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放缓，2012年全球经济仍将呈现低速增长态势
（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态势
全球经济复苏趋缓，下行风险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需求疲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回落，宏观调控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升级，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美国经济复苏显著放缓。今年前两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分别增长0.4%和1.0%，远低于去年各季度增速。经济复苏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同时私人部门持续疲弱，无法有效接续经济增长动力。一季度美国私人消费按年率仅增长0.4%，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为复苏以来最低水平。前两季度美国投资虽保持正增长，但增速分别仅为3.8%和6.4%，远低于去年同期31.5%和26.4%的水平。二季度出口按年率增长3.1%，拉动经济增长0.41个百分点，也创下自复苏以来最低水平。目前，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8月失业率仍在9.1%的高位。
欧元区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各国经济走势分化加剧。受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等因素影响，二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仅为0.2%，明显低于一季度的0.8%。其中，6月工业产出指数环比下降0.7%，降幅为2009年下半年以来最高。
三季度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依然乏力，7月工业产出指数仅与上半年平均水平持平。同时，欧元区各国经济走势分化更加明显。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工业产出指数7月环比进一步下降，降幅分别为0.7%、0.7%和3.0%；德国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工业产出指数7月环比增速高达4.1%。欧元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季节调整后的7月失业率仍高达10%，较去年同期仅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西班牙失业率升至21.2%，为金融危机后的最高位。
日本经济上半年连续负增长，但逐渐呈现好转迹象。地震、海啸及核泄漏造成日本生产设施严重损坏和电力供应短缺，一季度GDP环比下降0.9%，其中3月工业生产环比降幅高达15.5%，出口大幅下降，对外贸易顺差减少。二季度日本经济延续下滑态势，环比负增长0.5%，其中，出口降幅环比高达4.9%，对外贸易转为赤字；私人住宅投资和私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较上季度下滑1.8%和0.9%。
随着地震造成的供给端约束逐渐消除和灾后重建展开，日本经济逐渐呈现好转迹象。工业生产4、5、6月持续环比正增长，7月工业生产排除季节性因素已恢复至震前水平；出口在3、4月环比分别下降8.0%和7.0%后，5月开始恢复环比正增长，7月已接近震前水平。同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逐渐恢复，私人消费整体呈上升趋势，公共投资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而增加，二季度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日本经济仍未走出通货紧缩，8月最新修订数据显示，扣除生鲜食品的消费物价指数一季度和二季度同比下降0.8%和0.3%，7月与去年同比持平。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普遍回落。随着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加大和全球经济增速趋缓，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普遍出现回落。巴西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0.8%，分别低于一季度的4.2%和3.2%；印度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7%，低于一季度7.8%的增长率，为18个月以来最低；俄罗斯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由一季度的4.1%下滑至3.4%；墨西哥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为3.3%，为2009年四季度以来最低。
（二） 世界经济走势展望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处在新的危险阶段，近期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下调至4.0%。从发展态势看，虽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可能深化，甚至拖累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但只要有关国家携手有效应对，世界经济还是能够避免出现二次衰退，明年世界经济仍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
1.美国经济复苏仍将保持缓慢态势，再次陷入衰退可能性不大
美国经济复苏仍将保持缓慢态势。首先，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通胀率上升影响，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今年前两季度，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按年率分别增长1.2%和1.0%，明显低于去年各季度增速。8月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44.5，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次，受经济整体不景气影响，投资者信心不足，二季度美国CEO信心指数由一季度的67大幅降至55。7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50.9，为2009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目前，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经济学家和大型商业机构都下调了对美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对美国经济2011和2012年的增速预测，从6月的2.5%和2.7%分别下调至1.5%和1.8%；美国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9月预测从2.7%和3.6%分别下调至1.7%和2.6%；费城联储发布的3季度经济学家调查预测，从2.7%和3.0%分别下调至1.7%和2.6%；花旗银行8月预测则分别从1.7%和2.7%下调至1.6%和2.1%。
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可能性不大。首先，去年10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信贷按年率一直保持正增长，今年7月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扩张。其次，今年3-7月，美国房价已连续5个月保持上涨态势，房价回升有助于提升消费能力和投资信心，减少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损失。第三，今年4月以来，美国工业生产一直保持扩张态势，7月工业生产指数和产能利用率提升都较为明显。第四，美国银行体系状况逐步改善，今年前两季度，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分别实现3.6%和15.2%的正增长，二季度银行贷款违约率降至1.68%，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第五，美国刺激性财政政策获得新的空间。今年8月2日国会提高联邦政府举债上限，为美国政府继续实施刺激性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9月8日奥巴马总统推出4470亿美元的就业创造计划，拟从减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为美国经济继续注入动力。第六，美国货币政策继续保持宽松态势，联邦基金利率0-0.25%的超低水平将一直维持至2013年6月底，美联储已宣布延长4000亿美元的国债期限，未来美联储仍有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放宽货币环境的可能性。
2. 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二季度以来，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持续下滑。8月为98.3，较7月下滑了4.7，今年以来首次低于长期平均水平（100），在17个成员国中，只有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高于长期平均水平。预计受全球经济增速趋缓、南欧诸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欧债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仍旧高企等因素影响，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较2011年将明显回落，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高盛已于8月将欧元区2011和2012年经济增长率由2%和1.2%下调至1.7%和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9月将欧元区2011年和2012年GDP增长率由6月的2.0%和1.7%下调至1.6%和1.1%。
