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回回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赵州桥
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在石家庄东南约四十多公里赵县城南2.5公里处，它横跨洨水南北两岸，建于隋朝大业元年至十一年（605-616），由匠师李春监造。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俗称“大石桥”。
赵州桥结构新奇，造型美观，全长50.82米，宽9.6米，跨度为37.37米，是一座由28道独立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在大桥洞顶左 右两边拱肩里，各砌有两个圆形小拱，用以加速排洪，减少桥身重量，节省石料，这在建桥史上是个创举。桥面两边的栏板望柱，雕有各种精美图案，刀法苍劲，造型生动。在结构上，弧形平拱和敞肩小拱给人一种巨身轻灵、跃跃欲飞的动感。线条刚劲之中见柔和，隐重之中显轻灵，雄伟之中含隽永。在主拱顶上雕有龙头的龙门石一块，八瓣莲花的仰天石点缀于桥侧。这些雕像，寄寓着大桥不受水害，长存永安的愿望。赵州桥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后代的桥梁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赵州桥最大的科学贡献，则在于它的“敞肩拱”的创造，为世界桥梁史上的首创。在大拱的两肩，砌了四个并列的小孔，既增大流水通道，节省石料，减轻桥身重量，又利于小拱对大拱的被动压力，增强了桥身的稳定性。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安济桥在1400多年的历史中，经受住无数次洪水冲击，8次大地震摇撼，以及车辆重压，至今仍巍然挺立在河之上。
赵州桥“敞肩拱”的运用，实为世界桥梁史上的首创。1883年，法国在亚哥河上修建的安顿尼特铁路桥，揭开欧洲建造大跨度敞肩拱桥的序幕，但它比安济桥晚了1400年。西方学者承认，安济桥敞肩拱建筑，成了现代许多钢筋混凝土桥梁的祖先，开了一代桥风。
赵州桥以其非凡的特色，被誉为“天下第一桥”、“世界奇迹”。1961年3月4日，赵州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9月4日，又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取为第十二个“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铜牌纪念碑，遐迩闻名，甲于天下。
赵州桥又是一件建筑艺术的珍品。它横跨河，宛如一道长虹，气势雄伟。弧形平坦的主拱线上，对称地轻伏着四个小拱，仿佛四个巨型玉环，装饰在桥身两肩。巨身空灵，线条明快，在恢宏之中，透出矫健、轻盈的美感。大桥顶部，塑造出想象中的吸水兽，寄托了人们祝福大桥不受水害、长存无疆的良好愿望；栏板上和望柱上雕刻着各式蛟龙、兽面、花饰、竹节等，其中尤以蛟龙最为精美。蛟龙或盘踞游戏，或登陆入水，变幻多端，神态极为动人。雕作刀法遒劲有力，艺术风格新颖豪放。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中国赵州桥作为第十二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为中国石拱桥增添了新的光彩。
赵州桥建于隋大业(公元605～616)年间，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和修造。是当今世界上跨径最大、建造最早的古代敞肩型石拱桥。赵州桥主拱由28道拱券纵向并列砌成，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在主拱背上加设了四个两两对称的小拱。这种建桥法，不但节省材料，减少桥身自重，而且能增加桥下河水的宣泄流量，削弱其对桥身的冲击，拱上加拱，使桥体显得玲珑剔透，更加美观，的确是世界建桥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古代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吞齐跨赵”，地处兵家必争之咽喉要道，肩摩击轱的行人车马日夜不息，加上地震水患，战争兵燹，屡有损伤，自唐至今已曾经8次修缮。我们现在看到的赵州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1958年全面、彻底整修后的，这也是建桥13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修复工程。
1000多年来，赵州桥以其奇特的建造艺术，赢得了世人的惊叹。唐中书令张嘉贞在大石桥《铭文》中惊呼赵州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大体上是工匠之间口传身授，然而匠人社会地位 低下，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每每暗于文字，虽然多有经典作品，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人微自然言轻，几千年来建筑学方面的专业著作屈指可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玩味体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凄婉追求，也成为对于一代代建筑工官、工匠默默奉献的最嘹亮的赞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古建筑，并不能只看建筑，还要看城市。因为建筑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财产分配模式、宗教信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要站在城市这样的宏观角度，才能够分析。我们古代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发达的，城市 规划的基本思想历代都在探讨。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所提出的看法，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前现代城市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的城市（消费农村剩余产品，有去无回的进贡形式），欧洲的城市大多是生产性的城市（与农村进行产品互换，贸易为主）；欧洲的城市大多起源于贸易，而中国的古代城市更多的起源于统治需要；中国的城市中心，被官府和衙门占据，而西方城市更多的是以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为中心。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中国古典的城市规划，确实为当时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灵上安宁，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的城市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