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富差距合理性的思考
朱平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蕴涵。在量的意义上，这一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差距大小、拉距速度的适度性和趋富人口的“大数”比重；在质的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致富资源的可选择性、致富手段的正当性和贫富走向及关系的非对抗性。
从贫富差距的大小上看，差距过小和过大都是不合理的。前者如平均主义，后者如两极分化。打破平均主义以后所出现的压力感、危机感对落后者可以产生激励作用，模仿和攀比心理可以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必要的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奋斗目标的示范性、榜样的带动性和利益机制的激励性。同时，富裕人口的出现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也是摆脱贫穷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当然要避免两极分化，也就是避免出现尖锐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对抗，这是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作为一个量的概念，国际上通常是把合理差距的基尼系数确定在0.3-0.4之间。
从贫富差距形成的时间或速度上看，当这一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可能预期，超过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时，贫富差距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适度”的速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创造等合法收入的积累，受财富增长内在规律的制约，需要经历一定的阶段、过程和时间。如果速度过快，人们有理由对其致富手段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一个时期里，人们对“暴富”者怨言较多，原因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差距形成的速度与财富增长常规及人们对拉距速度认可程度的一致性、同步性。
从贫富家庭或人口相对比重上看合理性，就是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让大多数人走向富裕，而不是有相当多的人陷入贫困。如果是前者，这样的差距就是合理的；如果是后者，差距就不是合理的了。在这一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利益导向性，是由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趋向性。当然，趋富人口的“大数”比重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此达彼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
从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或所依赖的资源条件上看，人的利益实现从来源上一般需要两大资源——先赋资源和自致资源。先赋资源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环境赋予的人力无法改变的资源条件，包括个人生活环境的气候、交通、资源状况等自然条件，家庭出身、户籍类别、生活环境的经济基础、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在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个人所在的行业、职业、单位的效益等社会条件；自致资源是指经个人主观努力而获得的资源条件，如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发展意识、进取和创新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素质和既定社会地位的差异等等。按照人的责任取决于主体选择自由的理论，在形成贫富差距的这两大资源中，因个人无法改变的先赋资源的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往往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而因自致资源的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因而从形成原因上说，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指的是体现了“按劳分配”、反映了个人素质和主观努力程度差异的合理性。
从致富途径、手段的正当性上看，现有的致富途径大体上有以下几类：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致富、特殊才能（明星、名流）致富、机遇（炒股、中彩、遗产继承、好的行业或单位等）致富、权力（职位、地位、岗位等）的滥用而致富、非权力的违法（偷税漏税、制黄贩黄、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等）致富等等。所有这些致富手段从性质上可以归结为正当和不正当两种。衡量正当与否的标准，从形式上看，是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的法律、道德和主流价值观；从实质上看，则是对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从贫富发展的趋势上看，贫富发展趋势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同向的，即贫富双方的收入和财富都在逐步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不同，贫富的关系是后富与先富、慢富与快富的关系；另一种是反向的，即在富者更富的同时伴随着穷者更穷。这种反向发展的趋势即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区分是合理的贫富差距，还是两极分化，最鲜明、最直观的指标就是看贫富双方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否同向。
合理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合理性是无意义的。我们所关注的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做到而又能够做到或者是正在努力去做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主体的选择。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行为和评价主体不仅仅是政府，尽管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负有促进贫富差距合理化的责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是富者的责任，“穷则思变”是穷者的责任。积极地劳动创造，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和发家致富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公益事业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贡献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林毅夫：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
“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昨天撰文阐释“十一五”规划。在这篇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林毅夫以“穷人经济学”理论，分析“十一五”规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价值。在“十一五”规划审议通过后，林毅夫是第一位撰文解读的学者。
推荐参考：
关注点一：“穷人太穷”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获取的机会太少
“穷人太穷”真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譬如，有些农民之所以“太穷”，是因为曾经被各种搭车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或是因为失地时补偿太低而又未能得到好的安置；或是因为田地鱼塘遭遇无处求告的污染；或是因为进城务工时工钱被拖欠、或工伤致残后被无情踹出……城市新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原因亦是如此：他们在企业中辛苦半生，却突然被告知要“改制”了，要“房改”了，要“医改”了，教育要高收费了……于是，一生积蓄刹那时化为乌有，倾刻间回归赤贫。
关注点二：解决贫富差距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喜见，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从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一五规划”建议目标更加强调社会发展成果普惠众生、看重积极调整就业、财税、社会保障等有关制度和政策。就此检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大原则理当相机调整，站在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立场上看，时下已经必须慎重考虑各种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所居位次。
关注点三：穷人摆脱困境还是要依靠政策要减少政策制约
穷人之所以穷，穷国之所以穷，更主要的是政策方面的原因，而穷人之所以能够摆脱困境，穷国要摆脱困境，靠的还是政策。中国20年间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靠的不是扶贫，而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应该讲，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无法摆脱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一些政策制约，如果我们公共卫生方面的政策，我们公共教育方面的政策，我们对劳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充分保障，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充分市场化，使得一些穷人的利益受损，阻碍了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国内而讲，给穷人一个“起点公平”，就世界而言，放弃补贴或者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给穷国一个“起点公平”，这才是真正的解除贫困之道。