3. 日本经济将缓慢复苏
虽然今年日本经济仍将出现负增长，但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带动下，日本经济有望逐步缓慢复苏。日本央行预测，经济从今年3季度恢复环比正增长，4季度开始进入温和复苏轨道，但日本经济仍面临世界经济复苏放缓、日元升值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日本央行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将2011财年（今年2季度-明年1季度）经济增长率从0.6%下调到0.4%，2012财年仍维持在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日本经济将下降0.5%，但明年有望实现2.3%的增长。
4.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将继续放缓
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9月以来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巴西央行将今年GDP增长率预期从3.84%下调到3.79%，2012年从4%下调到3.9%。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将今年GDP增长率预期由原来的4.2%下调至4.1%，同时预计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不会早于2014年。墨西哥银行最新估计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8%-4.8%，比此前的预期分别下降了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在9月报告中，将印度本财年（今年4月1日到明年3月底）经济增长预期从8.2%下调至7.9%，并把下一财年增长预期从8.8%下调至8.3%。
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在放缓，但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需求减弱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这将有利于缓解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和经济过热，加之发达国家延长低利率货币政策执行时间，新兴经济体有可能适度放松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普遍显著好于发达国家，刺激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仍然较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今明两年仍将分别增长6.4%和6.1%，其中，俄罗斯分别增长4.3%和4.1%，印度分别增长7.8%和7.5%，巴西分别增长3.8%和3.6%，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分别增长5.2%和5.8%。
二、全球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一）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剧烈震荡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剧烈。年初，受世界经济复苏较快，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以及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纽约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WTI原油价格）由年初的91美元/桶增至5月初的110美元/桶左右，增幅达21%；而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BRT原油价格）则由年初的95美元/桶增至5月初的 126美元/桶，增幅达30%。随后，由于诸多宏观经济指标显示未来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趋缓，市场对未来大宗商品供求关系预期有所缓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高位小幅震荡状态。
8月以来，市场对未来全球经济减速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加之受标普下调美债评级、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大幅震荡，相当一部分资本出于避险考虑撤离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曾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回落。纽约西德克萨斯原油价格一度由7月底的100美元/桶左右降至8月底的80美元/桶左右。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状态并未根本改变，2011年9月16日，纽约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收于87.05美元/桶，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收于500美元/吨，仍处较高水平。
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将受到供求基本面、全球流动性状况、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其中供求基本面是根本性因素。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保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将为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提供稳定支撑，预计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仍将处于高位。但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上升，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较2011年将更为剧烈，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幅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若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速回落状态。
(二)发达国家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今年5-7月，美国总体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6%，为2008年11月以来的历史高位。能源消费价格上涨是拉升美国总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5-7月居民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率分别达21.5%、20.1%和19%。7月美国核心通胀率为1.8%，已接近美联储2%的警戒线。
欧元区通货膨胀率明显上升。4月欧元区通胀率高达2.8%，目前仍维持在2.5%的较高水平，显著超出欧央行2%的警戒线。9月欧洲央行的月度报告预测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将在2.5%-2.7%之间。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震荡状态的可能性较大，欧洲央行也需要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预计欧元区仍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
（三）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形势依然严峻
8月巴西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7%，高于7月的0.16%。截至8月，巴西消费者价格指数12个月累计涨幅7.23%，再次突破7月6.87%的当年纪录，创下自2005年6月（7.27%）以来的新高。巴西2011年官方通胀预期已由6.28%上调到6.31%，2012年通胀预期为5.20%，与4.5%的通胀控制目标相距甚远。韩国8月CPI同比上升5.3%，创3年来高位；央行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12个月通货膨胀率将达到4.2%，亦创下近两年半高点。印度衡量通胀的批发价格指数8月同比上涨9.78%，为一年来最高水平，迫使印度央行于9月16日上调关键利率25个基点，这是印度央行自去年3月以来第12次加息。亚行9月报告将本财年印度通胀预期由7.8%上调为8.5%，并将2011年亚洲通货膨胀率预期从此前的5.3%上调至5.8%，同时指出通货膨胀仍将是亚洲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挑战。
