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是与通常局限于某种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学问。在汉语中，“哲”是聪明的意思，在希腊文中则意味着爱智慧，所以，按照字义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同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会在其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
人类从其诞生时开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需要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的自然界，也要逐渐地积累对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人们就是凭借这些认识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开始，人们只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所认识，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逐渐丰富并联贯起来，就形成了对诸如人类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就是世界观。但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哲学则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的世界观，是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
当人们形成了一定世界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从而世界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人们的世界观并不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由于实践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们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的所不同。第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和在社会生活中分工的不同，使得各自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的世界观，即使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同一阶级的不同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也会呈现出差别性。所以，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之间，其内容和形态也有许多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哲学只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能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从而一部分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因此，哲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并且为他们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意味着劳动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
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同时，科学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哲学、科学和文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同具体科学浑然一体而后分化出来的过程。当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基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和需要，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在不断积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理论概括，于是就形成了早期的哲学。当时，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更多的是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直到近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理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才开始了独立探索的进程，从而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日益增多的独立的学科。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分化的趋势，往往把哲学看作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他们认为，各门具体科学只能提供不完全的、相对的真理，只有哲学才能提供完全的、绝对的真理。实际上，他们妄想借助于纯粹思辨来获得对自然界的终极认识，赋予自己以高居于科学之上并把科学纳入自己体系的特权，结果不仅造成自己的僵化，而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既反对以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否定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积极作用，使具体科学脱离哲学的指导的错误倾向。
一般说来，与具体科学不同，哲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内容和普遍形式。就哲学的知识形态说来，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知识都是人们对世界某一领域的认识和把握。哲学作为世界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不是各类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加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是关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知识。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哲学和具体科学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但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又具有不同的层次。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经过加工整理归入不同层次的各门具体科学；而所有这些知识又成为哲学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加工整理的材料，哲学理论就是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抽象概括而得到的最一般的结论。就具体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大的知识层次同实践的关系来看，二者同是来自实践，这是它们的共性；但具体科学同实践的关系更为直接，哲学则相对地比较间接，这又是它们的不同之处。
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哲学和具体科学密切相关。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自身生长的土壤；而具体科学则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们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贯通的。
首先，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植根于具体科学的土壤中，不断从具体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经验和知识中总结概括出哲学的一般结论。否则，哲学作为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
其次，具体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哲学特有的功能之一。科学史证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缺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就会失去工作的方向并出现思想混乱。许多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自觉思考认识论、世界观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过：“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指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哲学和具体科学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交织汇合成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