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肇始之时，天人关系就是先哲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对“天”与自然界的观察，不仅是思想家们的兴趣，更是古代先民一切物质活动的基础，由“天文”而至“人文”，人类文明也随天人关系的构建而创生、演变。天文学知识与观念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天文考古学研究价值何在？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
起源于新石器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是什么促使我国古代先民思考并形成了天文学知识？
冯时：今天的考古资料和天文考古学研究证明，至迟在公元前五千纪中叶，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已形成完备体系。发现于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约6500年前的原始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先民天文观测以及基于这种观测所形成的天文观、政治观与宗教观等一系列丰富内涵。包括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对空间与时间的规划，对北斗、二十八宿的观测与四象体系的建立，分至四气的测定及相应的文化理解，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论，早期王权以及以祖配天的原始宗教思想，这些知识体系与思想观念对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乃至中华文明起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很明显，如此完备的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应经历过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年代一定大大早于这个时间。
较西水坡遗存或早或晚的考古发现，对解决中国天文学起源问题同样具有意义。在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经学会了律管候气，开创了后世律历制度的先河。在稍后的一千年，人们掌握了立表测影，并完善了有关空间与时间的知识体系。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建筑了祭天的圜丘与祭地的方丘，坛坎的设计不仅反映出中算学的极高成就，甚至成为晚世易学思想的渊薮。自此之后到夏王朝建立，古代天文学遗存极为丰富，不仅有相关观测仪器，而且更系统地展现了古人对天极的认识、对北斗的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政治、祭祀与宗教。天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它的起源实际就标志着文明起源，其起源时间已远远超出我们习惯接受的五千年文明史概念。
古人观测天象，除日月星辰、云雨阴晴之外，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当然就是天体本身。先民认为，天的位置在宇宙之巅，而且形状呈圆形，这些知识便构成了古老宇宙论“盖天说”的主要部分。然而在古人看来，天并不是一个空旷的圆体，太阳于一年中在天上运行，夏至日出东北而没入西北，冬至日出东南而没入西南，春分和秋分日出正东而没于正西。因此，二分二至的日行轨迹可以在天上规划出三个同心圆，这就是“三天”思想的由来。辽宁建平牛河梁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祭天圜丘即呈现完美的三圆形制，已经具备了“三天”思想。这种观念上可追溯到更早的西水坡时代，晚则至明清两代天坛的圜丘、祈年殿和祈谷坛的三圆设计。甚至祭天礼器玉璧的设计也是“三天”思想的体现，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玉璧已见“三天”的形制。古人主张所祭必象其类，祭天必须象天，天为三环，所以祭天的圜丘和玉璧也就必须呈现出相同的形貌。这些事实表明，古人对天的认识不仅具体，而且深刻。
天文学的起源，缘自原始农业的需要。准确地说，先民观测天文，目的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这就是观象授时。显然，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生产的知识基础而存在的，并最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考古证据外，有关中国古代早期天文学的代表性文献有哪些？上古神话对认识早期天文学有什么意义？
冯时：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天文史料丰富且系统，尤其对于人类早期天文学的研究而言，更是唯一可资利用的材料。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和简牍、帛书，早期经学文献如《易》《书》《诗》《春秋》等，都载有丰富的天文史料。《礼记·月令》属于系统的政令时则文献，而正史相关志书以及其他文献同样不可或缺。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完备的史料宝库。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神话并非先民徒逞想象的作品。《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传说，其怒触不周之山，致天柱折，天倾西北。“天倾西北”的天文学解释就是真正的北天极并不在正北方，而是在正北偏西的位置。这则神话难道是在描述一种真实的天象吗？根据岁差的计算，我们知道，公元前5000年的赤纬圈确实向着西北倾斜。很明显，古人是在借神话传达一种天文认知。
《山海经》《天问》和《淮南子·本经训》载有十日神话和后羿射日的传说。古人认为，最初太阳本有十个，轮流值班。尧时十日并出，万物尽焦，于是尧请来后羿射落了九日，只留下一个太阳。如果我们回到原始思维的层面，这些看似荒诞的内容或许并不令人费解。对于原始先民而言，他们会懂得今天升起的太阳和昨天升起的其实是同一个太阳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吗？显然不会，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人们每天看到的太阳都应是新的。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只能靠先民自己去探索，这个认识过程一定经历了从一天一个太阳，到十个太阳，再到一个太阳的发展。中算学的十进制思想最初影响了他们对十个太阳的选择，并由此发展出十天干的传统。而人们长期的太阳观测最终会使他们懂得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于是借射日神话完成了这一认识的飞跃。事实上，如果考虑日晕和幻日现象，十日并出的想象也绝非没有依据。
《山海经》记有夸父逐日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这则神话显然反映了古人立表测影的史实。中国古代先民通过立表测影以定空间时间，经历了从追日影到候日影的转变，这当然体现了观测方法的进步。这使“追”字成为古代测影的传统术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载上甲微立表而重测地中，即以“追”字加以描述。因此，夸父逐日的神话其实反映的是人们掌握候测日影之前的原始测影活动。
