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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一 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
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
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
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 传统 文化 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
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
《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
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
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
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
五.音乐与素质 教育
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
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
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二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 民间 故事 ，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有小标题。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
全曲大概二十六分钟，首先五分钟叙述梁祝爱情主题，然后是快乐的学校生活，接著十八相送。从十分钟开始进入第二段，祝英台回家抗婚不成，楼台会，最后哭灵。第二段和第一段长度差不多，大约十一分钟。最后一段则是化蝶，是主题再现。
曲子开始几声拨弦声接著长笛，好像在云端的感觉，以此来揭开序幕，有如从天上俯瞰人间，拨开云层，人物景象由模糊慢慢变得清楚。首先由小提琴奏出主题，二长二短加上一个结束句，绵绵长长，幽幽远远，仿佛祝英台在身旁说著昔日的故事。然后在低音重复一次主题，回到人间落了实。
管弦乐总奏主题，景象全明白了。大提琴代表的梁山伯也出现了，两人情意绵绵，大小提琴和鸣奏著主题，渐渐的小提琴主导旋律并引进管弦乐再强调一次。等乐音渐歇，木管接续旋律慢慢落下。小提琴独奏深情舒缓带点内省的音色，表示祝英台对将来疑虑不安，但还是坚定相信自己。勇敢去爱吧!情绪轻快，笛声嘹亮，大提琴也婆娑起舞，有如风光明媚三月天两人春游。小提琴展现技巧，风华绝代。
相聚虽好总有分别，快乐情绪之后就是离情依依十八相送。将主题变奏缓缓奏出，有如迈不开的步履，却终究不得不离去。大小提琴二重奏，紧密结合难分难舍。在这段末尾由弦乐第一次奏出哭调主题，预言悲剧结局，这构成了全曲的呈示部「相爱」。
第二段发展部里面有三小段: 强、弱、强，也就是快、慢、快。开始如大浪涌来的管弦乐声代表祝父的反对，连续几个小节下行乐句，好像在说：不可以!不可以!小提琴则猛烈与之抗衡，两者冲突渐渐上升，最后全体合奏梁祝主题表示恋情曝光，一波波涌来浪潮终将这主题给淹没。
楼台会小提琴委婉的诉说情意，大提琴拨奏聆听。轮到大提琴倾诉爱意，小提琴一旁随和。突然，音乐急转而下，运用越剧中嚣板的「紧打慢唱」手法，梁山伯因过度悲伤绝望而病逝。
祝英台在被迎娶过门途中，停在梁山伯坟前哭灵，小提琴以凄厉声调哭出：梁兄呀!碎奏、断奏哀痛欲绝旋律，有哭声，有跪行，其中还有些回忆片段。渐渐的泪眼开了，哭声歇了，心意已决，在悲愤低音锣声中，纵身投入突然爆开坟墓中自尽，音乐同时推向最高潮。
乐曲的最终部份是再现部「化蝶」，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爱情主体再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在花间欢娱自由飞舞，永不分离。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三
记得中国顶级的成功学激励大师陈安之讲过：比尔盖茨之所以会成为世界首富，答案是他具有非凡的眼光，选择了最具前景的软件行业，如果他选择卖烧饼，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由此可见“选择”的重要性。在我们身边很多人每一天都在任劳任怨、勤奋努力的工作，但收获颇少，平凡依旧，原因是没有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是与 方法 。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依据，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大纲、教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专家倾力协作 科学构思教学内容
