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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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能源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1、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倡议或主张
2006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骤然升温，成为重要的外交课题。气候变化问题出现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已成为国家之间争夺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较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
关键是美国态度极其暧昧，搞“双重标准”，“对己宽，对人严”。世界各国对其不满。
印度对其态度强硬。
其实，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尽最大义务。发展中国家不应接受与发达国家同等义务。
中国积极应对，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一五”规划提出目标，节能减排强力推进。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但发达国家还以双重标准要求中国。
气候问题的政治化及不宜过度政治化。见课本P85倒第二段开始----86第四段。
2、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主要国际议题之一
国际能源安全问题已越来越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所重视。在俄罗斯推动下，也成为八国峰会的三大主要议题之一，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原因：
首先，全球背景下，国际能源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P86倒数第二段。
其次，国际能源安全被列为八国峰会的重要的议题，与俄罗斯自身的考虑不无关系。见课本P86倒数第一段。
随着八国峰会的召开，国际能源安全问题继续升温。
但是保障国际能源安全需要各国能源对话和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建立多边能源安全体系，保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是解决国际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一，保障国际能源安全，应继续加强区域间能源合作的力度。见课本P87第三段。
第二，加强能源消费国与输出国以及能源消费国之间的能源互动，建立多边能源安全体系。见P87第四段。
最后，国际能源安全还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能源管道的维护等其他方面。应加强这方面的考虑。
气候变化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和发展挑战。联合国在资助科学家进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减少全球工业原料使用方面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也一直在支持人类采取行动逆转气候变化的趋势。
联合国成立了全球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召集了近千名科学家，从科学论证的角度来印证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生态产生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建议和国际社会应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正是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在1992年里约的环境大会上，我们缔结了《气候变化公约》。这个公约说明，气候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并且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发达国家必须起领头作用。同时，“公约”也呼吁所有的国家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自从1992年的会议之后，缔约方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1997年，我们缔结了《京都议定书》，阐明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国际合作的进展目前不尽如人意，气候变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2007年，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交了第四次评估报告。这一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人们的活动特别是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低能效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包括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达成了一致。
2007年12月，我们在巴厘岛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在会上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采取新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2009年底，我们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上继续敲定这个行动方案。在2009年底之前，会召开很多会议，这些会议将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如何行动，主要有4方面的内容:减缓及如何减缓温室气体的影响；各国经济体如何适应经济带来的影响；使用各国技术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如何使用融资手段、财政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
在这些谈判中，我个人感到非常失望。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国家缺乏政治意愿，特别是发达国家缺乏政治意愿来减少自己的排放。可以说，《京都议定书》的实施非常不彻底，发达国家缺乏政治意愿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事实上，截至到目前，他们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想把发达国家的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而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主要与发达国家的行动有关，特别是前期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排放的。我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或者那些富有国家有任何意愿，愿意达成一致或建立全球性的资金合作、技术合作，或者哪怕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贸易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得不到技术支援和资金支援，得不到相关的技术和设备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因此，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帮助推进、加强国际合作，使我们通过全球性努力来应对这个全球性的挑战。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我为大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你们喜欢。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摘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五四运动”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五四运动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刘志扬、韩书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都需要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验证。关于这个话题可研究的层面很多、能借助的方法也很多，我们就从中国元素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服装设计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 服饰 设计
从古至今，服饰，作为人类形象外在的表征，它的风格化，个性化，民族化的艺术魅力，集成了具有丰富感性和理性内涵的服饰文化。这种与人类生息共存、形影相伴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等多层因素通过服饰语言的生动映现。
一、如何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饰产品
如何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时尚化改造，是服饰设计人员经常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中国服饰产品实现自身特色，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饰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国元素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例如，历代皇室所穿着的、使用的物品，即使形式不同、用途各异，但无不是传递皇家身份地位的文化中国元素;而民间的剪纸刺绣又处处流露出祈求吉祥平安之意。我们一定要学会批判的继承，并不是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中国元素都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所谓的不适宜，同样更多的体现在内涵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哪些中国元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中国元素又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这便给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找到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还要将这些元素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这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服装设计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然是结合，那一定不是简单的剪切与粘贴的关系，纯形式的结合也不具备说服力。事实上，继承传统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形式与内涵，同样包括传统文化中，形式与内涵之间的转化机制，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只有掌握了规律，明白了传统文化中国元素是通过怎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出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
(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形、气候、人文条件都不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蒙古的云纹图案在蒙古服装和蒙古包中很常见、满族人的旗袍、广西的蜡染，西藏的单肩外套、青花瓷和剪纸的图案、盘扣、刺绣立领、侧开叉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艺术。这些不同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工艺流程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们服饰设计灵感的来源。
(三)现代服饰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服饰局部应用。
局部处理是“画龙点睛”之功效的亮点。运用得当，品味耐人寻味，平淡中见神奇。大面积中冷色调中加入少许暖色，都能体现亮点运用的张力所在。而这种亮点张力，则需要文化内含浓缩的基垫，才能赋予其永恒。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饰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传统服饰的屏幕
中国元素传播途径广泛，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对方，和平共处，不失国体。与夫人在很多次的国事访问中都着有中式服装，表现出大国的文化内涵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赞赏。与世界相融，中国元素赢得尊重，举世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福娃蕴含人面鱼纹“天人合一”理念，奥运火炬祥云源自汉唐云气纹：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这是祥云图案的文化寓意。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幕式通过卷轴画卷、活字印刷、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奥运五环、火炬环球传递、运动员脚印图画作品等世界元素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处处闪耀着中国元素，展现着世界上绵延至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内涵。
三、传统服饰国际化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服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变换，是服装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服饰艺术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一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古朴的秦汉服装、娟秀的魏晋南北朝服装，还是富丽的隋唐五代服装、高雅的宋装及华贵的明清服装，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在装饰上，由于传统服装是平面直线裁剪，表现二维效果，所以装饰也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装饰。装饰手段是中国传统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虽造型简练，但纹样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日本的和服及其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而产生。韩国服饰也是从中国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国际影星巩俐所穿的礼服都是具有很浓郁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由此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流行的!”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熙元.新概念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梅.意大利设计[M].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