古代神话使今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早期文明。我们应以包容态度剥去神话的外衣，将历史真相钩沉出来。
奠定天人合一宇宙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天文学初创期有哪些特点和成就？
冯时：古人观天，其根本目的在于地载万物，尊天必亲地，于天取时间之法，于地才可能取材，所以观天的同时更要察地。事实上，古人对于天地的认识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中国先民秉持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对自然的观察与探索没有禁区。他们只需关心如何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获得真理，最终形成符合客观的知识体系。这使他们在科学与文明两方面都取得了广泛成就。比如对日月交食等奇异天象的系统观测记录，成为中国天文学的一大特色。这得益于中国文化以探求真理为初心的认知传统。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天文学体系形成之早是无可比拟的。先民对天文学问题关注之广，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领域。不仅如此，究辨天人关系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促使中国古代产生了独特的天文学，也产生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
对早期知识体系的形成而言，人们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对时空关系的认识甚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基础。时空的精确化取决于观测手段的精确化，而从候气法发展到槷表测影，则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超凡智慧。在观测体系方面，古人重视天赤道和北极，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北斗和二十八宿星官体系。而在宇宙论方面的思考同样具有意义。这些探索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天人关系是儒道哲学的核心议题。古代天文学对古典哲学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冯时：天文对人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阴阳五行观念体现了先民认识自然的独特智慧，这些作为儒道之前的思想体系不仅源出天文，而且至少在商周时代即已思辨完成，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而古人对于阴阳的思辨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8000年前。
儒家哲学的核心在于道德，而道德的核心则是诚信。诚信观念的产生源自古人对时间的掌握。数千年的时间测量使先民懂得，寒来暑往、春秋代序，时间诚而不欺。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如果立表测影，当天正午的表影最短，百年如此，千年不变，于是古人萌生了“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的思考，并由此产生了诚信观念。“以信为德”成为三代文德观的核心内涵，儒家哲学继承这一思想，将其作为修身根本。儒家哲学的最高道德是中庸。中的观念也源于立表测影。古人立表，首先需要将表垂直地立于水平的地面上，为校正槷表是否垂直，古人要自表顶引悬八绳，使八绳分别置于表的四正四维，当八绳全部依附于表体的时候，表便处于垂直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表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倾斜，是恰到好处的，于是“中”便具有了其基本的义涵——中正。这一观念后被儒家哲学发展为中庸思想，其用以描述阴阳，则又产生了中和的思想。
天命是基于观象授时发展出来的政治观。古人认为，“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圣者只有通过观象而颁授农时，才能确立其在氏族中的统治地位。因此，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具有首要意义，谁能把时间颁授给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论语·尧曰》载尧舜禅让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对天文蒙昧不知的氏族成员看来，圣者之所以能准确授时而致年丰有余，那是因为他了解天意，可以与天沟通，那么他的权力当然也就一定源于天之所赐，于是发展出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一观念在三代政治中已成为人修德成功而终享王权的合法化标志。儒家哲学则继承了这一思想。
道家哲学的思辨体系简直就是借助天文学研究建构的。可以说，朴素的天文学研究其实就是其哲学研究的前身。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然而人们看到的却都是“有”，所以要想阐明“无为”，必须首先解决“无”的问题。这个工作是老子通过对宇宙起源的探索实现的，他使人们从熟知的“有”一步步反推出天地形成之前的“无”，最后建立起“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认识。这个“有”之前的“无”就是“道”，韩非子谓之玄虚。以“道”从事也就是以“无”从事，这就是无为而治，也即老子提倡的“德”。很明显，老子哲学的“道”其实是以天文学研究作为思辨基础的，甚至在称谓上也借用了天道。
除对古典哲学的影响外，传统天文学对古代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典章制度和科学观的影响也直接而深刻，这些思想最终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观，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西天文学传统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西方天文学发生史表明，中西方文明在认识论等知识体系上存在哪些差异？
冯时：中国人秉持的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至物，也即人对自然的观察分析。人只有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客观分析，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格物致知。这种对自然的分析不预设前提，是客观唯物的。因此，中国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