纵观我们整本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不难发现：专家为了实现新课改的各项目标，紧扣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多角度、多 渠道 地从各个领域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学生在聆听中树立正确地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实践中体味音乐鉴赏的过程与方法;在学习中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
从教学评价入手―――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过程与方法 知识与技能的协调发展
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专家们特别注重对学生情感呵护，引导其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学习观。例如：《音乐与人生》、《京剧大师梅兰芳》、《贝多芬》等单元侧重将音乐和作为音乐活动主体的“人“联系起来，使音乐学习过程真正成为”人“的活动。一切从“人”的思想、意识、兴趣、情感出发。
其次，让学生通过对不同体裁、形式、风格的音乐作品的聆听，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音乐的能力，引导学生的探究、创造能力，养成良好的音乐学习习惯和 学习方法 。例如：《多彩的民歌》《丰富的民间器乐》等单元是引导学生感受、体验民族音乐的区域风格特征，认识民族音乐中的体裁，感受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从而得到文化、精神洗礼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去旁及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民族音乐，从而归纳民族音乐的鉴赏方法。
第三，通过欣赏多种中外音乐作品，认识、了解、掌握音乐要素、音乐流派、代表人物、风格特征、题材文化、流行音乐等方面知识与技能。例如：在《京剧》、《非洲歌舞音乐》、《爵士乐》等单元中，音乐知识与技能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知识与技能恰好是服务于我们的欣赏过程，有利于我们鉴赏音乐的旋律美、和声美、结构美。例如：京剧单元让我们知道了人物行当、唱腔、京剧名家、京剧的发生发展历史等知识;非洲音乐单元则是让我们了解了非洲乐器、非洲歌舞音乐的特点;爵士乐单元则让我们学习到了爵士乐的相关知识，了解爵士乐的主要特征和风格特点。
在教材的构思的过程中，专家往往在同一单元中同时考虑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等多个评价标准，并使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过程中体验方法;在方法中学习知识和技能，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树立积极向上的学习观和人生观，真正达到音乐鉴赏课教学目的。
从音乐内在体裁结构入手―――分时期 分流派 分地区 分门类设置教学内容
专家们在进行内容选编的时候，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时期的音乐，选择了巴洛克、维也纳古典乐派、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的音乐，并对其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不同地域的音乐，选择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体裁的音乐，选择了京剧、爵士乐、中国民族歌剧、古琴音乐等不同门类的音乐作品;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民族的音乐，还选择了中国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民族歌曲等等。都较系统、全面的含盖了各种音乐题材、风格和流派。从音乐鉴赏内容层面上基本上满足了教师学生“教”与“学”的需求。
根据笔者三年来的新课程教学 经验 发现：尽管教育专家们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费了不少心思，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选择的内容顺应了新课程的正确导向，为学生找到他们眼中“最新”的教学内容。作为学生，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彻底的课改，同样也在努力的寻找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情”，那份“美”。然而，音乐课堂上他们总是没精打采，毫无兴趣。调查发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很大异疑，他们认为教材所选择的内容陈旧、曲调老土、配器难听、版本单一等等，基本上都“不好听”，“不爱听”。所以，现在从学生的角度谈谈音乐鉴赏课教学内容的“选择”。
学生强烈呼喊 我们努力过但没有“兴趣”
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音乐课。因为音乐课堂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大多数同学在课堂上要么是迎合老师，做出一副很认真的模样;要么是趴在课桌上睡觉或听音乐;要么是带上其他文化科作业或课外书籍等等。总之，他们在音乐课堂上找不到他们的需求。那么，学生对音乐鉴赏课的需求是怎样的呢?
