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是与通常局限于某种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学问。在汉语中，“哲”是聪明的意思，在希腊文中则意味着爱智慧，所以，按照字义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同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会在其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
人类从其诞生时开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需要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的自然界，也要逐渐地积累对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人们就是凭借这些认识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开始，人们只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所认识，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逐渐丰富并联贯起来，就形成了对诸如人类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就是世界观。但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哲学则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的世界观，是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
当人们形成了一定世界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从而世界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人们的世界观并不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由于实践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们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的所不同。第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和在社会生活中分工的不同，使得各自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的世界观，即使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同一阶级的不同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也会呈现出差别性。所以，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之间，其内容和形态也有许多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哲学只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能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从而一部分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因此，哲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并且为他们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意味着劳动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
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同时，科学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哲学、科学和文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同具体科学浑然一体而后分化出来的过程。当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基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和需要，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在不断积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理论概括，于是就形成了早期的哲学。当时，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更多的是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直到近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理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才开始了独立探索的进程，从而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日益增多的独立的学科。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分化的趋势，往往把哲学看作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他们认为，各门具体科学只能提供不完全的、相对的真理，只有哲学才能提供完全的、绝对的真理。实际上，他们妄想借助于纯粹思辨来获得对自然界的终极认识，赋予自己以高居于科学之上并把科学纳入自己体系的特权，结果不仅造成自己的僵化，而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既反对以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否定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积极作用，使具体科学脱离哲学的指导的错误倾向。
一般说来，与具体科学不同，哲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内容和普遍形式。就哲学的知识形态说来，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知识都是人们对世界某一领域的认识和把握。哲学作为世界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不是各类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加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是关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知识。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哲学和具体科学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但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又具有不同的层次。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经过加工整理归入不同层次的各门具体科学；而所有这些知识又成为哲学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加工整理的材料，哲学理论就是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抽象概括而得到的最一般的结论。就具体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大的知识层次同实践的关系来看，二者同是来自实践，这是它们的共性；但具体科学同实践的关系更为直接，哲学则相对地比较间接，这又是它们的不同之处。
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哲学和具体科学密切相关。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自身生长的土壤；而具体科学则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们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贯通的。
首先，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植根于具体科学的土壤中，不断从具体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经验和知识中总结概括出哲学的一般结论。否则，哲学作为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
其次，具体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哲学特有的功能之一。科学史证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缺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就会失去工作的方向并出现思想混乱。许多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自觉思考认识论、世界观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过：“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指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哲学和具体科学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交织汇合成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
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
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
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
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
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
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骗或陷阱。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
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
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一篇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论文
1.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无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还是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来看，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
2.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即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合作中求发展，可以说发展经济已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号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然会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保证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要把发展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3.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发展还不平衡，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还不能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4.加快发展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打的事实。无论是解放初期的经济封锁、政治扼杀，还是近期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对和平统一台湾问题的无理阻扰，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等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纪的国际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使发展经济和保障国家安全更好地结合起来，怎样才能使我们在跑步向前的进程中不被别人打倒，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呢？国家经济不发展或发展的太慢，就不可能维护自身稳定，也就无安全可言。今天的世界经济是一种总在变动中的经济，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发展就不安全的时代。新世纪的经济安全必然与发展战略相联系。“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体现了新的国家安全观点，这是与过去经济安全根本不同之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经济发展才有国家安全。
5.加快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战略规划，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前两个目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希望，部分人已过上了小康生活，他们希望国家保持经济的发展，以便为他们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开放及深化、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大，下岗人数增多，乡镇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增加投资、加快发展、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我国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最根本的是因为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仅物质利益矛盾和问题直接根源于经济的相对贫穷，其他问题和矛盾也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充裕息息相关。发展中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从当前来看，只有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才有利于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减轻就业压力，促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才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6.综上所述，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作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