同时也祝愿自己，新的一年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加油！
今天是12月31日，是这年的最后一天，是有点值得纪念呀！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明天也是元旦，记得前几年的元旦都那么不知不觉地过了，清楚地记得哪一年我们一起过得元旦，回想起来还真遥远呀！今天我一个人上网，论文也不想写，外面静悄悄的，也没有一点气氛，还是一会早点睡觉吧。
回想我的2010，没有波澜不惊，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平淡着，但也有一些收获。
前半年时间如梭，一直在准备开题答辩的事情，直到答辩那一天一切都很顺利才松口气，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难过，只要稍稍用心去做，都会很圆满。期末的时候做了几篇论文，没有花很多心思，只是敷衍了事，这个我清楚。令我很高兴的是我把《新三国》完整的看了一遍，总是那么意犹未尽，每一集都让我期待，里面很多人名已记得不清，但是故事和情节还历历在目，我欣赏这部伟大的作品，我决定以后还要在再看几遍。8月到11月我实习工作了四个月，在这期间，我真正的体验了一回社会工作者的艰辛和快乐，每天都要起早，赶着班车赶着点，有几回快迟到了把我跑的累的呀，午饭吃的盒饭，真的叫难吃，我看见那米饭菜都不想吃了，勉强吃了一段时间的米线和凉皮，因为只有这两样东西才算能吃，后来老板给买了微波炉，这下好了，每天都带饭菜，想吃什么带什么，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但是，每天下班回去的时候吃完晚饭天都黑了，洗洗又该睡觉了，明早又得早点起床，日子一日复一日，像和尚敲钟，很规律。最好的是，在单位里我们的同事都很好，很照顾我这个新人，我很快融入其中，每天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上下班，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过得很快乐，应该说太幸福了。有说有笑，笑话不断，彼此关心就是我们的氛围，还有不少同事订婚了，都给大家带了喜糖吃，我真幸运吧！短短几个月就吃了不少喜糖，哈哈！还有觉得高兴的是今年又拿了一等奖学金，每一次都有点出乎意料，但还是心里很踏实，我想这只是个激励，说明我还算优秀也在进步，当然以后要不断地进步，做给自己和关心我的人看。今年前半年虽然有个开题答辩，但是还是觉得浪费了不少时间，大半年感觉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时间被我无情地白度了！还有今年也没有发表文章，之前有打算的，但是还是懒惰所致，没有完成期望中的事情。临近年末了，学位论文还没有完成，本来辞了工作就是想做这个的，可是这两个来月一个字也没有写，也不知道干了些啥，时间久这么没了，像发出去的箭，快得很！而且这一年也将结束，2010彻底的接近尾声了。
今天上了一天的网，本来要写点东西，但是没有做，肚子疼睡了一大觉，起来就在想啊，这是2010的最后一天了，我该怎么过好它呢，应该有点意义吧！中午吃的冒菜，买了一个大红薯，妹妹说我怎么几乎每天都吃红薯呀，其实我这阵都没有吃了，今天突然觉得应该吃点了，不然今年就没机会吃了，呵呵！
今天看到新闻说史铁生永远的走了，他没有跨过这一年，没有能活到新的一年，也许这就是他的命运，59岁到此为止。小时候读他的《我与地坛》，感动了许多人，他的故事曾经激励了一代代的人，幼年失去双腿的他仍然坚持着坚强着，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这样的人真的值得我们纪念，愿他一块路走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啊！明天就是新的一年，2011了，我们与世界一起成长，不要想不开心的事情，要想好的事情。每一年希望自己可以真正的长大一岁，明白事理，学会理解，不断进步。
祝愿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所收获，漂亮着，健康着，快乐着，找到好工作，和他永远在一起。
祝福我的爸爸妈妈健康并且快乐，永远爱他们。
祝福关心我和被我关心的朋友们也都快乐，心想事成。
2011，我来了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筒，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9.5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唯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出头岁。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六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路遥的《人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现代作家老鬼《血色黄昏》，现代作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矫健的《老人仓》等。具体介绍如下：
1、《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
2、《冬天里的春天》1981年出版，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以革命干部于而尤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
3、《血色黄昏》，现代作家老鬼1989年写的《血色黄昏》中，林胡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切身的反映了作家老鬼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
4、《沉重的翅膀》是现代作家张洁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1年。《沉重的翅膀》是中国反映四化建设、工业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叙述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支持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进行改革，却遭部长田守诚反对。
5、《老人仓》，作者矫健。首刊于《文汇》 月刊1984年第5期。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它大胆地触及了当代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