三、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和扩散，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不断上升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进一步升级。一是部分国家已经无力清偿债务。危机前希腊已长期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危机后实施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大幅提高了主权债务规模。2009年12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起希腊政府已无力依靠自身财力清偿到期债务。二是危机已经蔓延到欧元区核心经济体。随着西班牙、意大利主权债务规模的持续上升和经济的持续低迷，市场对两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明显加剧。2011年9月，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德国国债收益率差明显上升，意大利/德国国债收益率利差一度达到444个基点的历史最高位。同时，德、法两大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上升，标普已经警告法国长期国债主权评级有可能遭到下调。三是危机已经严重波及欧洲银行业。欧洲银行业存在对“欧猪五国”的巨大风险敞口，如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兴银行对“欧猪五国”的风险敞口分别达到1983亿、1356亿和470亿欧元。“欧猪五国”一旦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将会严重恶化欧洲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欧洲银行融资高度依赖银行间同业拆借，一旦各大银行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将明显上升，甚至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
目前，“欧猪五国”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在国内面临重重反对。德、法等欧盟核心成员国国内存在着反对政府用纳税人金钱救助他国的压力，刚刚结束的欧盟财长会议也并未就债务危机达成新的协议。在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欧猪五国”主权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的背景下，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将进一步升级。中银香港内部报告称，2012-2013年仍是“欧猪五国”主权债务到期的高峰期，“欧猪五国”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可能将高于2011年。
然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洲金融体系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很小。欧元区一旦解体，整个欧洲将陷入停滞，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将明显下降，并将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虽然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最终均会达成有效的短期救助方案；而从中长期看，随着欧元区在财政、金融等方面进行大幅度的制度调整，主权债务危机将会逐步得以解决。
（二）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震荡
7月中旬以来，对欧债危机恶化和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担忧引发金融市场反复大幅剧烈震荡。8月8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的首个交易日，全球股市出现抛盘，美国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6.6%，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德国DAX股指收盘下跌5%，法国CAC股指下跌4.7%，英国富时100指数则下跌3.4%。8月前两周，全球股市市值缩水约4万亿美元。9月5日，意大利、西班牙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升高，最新公布的多国经济数据走弱，引发全球股市再次暴跌。美国标普500指数较4月底触及的年内高位回落了14.5%，德国DAX指数和日本日经指数均创年内新低。截至9月15日，与年初相比，美国标普500指数已下跌4.9%，德国DAX股指下跌21%，法国CAC股指下跌22%，伦敦富时100股指下跌11.2%，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7%。
资金纷纷涌入黄金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9月初金价一度攀升至每盎司1920美元的纪录高点。9月2日，美国国债收益率自1950年以来首次收盘降至2%以下的水平。9月5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1.85%，为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日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升至5.58%，为8月8日以来新高。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升至5.328%的近一个月高点。
避险资金的涌入推动日元和瑞士法郎大幅升值。尽管日本当局今年已经两度入市干预，但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然在8月中旬创下战后新高，达到1美元兑75.95日元的高点。为打压瑞士法郎强劲升值趋势，瑞士央行于9月初采取强硬措施将欧元对瑞士法郎下线设定为1.2瑞士法郎。同时，部分投资者开始逃离新兴市场。9月9日起，新兴市场货币开始对美元贬值，韩国、印尼、巴西等国央行纷纷入市干预阻止本币快速下跌。截至9月23日，与9月8日对美元汇率收盘价相比，短短两周内韩元已下跌8.5%，印尼盾下跌6%，俄罗斯卢布下跌9.3%，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下跌幅度分别高达15.6%和12.7%。
四、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发达国家内生动力不足、债务负担沉重导致进一步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不大，只能依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公开承诺将零利率维持至2013年，欧洲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5%不变，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纪录低位，同时将定量宽松计划下的债券购买规模维持在2000亿英镑不变。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新兴经济体货币紧缩步伐放慢。土耳其央行8月初率先降息；巴西央行也于8月31日突然将利率从12.5%下调至12%，结束了始于年初的最新一轮加息周期；俄罗斯、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央行均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只有印度央行于9月中旬再次加息。
目前看，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有可能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仍然面临较高通货膨胀压力，过早放松紧缩政策可能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和资产泡沫过度积累，货币政策仍需偏于紧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会继续加大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干预力度，要求新兴市场扩大内需、增加进口；而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国内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的背景下，新兴市场需避免本币过快升值以保持出口竞争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因此，各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方向存在分歧和冲突，协调难度必然加大，甚至可能爆发贸易战和汇率战。