西方认识论则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并不意味着求真，知识是从自然中来还是从头脑中来，结果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科学提倡“祛魅”，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冯时：祛魅是西方科学哲学的概念，对中国文化并不太适用，至少这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我并不认为祛魅体现着文明的进步，因为中国文化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古人的认识或许与真理存在偏差，但这是伪而不是魅。
真正优秀的文明应该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包容才能深厚。人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不同，对魅的定义也必然存在差异。如果我们把暂时不能了解的东西都归之于魅，这种认识论显然是狭隘的。面对传统文化，我们首先需要怀有虔诚之心，对于古代文明，重要的是拂去历史尘埃，揭示真相。“魅”的本义是老物之精。在我们不明是非的情况下，祛魅的结果可能正是在去除精粹。
人类文明并非只有所谓科学，还有哲学、艺术和宗教。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果极力排他，去除一切并不了解的所谓“魅”，我们离真理也就越来越远。显然，认识世界并非只有科学一条路可行，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胸襟，接受可以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和而不同，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回顾人类科学史和文明史，这样的例证太多了。西方科学轻视甚至否定经验，迷信仪器，这极大地限制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殊不知，仪器也是人靠经验和认知水平制造出来的。人类否定自己的观察而盲从仪器，貌似客观，其实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比如西方科学长期否定中国传统医学的“脉”，原因是仪器无法检测。然而今日他们通过改进的仪器测到了脉，于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认识了脉，并行之有效地医病，维护国人的健康。难道数千年被事实反复证明的理论和经验还不及一架新仪器的价值吗？文明不应该有霸权，科学同样不应该有霸权。事实上，何为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在专精基础上尽量博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天文学研究比较“冷门”。对其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冯时：学术价值不能用冷热来衡量，学术是非也不能用共识来评判。古代天文学之所以成为绝学，并不是因为其价值低，而在于其难度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难度越大，学术价值也就越高。古代天文学研究是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钥匙，应该受到重视并得以发扬。从文化正本清源的角度讲，可以澄清学术是非。从重拾己身文明的角度讲，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乃至民族自信。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这是非常优秀的观念。研究天人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中国文化，而且可以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思考。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在我们对自然不能充分了解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从事历史学研究，无异于与古人较量智力。因此，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丰富自己的知识。今天我们受西方学术影响，学科越分越细，但从中国史学传统来看，一部经史典籍包罗万象。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知识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心中无全局，是不可能做好史学研究的。研究天文学史首先要了解中国自己的天文学传统。像《史记·天官书》这样的著作，很多人避其难，弃之不读，但要有志于斯学，这个功夫是非下不可的。知识之外要重视史料，不能满足于二手材料。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的材料很丰富，每科都是专学，也需要下功夫，这些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当然，博通与专精始终都是学人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在专精的基础上尽量博通，这样才能解决好问题。
进入大数据时代，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智能设备的普及与运用，给传统社会调查方法带来挑战。有学者提出，与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海量信息相比，传统社会调查所获取的信息不过是“小数据”。由此引发学界争议：大数据时代是否还需要传统社会调查？在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广泛应用的时代，传统社会调查方法如何彰显其独特价值？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大数据技术方便数据采集分析
“移动互联网使得社会行动者的态度、行为被迅速信息化，并被互联网设备记录下来，为科研人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以往的信息收集手段无法采集的大量信息。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类记录和采集相关信息的能力，极大降低了获取某些信息的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丁说。
大数据技术改变了数据的获取、处理和理解方式。据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杜海峰分析，数据获取方式从收集问卷或访谈变成了网络、多媒体等多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更重要的是对象的变化，传统的方法需要科学地从母体中抽样，大数据的数据获取对象可能直接就是母体；数据处理方式从传统的属性数据分析方法，过渡到基于结构的、以智能信息处理为主的综合集成分析；数据理解方式，由传统的统计因果发展到以“相关”特别是不同信息之间关系“凸显”规律的解析。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魁玉看来，大数据技术不仅在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上具备优势，而且其带来的巨量交互性数据能够为社会问题的整体性分析提供有效证据。这些变革正在为社会学重新整体性回归“社会事实”奠定新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无疑给传统的问卷和深度访谈调查方法带来挑战。
