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韦杰夫：俄不打算向吉尔吉斯派遣维和部队
时事：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声明说,俄罗斯不打算向吉尔吉斯斯坦派遣维和部队.吉尔吉斯斯坦6月份发生种族冲突.
报道称,梅德韦杰夫证实收到了奥通巴耶娃的申请.他说：“俄罗斯联邦没有打算也不会向吉国派遣维和部队,尽管就该问题进行了磋商.”
评论如下：
第一,这次“吉尔吉斯南部骚乱”与稍早前“吉尔吉斯政权更替”的最大不同,是“美国色彩”非常浓厚,但“俄罗斯因素”也不能忽略.
在东方评论员看来,“美国色彩”之所以非常浓厚,主要在于美国准备继续将吉尔吉斯、甚至整个中亚五国都推入乱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干扰中国从中亚获取能源、输出商品的效率,最大限度地“紊乱”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紊乱”中国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特别是金融攻击中国进行“战略准备”.
第二,我们认为,“俄罗斯因素”之所以也不能忽略,则是俄罗斯要试探一下“上合（实际上是中国）”在维护上合内部团结问题上的“底线”.
显然,在东方评论员看来,既然这一波吉尔吉斯政权更替是俄罗斯弄出来的事情,那么,在如何维护吉尔吉斯稳定的问题上,在那个“成员复杂”的“临时政府”没有“合法（俄罗斯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利益分岐）”之前,特别是,在“上合组织”没有做出“组织决定”之前,就应该由俄罗斯、或者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来负责,如果集安组织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知道,6月21日,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1：上合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发生暴力杀戮惨案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表示严重关切；
2：上合组织呼吁制止犯罪和违法活动.这些活动受到有关势力唆使,旨在挑起世世代代友好、和睦相处的各民族的对立.
3：上合组织希望尽快稳定局势,恢复法律秩序,实现民族和解,相信智慧的吉人民能够确保本国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4：上合组织强调,吉政局稳定对维护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上合组织指出,目前大部分吉难民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尽快向全体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十分必要.
对俄罗斯而言,如果它有足够的能力,在中亚“制造出”一种“上合”与“北约”公开对峙局面,而届时,自己或以俄罗斯的“个人名义”,或者以集安组织的“组织名义”游刃其间,从而既“超然”于“上合与北约的中亚对峙”以策应“集安组织的东欧战略”,又“超然”于“中美的南亚对峙”以策应“俄罗斯的中亚战略”,继而再以上述两个“超然”来牵动对俄罗斯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的“俄欧新关系框架进程”,最后,再以此来求解、至少是缓解、平衡上述的“格格不入”与“战略冲突”,从而伺机谋取一份可以“通吃中、美、欧（上合与北约）”的全球战略态势,正是俄罗斯“之前”一边在天安号事件上持“有别于中国与美国”的态度,一边又在美国的充分配合下主导“吉尔吉斯政权更替”,最后又与中国、欧盟等一道,共同参与“土耳其救援船队”之“联合行动”的主要战略动机.
非常清楚,“上合（中国）”之所以坚决地“冷处理”吉尔吉斯问题,就是看清楚了这一点,并有心“以静制动”；
而美国之所以充分配合俄罗斯进行“吉尔吉斯政权更替”,也是看清楚了这一点,并企图伺机利用之,至于这次主导、策动吉尔吉斯南部骚乱,就是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伺机而动”的典型案例.
自己看看吧,开头是消息,后面是评论,我有注明的
时事评论：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最简单了。你翻开政治本。找一个新点的案例。在去CCTV里搜就是了。这有个现成的今天的你看看吧。
“看病贵 看病难”政府到底该为医改做些什么?
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当前中国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对于医疗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诊断、如何医治，可谓人言人殊。
一种流行的诊断是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既然市场化是病根，那么“药方”就是放弃市场化，具体而言就是，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恢复甚至扩展公费医疗体系。
另一种诊断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医疗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力量不对称所致。如果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安排，促使双方力量达到或接近某种平衡，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完全可以保持社会公益性。基于这样的判断，医治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药方”不是放弃市场化，而是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事实证明，在医改过程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如何在市场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亲和”市场而非“反对”市场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这正是中国公共治理变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换句话说，反市场化的思路就是把市场和政府二者简单对立起来。实际上，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可以以多种身份，例如保险者、购买者、雇佣者、赞助者、调控者、信贷者、规划者、监管者的角色，参与到市场活动之中。
因此，“有管理的市场化”是一个新的改革思路，其重心不是一味地指出政府应该干预医疗市场，而是要讨论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
政府角色之一：保险者推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44．8％的城市居民和79．0％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主干，在城市是强制保险，即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而在农村则是国家组织并且补贴的自愿保险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同时其他各种医疗保障模式也存在，但只是扮演了补充性的角色。问题在于，医疗保障的普遍覆盖远没有实现。2003年9月～10月，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44．8％的城市居民和79．0％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推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能极大地促进医疗卫生公平性的实现。
更为现实的是，建立全民医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全民医保意味着医疗费用可以在所有人之间分摊，而不是仅由病人自己负担。在这种“风险共担”之后，看病自然就不贵了。
如何看待“文化强国”发展战略?
时事评论背景：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已经取得... 全文
10 23
785735676xixi LV.22013-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