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01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2倍，西部地区增长了9.5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1.20:1:1.80改变为1.48:1:1.10，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摘 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的重大经济热点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传统的弱质农业；农村市场化进程慢；城乡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和个人收入分配直接向城镇职工倾斜。同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有效抑制城乡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趋势的政策建议。
[关健词]收入差距 成因 对策
我国城乡居民收人之间存在差距改革前就一直存在，但相对来说较小；改革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提高，上个世纪80年代收入差距曾一度有所缩小，但90年代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两者差距不断扩大。这一状况不仅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制约着当前内需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
一、城多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从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看，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量占城乡居民总收入的34.05％，农村居民收A占65.95％：而同期的人口结构显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92％，农村人口占8208％。1996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量占城乡居民总收入的49.81％，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总量占50.19％；同期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14％，农村人口占71.86％。可见，城镇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
从基尼系数来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由此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尽管个别年份有所缩小。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
1 传统的弱质农业
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生产链条较短决定了农业仍然是一个低附加值的弱质行业。从整体上看，农业生产仍保持着以人畜为主要动力，依靠生产经验的传统的生产技术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专业化程度低。因而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相比之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表现在总产值上，两者具有明显的差距。总之，由于农业资源要素本身的特点，农业经济在快速生长的市场经济中仍没有竞争优势。
2 农村市场化进程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化建设有一定进展，但因为存在以下因素使发展进行的较为缓慢：首先，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诸如资金、土地-技术、信息以及集体企业的产权等生产要素，有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有的尚未进^市场，不仅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农民增收的渠道难以拓宽。其次，由于市场规则不健全，在农产品流通中盘剥的现象比较突出，农产品的流通费用较高。同时现在虽然主要农产品由政府收购，但农用生产资料市场却大部分放开，经销商趁机哄抬物价，牟取高额利润，扩大了价格“剪刀差”，使得生产资料难买、农副产品难卖。再次，适应市场需要的服务组织尚未形成。农民的集中程度低，中介组织发展滞后，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使分散生产的农户与迅速变化的市场难以衔接，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最后，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管理制度依然存在，由国家业务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按行政方式设立的传统的农业服务组织仍起作用。这些部门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性，缺乏竞争和活力。且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既承担政府职能，又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对于无偿无利的服务缺乏积极性。
3 城乡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
我国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资金短缺。为了早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政府运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50年代初，我们工业起步时期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一直决定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长期以来，城乡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未完全摆脱依赖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的二元经济发展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引起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因素中，价格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虽然这几年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也相应提高，其涨幅超过了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涨幅。使一度缩小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又不断拉大。例如1992年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上升34％，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则上升7.3％；1993年两者上升指数分别为12％和16％。1990-1992年3年中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H1去的剩余价值仍分别高达969亿元、1350亿元、i642亿元。
既然“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怎么构建呢？ “我最关注的热点是：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任剑涛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府是社会日常资源的配置机构，也是理顺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枢机构，如何更好地建设法治政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也是解决社会公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和前提。他认为在建立法治政府方面能有三个方面的作为：第一是建立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第二是政府机构要设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第三是政府的改革政策要有连续性，尽量减少由于改革方案“临时休克”给群众造成个人损失。 缩小贫富差距，利益公平分配。针对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的问题，任剑涛表示，既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成就，也要正视改革开放中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他提出，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要注意两个价值选择，一是“做大蛋糕”而不是“争分蛋糕”，要靠发展来解决贫富差距；二是社会的再分配要“奖勤罚懒”，设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向城市，乡镇在经济发展中作出了牺牲式的贡献，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国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财政补贴，扶贫，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方面。经济学家指出，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的关键时期，也是“三农”面临的大好机遇。要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目标 环境、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枯竭问题也是法治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的重点。任剑涛说，长期以来GDP主导的思维导致了资源枯竭性的错误路线，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社会发展是法治政府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反分裂、反腐败。一个稳定、公平、公开的国家才是一个和谐的国家。 从专家学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体系，法治的体制改革，公平的利益分配体制，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法治”、“公平”、“和谐”是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