关注点四：要真正消除贫困就要保障穷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我国，人们则可以看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在有些贫困县，一方面，不少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另一方面，扶贫款被挪用来购买豪华轿车、建设面子工程。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每个处于这一状况中的人，都有走出贫困和饥饿的最强烈动机，这是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基本动力。所以，要真正消除贫困和饥饿，最需要做、也是最应当做、并且有能力做的，就是保障穷人的自由和权利。只有在此基础上，政府的财政转移或国际援助才能发挥效力，不至于被层层截留，而被真正的穷人享受到。
编辑点题：
林毅林最近真是语出惊人，刚刚告诫了人们在个税改革中“不要仇富”引来如潮评论，日前讲到穷人经济学更是认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人们关注贫困人群更关注这之后的贫富差距问题，“十一五”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改变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请您畅所欲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01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2倍，西部地区增长了9.5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1.20:1:1.80改变为1.48:1:1.10，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既然“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怎么构建呢？ “我最关注的热点是：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任剑涛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府是社会日常资源的配置机构，也是理顺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枢机构，如何更好地建设法治政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也是解决社会公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和前提。他认为在建立法治政府方面能有三个方面的作为：第一是建立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第二是政府机构要设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第三是政府的改革政策要有连续性，尽量减少由于改革方案“临时休克”给群众造成个人损失。 缩小贫富差距，利益公平分配。针对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的问题，任剑涛表示，既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成就，也要正视改革开放中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他提出，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要注意两个价值选择，一是“做大蛋糕”而不是“争分蛋糕”，要靠发展来解决贫富差距；二是社会的再分配要“奖勤罚懒”，设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向城市，乡镇在经济发展中作出了牺牲式的贡献，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国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财政补贴，扶贫，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方面。经济学家指出，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的关键时期，也是“三农”面临的大好机遇。要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目标 环境、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枯竭问题也是法治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的重点。任剑涛说，长期以来GDP主导的思维导致了资源枯竭性的错误路线，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社会发展是法治政府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反分裂、反腐败。一个稳定、公平、公开的国家才是一个和谐的国家。 从专家学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体系，法治的体制改革，公平的利益分配体制，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法治”、“公平”、“和谐”是核心。
贫富并不对立，是一体两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1：单纯从现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不了贫富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是私人物权所有制，即私有制，而中国除了土地暂时还没有（正在改革议程中）私有，通过的物权法，已经完成了私产的认定。
2：从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实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贫富分化。
3：市场解决不了贫富分化的问题，只有政府能缓解此问题，即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富人高税率，通过国家调节反哺给不能维持生计的人。
4：国家有义务为老百姓提供医疗，养老，教育等各种福利政策以保证个人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但现在做得很不够，这也是老百姓最不满的。
5：说道贫富对立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凭自己的才智竞争老百姓不会有太多的怨言，但是现在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拿老百姓的钱出国旅游，对普通商业行业各政府部门吃拿卡要问题严重，官员凭其资源的垄断与私营企业不平等竞争，等等所有这些才是问题的根源。
政府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让大家全凭个人能力竞争，让大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如此才能真正的安定和谐。
富人全凭自己的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国家又能保证饿不死人，病不死人，那么少劳动就少收获，少消费。实现了社会的公正。
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如果说到贫富差距大也是很正常的。目前的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暂时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即便是发展再快，福利制度再怎么健全也未必有用，你知道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吗？跟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差不多，党内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大多数领导，经济问题多得很。拉关系，走后门；贪钱越多，官当越大，甚至有些人连小钱也不放过，特别是搞教育的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再看看有的地方乱收费的现象，本来就是个贫困户，社会地位低。这当官的自己又没能力勤政，廉政也做不到。在中国这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劳资矛盾也比较大，知道为什么技校生大多数是混日子的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出来以后前景没有学校说得那么好，就是给别人当工人，谁不知道当工人的三低（薪水低、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辛勤劳动的工人也挣不到3000以上，除非经济发达的地区要维持基本生活，而且还不是沿海地区。国家能解决这一问题吗？所以解决不了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不了工人加薪的问题，跟西方国家也就不一样，现在发展职业教育还早了点。工人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付出，挣的钱连吃饭都不够，谁愿意干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结果领导干部工资大增，工人工资分文不涨，如果经济效益那么好都成这样，那就意味着腐败现象在滋生，现在当官的一半以上，没有不贪的。社会主义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都赶不上，说不发达不是理由，西方国家经济那么发达，腐败现象也少之又少，人民生活水平也好得多，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再看看中国，社会乱成一锅粥了，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从应试教育开始改革，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在高中，形成“双重应试教育”每学期多了一本书，学业水平考试占了90%的比重还不止，其他的综合素质评价……一个项目过不了，补考，甚至不能高考，有本事改革改到底，建立“立交桥”从多种渠道走多好；经济改革，拉大贫富差距管理经济的官员，十管九贪；政治改革，人民真的有民主、自由、平等吗？思想文化改革，说吸取孔子的圣贤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果糟粕多了去了，现在都解决不了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还发展多元化社会，怎么做到互相尊重、平等互利？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什么两样？军队，美国为自己国家的利益使周边国家让东北亚局势、南海局势动荡，中国政府除了指责还能做什么？处处向世界宣扬和平，自己却麻痹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训练再艰苦，也会丧失斗志，跟伊拉克战争时期，伊拉克空军被打的狗屁不是。现在连越南这个意识形态和我国相同的国家都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派军队镇压、驱逐不行吗？。法律，同样犯罪，基本上有靠山的人管不了，管得了的全是些没靠山的，这公平吗？有靠山的人罪责不大，贿赂检察官、法官、局长就可以放出来。在中国的社会，能有什么安全感？人和人之间的关心差的很。我所说这些，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所有方面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