【内容提要】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应从区域秩序着手,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关键词】 中国崛起 国际秩序 政策建议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发展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什么互动关系?鉴于中国和世界秩序均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以实现和平的战略崛起?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Order)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的是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①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即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机制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与运行。国际秩序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实力基础上的利益分配、观念分配以及反映三种分配结构与进程(Process)的国际机制也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机制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日后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威胁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实力与强烈意愿。大英帝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同时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为亚洲强国。19世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并成为这一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这些强国通过战争互动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出现。它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可以说,这一全球性国际秩序的确立是20世纪第一次新秩序的诉求。鉴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分赃性质及其内在的不平等性,该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期间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拒绝承担世界霸主的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崛起成为列强纵横捭阖、准备战争的最佳借口。二战结束前后各大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纪第二次新秩序的诉求。各大国遵循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雅尔塔秩序。这一国际秩序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凝聚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极端统治浴血奋战的成果,但该秩序确实没有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因而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指的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秩序,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等。国际政治旧秩序指的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发生的内在变革。首先,构成国际秩序基础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实力曾经起伏,但一直稳居综合国力最强。其他西方国家的实力变化巨大,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其他欧洲传统大国的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欧洲联合进程逐步开启与加速,成为区域主义加速发展的先锋。日本也在冷战的夹缝中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综合国力一直在上升之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综合国力提高为诸大国之最。①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实力对比是利益、观念和国际机制发生变化的先导。其次,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化,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南北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体现在北方国家内部,美日欧之间的利益矛盾更为深化了。其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成为主导性国际行为,而全球治理等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构成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也在悄然变更。其四,国际机制出现悄然变革。随着权力分散化和国际治理思想影响的扩大,随着的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制定与完善,国际机制的公正属性也在进一步体现。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国际秩序之争趋于激烈。冷战结束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导致了国际实力格局的本质性变化,发达国家再次作为20世纪国际新秩序第三次诉求的主角。发达国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是苏联解体之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导致的,美日欧国际新秩序的观点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以维护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为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目标的国际秩序,并均想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占有主导权。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的混杂物。从实力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权力进一步出现分散化,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有了参与国际秩序的能力、机遇。这种变化必然体现在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全球利益也会得到的关注。与此相适应,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也在变革之中,相互依赖观念、国际治理观念、国际合作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等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看,尽管国际机制在趋向维护普遍性利益,但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有着不公正、不平等、欠稳定等特点,这种局面形成的必然是局部全球化世界,而不是全球性秩序。②当前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无序表明,完成秩序转换将是一个艰难的过渡过程。回首20世纪的国际秩序建设,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100年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而从国际秩序的视角看,20世纪却树立了不容置疑的丰碑,它既承载着仁人志士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愿望,也体现着国际秩序建设的艰辛,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国际秩序走向进步的前景。中国与国际秩序:历史的观照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秩序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几经变换。历史上,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中国科技曾千余年领世界风气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①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②这种天下统一的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我们可以视之为东亚区域秩序的雏形。这种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④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其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区域性国际秩序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固然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之嫌,但以文化和经济手段来维持和平互利的秩序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⑤传统的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①随着国际秩序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其主要标志即国际联盟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才再度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多极世界中现身。
可以 写：
（如何看待农民工返乡潮时政论文 ）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