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G.B.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T.S.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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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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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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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