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推行的以举办近代军用及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文教等领域。人教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上册讲述洋务运动一节时，指出：“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笔者认为以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作为判定洋务运动失败的惟一标准，未免过于主观臆断和简单化，是难以折服人的。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基本上是史学界和教学界的共识。那么，此定论的依据何在呢？
一、甲午中日战争在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直接代价包括签订《马关条约》和支付赎辽费。《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即正式承认各国资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因为列强均拥有“利益均沾”的特权）。此规定的实施直接造成了民用洋务企业的纷纷丧失：战后，由于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非但无力继续大规模地建设洋务企业，而且对民用企业实行“丢盔弃甲”的政策。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主要是甩卖给了国内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如将投资达580多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以3万两给了道员陈明远。再如开平煤矿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办。在被甩卖的企业中，一些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加上获得合法地位的列强在华资本用“中外合资”、贷款等方式对其诱骗，从而被列强控制或直接沦落为列强在华资本。如大冶铁矿1903年被日本用贷款的方式攫取了对该矿的控制权。当时最大的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于1900年被英国资本用“中外合资”的方式骗占而去。其余的一般转化成了本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民用洋务企业是洋务运动“求富”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它们的纷纷丧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战后，不甘腐朽的清政府一面对民用企业实行大甩卖，一面又进行新的“求富”活动。不过，这时的“求富”活动主要局限在开办银行一事。1897年5月至年底，清政府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办了通商银行。此时创立的银行并非作为推动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杠杆而存在，其主要职能而是“集民间之资以代洋债”。由于战后的“求富”活动不但因规模大不如前而谈不上是一场运动了，而且已失去了往日内涵积极的一面，因此说战后“求富”活动大大萎缩了。
甲午战后，民用洋务企业的纷纷丧失和清政府“求富”活动的大大萎缩，表明甲午中日战争从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二、甲午中日战争从军事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式军队和军用设施(包括军用企业和防御工事），是“自强”的物质基础和重心。其中军事设施是服务于军队建设的，新军乃“自强”的核心所在。北洋海陆军是新军中的精华，它是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数十年来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在“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的建军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是当时全中国第一支“劲旅”。就海军（指北洋舰队）方面讲，拥有较多的新式铁舰、快船和蚊船，军容之盛，远非南洋和福建海军所能比拟；就陆军（指直隶淮军练勇）来讲，拥有精兵约21000人。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装备上都是为各省驻防兵、绿营兵，甚至湘军所望尘莫及的。在甲午战争中，该“劲旅”在李鸿章妥协退让政策的束缚下，遭至覆亡的命运：从陆军方面看，自1894年7月牙山溃败始，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从海军方面看，北洋舰队在1894年7至9月的牙山口外和大东沟两役中始受一创。后至1895年2月在威海卫之战中，先遭重创，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杀，一些卖国官兵乘机降日，将残余军舰11艘及刘公岛炮台军械全送给了敌人。至1895年4月，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它的覆没，在一定的程度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仍在继续。但由于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用企业资源的滋润，“自强”活动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如建设海军一事，基本荒废了。军事企业的建设也停顿下来。原有一些军用企业苟延残喘，无以为继。此时的“自强”活动，主要表现在练兵方面，即使在练兵方面，也远远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战后，清政府认识到淮、湘军已经无用，提出了征练三十万新兵计划。而真正的按计划练成的只有张之洞的“自强新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人数上远没有达到三十万。总之，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在规模上也谈不上一场运动了。
甲午战争过程中，北洋海陆军的全军覆没和战后“自强”活动的大大萎缩，表明甲午中日战争从军事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三、甲午中日战争从政治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战后，洋务派发生了分化、对立和异变，已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力量了。受甲午战败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李鸿章陷入了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弱其权。在这种情况下，他转而苟安自保，从此一蹶不振。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欣则转变为顽固派。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终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资产阶级维新派，洋务派的实力人物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战前，洋务派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战后，它的分化、对立和异变也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另外，甲午战败带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倡导“兴民权”，“设议院”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该运动的勃发表明社会潮流和时代重心发生了变化，洋务运动成了昨日黄花。
综上三方面所述，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虽然破产了，但其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一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
二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
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
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
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
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
四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
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
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
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
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
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
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
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
五
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
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
《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
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