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特殊优势
既然大数据技术在信息获取与分析领域具有如此凸显的优势，是否意味着传统社会调查将被取代呢？受访学者并不赞同此类观点。
一方面与传统信息采集方式相比，大数据技术目前仍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传统信息采集方式仍具有独特价值。唐魁玉分析说，以抽样调查为例，在一些案例中，抽样调查更加适用于那些有“遗失”的数据和代表性样本。在面对复杂性、人际性社会问题的分析时，大数据方法还不够细致入微。
“大数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价值密度低’，数据内容可能并不是特定研究者所关心的，因此不一定都能满足特定问题研究的需要。”杜海峰提出，对于大数据获得的信息，传统社会调查不但是其必要的补充，也是专项研究更为必要的基础资料。
大数据技术所获取的信息相当于普查和非概率样本，尽管如此，大数据也并非没有边界，如果不能认识或约定其界限，数据虽大，却不能用于科学研究。如李丁所分析，被互联网、智能设备感知和记录的社会行动者并不能覆盖全部的行动者。如果认识不到大数据的覆盖率或者代表怎样的群体，即便样本规模再大，得出来的知识和规律也有可能是误导性的。
此外，大数据的边界还在于变量意义上。“不同企业和研究单位根据其自身需要所采集的数据虽有很大的样本量，但每个样本的变量信息很少。如果不能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信息串并起来，增加变量即各个研究对象的有效信息量，那么研究价值也非常有限。”李丁说。
李丁认为，传统社会调查获得的信息密度非常高，其目的直接性、设计性、标准化程度更强，效率非常高。“如果不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即便今天世界上能力最强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也无法从现有互联网痕迹数据中获得一个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具有同等代表性、信度、效度、信息密度和相同变量的数据集。”
实现两种方法优势互补
正如李丁所说，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从大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有可能获得有关行动者的新知识、社会运行的新规律；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应该认识到大数据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研究方式的优势，避免盲目崇拜。传统的调查方式在获得某些高密度的、具有统计代表性的数据上仍具有成本优势和科学性优势。
对于学界出现的将两种方法非此即彼对立起来的争议，唐魁玉认为，我们在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要恰当地选择和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或大数据方法。
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或可实现大数据与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势互补。受访学者提出一些设想。李丁认为，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抽样调查方法能够补充大数据的不足，帮助我们理解大数据的社会含义。大数据也能为传统调查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补充，质性研究如果能够在既有的访谈、观察的基础上，还能获得受访对象在互联网的痕迹数据、社会交往数据、行动轨迹数据等，就能对研究对象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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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张涛的文章，其中理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排序是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当地时间8月6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及比利时列日方面联合组织的首届世界人文大会在比利时列日开幕。会议为期一周，涉及移民、环境、科技、文化、可持续发展等众多议题，与会专家由此深入探讨人文科学对于人类应对系列挑战的重要作用。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朝戈金对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表示，此次大会的核心思想在于，在当今这个变动的时代中反思哲学人文科学的定位、作用以及对于引领人类的价值与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部助理干事长纳达·阿勒-纳西夫（Nada Al-Nashif）说，此次大会旨在强调人文科学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作用。人文科学应当受到更好的保护、更多的支持，在研究、教育及决策过程中都应重新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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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
朝戈金表示，在社会飞速发展和变化的今天，我们要思考古老、经典的知识对今天的意义。人文科学与人的精神生活、内心情感有关。人文科学对人类产生作用和影响的时间通常较长，不是解决短期问题。在如今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大家不太有耐心、有时间、有眼光去思考、践行人文思想。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路易兹·奥斯特毕克（Luiz Oosterbeek）对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说，过去几十年，人们似乎走入一个陷阱——只是关注短期问题。人们需要有远见，应对不确定性、做出抉择等都与人文科学有关。人文科学不仅关乎过去与未来，也关乎现在。
朝戈金认为，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是综合性问题。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例，气候、移民、战争、文化和信仰的颉颃，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每个问题都不是单靠科技进步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捍卫人文科学，通过阐释表明其重要性与力量。这也是此次大会覆盖主题颇为广泛的一个原因。” 阿勒-纳西夫称，如果没有对人文科学的理解，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恐怕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