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九八六年，素以严谨著称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目睹了令不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的债务危机之后，大胆地预言在二○○○年的千禧之日全球将爆发一场更为酷烈的金融危机。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斯特兰奇预言的这幅画面在一九九七年提前出现了。“二战”后，乃至冷战后流行起来的各种笃信资本“被驯服”的观点在亚洲危机面前似乎成了痴人说梦，而日益痴迷数量化的经济学以及不断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蚕食和毒化的社会科学给出的回答也显得苍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钱背后隐藏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冲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在这里非常合适：“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对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
（后面的写不下了，楼主可以去这个网站看到全文http://www.govyi.com/Article/h/h4/200508/9433.asp) 祝你完成论文啦！！
海地地震
中南美国家海地昨天发生了7.0级地震，这是加勒比地区近年来遭遇规模最大的地震。海地首都太子港成为一片废墟，总统府坍塌，数千人在地震中遇难。
随着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的发生，中国人对地震的痛苦记忆越发强烈，因此我们也对发生在海地的这一次地震感同身受。更何况在这次地震中，还有8名我国驻海地维和部队成员被埋。他们的命运让国人牵系。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中美洲地区的地震，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命题。中国的国际救援队60余人，已于13日晚20点登机前往海地参与救援工作。
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各国民众都站在一起，那这种力量就是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凝聚力。所谓文明，指的并不是堆砌物质和炫耀财富的能力。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高楼大厦或许不堪一击。但是自然征服不了人类的友爱和互助。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理解，其实征服自然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互相帮助和扶持的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困难，因为危险总是不常出现。比如应对温室效应的努力，有反复也有分歧；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很迅速，因为我们在灾难和死亡发生时，突然发现作为个体，我们还很脆弱。
因此，是灾难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和守望。感恩是国际合作的责任。我们都还记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救援队相继前往四川，参与救援工作。而汶川地震后，当时的海地看守政府总理阿列克西、工商部长杜塞等还前往中国海地贸易发展办事处，悼念地震中罹难的国人。这说明，一场地震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而是一个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举例来说，地震发生的海地，人口密集、首都有60％的房屋因陈旧本来就存在倒塌的风险。
而守望既是惦念，也是防范。这一点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些年来国际性的防灾减灾呼声日渐高涨，每每发生灾难时，防灾减灾都会作为重要的政策被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灾难总不常见，因此防灾减灾的进度也会随着生活重归平静而怠慢。如果没有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各受害国家不会用极快的速度建立起海啸预警机制。而加勒比海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因为不经常遭遇自然灾害的袭扰，在防范机制上相应落后。
没有感恩，我们就不会在灾难来临时感同身受；没有守望，我们就不会变得更坚强，更互助。感恩和守望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面对灾难所学到的。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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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当前世界变革发展的速度很快，与之相应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多个特点，这里列举几点简要说明。
一是当前的国际竞争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格局本身也是依据实力变化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掌握霸主地位一直不变。现在的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过去强调硬实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软实力的竞争，包括文化的力量、制度的创新、国家的形象、国家的吸引力等都在软实力范围之内，是当今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范畴。
二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角色。传统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领导人之间的、官方之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出现了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比如城市和城市之间可以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还有一些跨国家行为体，像一些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比如红十字会；最后还有一些个人。
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问题。过去我们谈安全一般是谈军事安全，而现在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其中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生物化学武器、温室效应，甚至包括淡水资源紧缺等。
四是国际政治出现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课题，公平和正义成为世界潮流，这成为值得期待的一个重要特点。
(2)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认为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火车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巨大，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简言之，国际形势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探底企稳，但复苏艰难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
三、国际体系深刻调整，金融变革取得进展
四、大国调整对外政策，互动频繁
五、全球性问题突出，引发大国博弈
六、全球思想大反思，发展模式多样化
七、中国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
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 长征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国民旅游素质 近日，中国有关部门出台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提出了一些有关国民在旅游时应该遵守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报道称，出台“指南”和“公约”，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塑造中国公民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几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少数中国公民在旅游时由于种种不文明的举动与行为，受到各方的侧目和批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中国人自己都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一些国人的生活陋习与文明和礼仪相去又何其远也。“指南”和“公约”中列举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国人又常常会不经意“露一手”的坏习惯，无意中让外国人留下了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 现在中国大陆高层提倡建筑“和谐社会”，是十分及时的。只有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自觉地讲礼仪，讲文明。而要做好这一点，当政者注重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是一项重要的工程，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这中间包括建立健全的社会体制、用人制度，消灭权钱勾结，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让广大的老百姓心中少点“气”，多点心情舒畅，社会就会多点“和谐”。 在这样的社会大氛围中，国民的文明和礼仪更容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动。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实力上，同时也体现在公民的文明、礼仪程度上。且让世界先从中国公民的旅游文明上看到泱泱中华的大国风范和国民的良好素质吧 大庆建设卫生城市的 通过大庆建设卫生城市,市环境质量和整体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以下十大突破。1、城市规划经专家论证不断修编完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2、街道路桥设施建设取得了惊人变化；3、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4、在污水无害化处理上为我省开辟了先河；5、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城市形象工程；6、改善了城市饮用水质量；7、生态环保建设取得重大突破；8、结束了黄土见天、绿色草木难活的历史；9、市政工程配套建设和改造上取得可喜成绩；10、老旧城区和结合部改造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次建设主要内容包括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和治制建设，健康教育，市容环境卫生，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