与时俱进 追求音乐的流行美
现代世界，包括音乐在内的各方面都在飞速的发展。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表演，都在技术上，艺术上有了很大突破，紧紧的体现了时代气息和人们对音乐文化的需求。作为欣赏主体的学生，理所当然对音乐的品味也越来越高。经过笔者三年来的教学实践发现：
时尚旋律美，是学生音乐鉴赏的首要需求
在《学堂乐歌》单元中，学生对教学内容比较陌生，缺乏兴趣，甚至认为其旋律老土，没有新意。课后，我认真的 反思 并作出了调整，我将“学堂乐歌’和 “校园民谣”结合起来，课堂上简略的聆听“学堂乐歌”，重点是欣赏具有时代气息的“校园民谣”。比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这样既抓住了学生的兴趣，又自然的进行了同类音乐的拓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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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浅谈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的演奏
8. 试论钢琴表演艺术中的共性与个性关系
9. 试论钢琴表演艺术中的二度创作与实践
10. 论钢琴教育的教学原则与方法
11. 论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
12. 即兴伴奏与音乐表现
13. 论钢琴演奏中音乐表现与弹奏技术的关系
14. 论钢琴踏板的重要性及运用
15. 试论儿童钢琴教学的特殊性
16. 论钢琴教学中弱指的训练
17. 论钢琴演奏中的放松问题
18. 论巴赫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
19. 论钢琴的指法艺术
20. 对钢琴演奏心理问题的研究
21. 试论钢琴奏鸣曲的发展
22. 关于钢琴演奏的心理训练问题
23. 培养学生演奏多声部音乐的能力
24. 钢琴教学中发挥主体性的研究
25. 分析莫扎特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试论二者的写作特征
26. 集体课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
27. 民族因素在浪漫派钢琴作品中的体现
28. 肖邦钢琴练习曲的研究
29. 简述肖邦的创作手法
30. 右踏板在钢琴中的运用
31. 谈谈钢琴的演奏方法
32. 舒曼的钢琴创作
33. 论爵士乐的风格演变
34. 儿童钢琴启蒙教学与辅导
35. 论钢琴学习中复调的训练
36. 论钢琴演奏中的心理因素
37. 钢琴踏板的原理与运用研究
38. 论钢琴演奏技术与训练
39. 论钢琴曲<<绣金匾>>创作与演奏
40. 论钢琴曲<<陕西民歌主题变奏曲>>的创作与演奏
41. 论钢琴曲<<兰花花>>的创作与演奏
42. 论钢琴曲<<翻身的日子>>的创作与演奏
43. 论钢琴曲<<解放区的天>>的创作与演奏
44. 论钢琴曲<<花豉>>的创作与演奏
45. 浅谈钢琴曲<<变奏曲>>创作与演奏
46. 浅谈钢琴曲<<二泉映月>>的创作与演奏
47. 浅谈钢琴曲<<巴蜀之画>>的创作与演奏
48. 浅谈钢琴曲<<北风吹>>的创作与演奏
49. 浅谈钢琴曲<<松花江上>的创作与演奏
50. 如何提高学生的练琴效率
51. 如何运用钢琴的踏板
52. 试论中国钢琴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53. 钢琴初级教学如何选择使用的教材
54. 如何正确的读谱
55. 浅谈贝多芬奏鸣曲<<热情>>
56. 如何弹好声乐伴奏
57. 浅变钢琴伴奏对钢琴演奏的益处
58. 浅谈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第81号a
59. 建国初期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及影响
60. 钢琴演奏中记忆力的培养与背谱方法研究
61. 论钢琴演奏的发音与触键方法
62. 钢琴作品的视奏能力研究
63. 试论钢琴演奏的重要美学原则_技术与表现的统一
64. 论钢琴演奏中的身体协调与运动平衡
65. 论钢琴曲<<浏阳河>>的创作与演奏
聂耳（1912-1935年）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谱写出人民心声的时代歌手。他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盒戏曲，并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多种民族乐器。193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叛徒告密而逃往上海。后来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师。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同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作曲。1935年准备绕道日本赴苏联学习音乐，7月17日不幸在日本鹄沼的海中游泳时逝世。
聂耳短暂的一生，为人民留下了30多首传世的歌曲作品。他深入生活，体察劳动人民的感情，谱写人民的心声，在音乐舞台上首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而《义勇军进行曲》到后来被定为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国歌。他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如《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塞外村女》等。他选编的民族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则以凝练的手法，抒发了民众乐观、欢悦的情绪。
聂耳的音乐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苦难中奋力求解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充满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开辟了道路。
聂耳——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文化悬念
聂耳（1912~1935）、星海同为中国“新音乐”创作的主将。其中，聂耳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不过3年（1932年初至1935年）时间，传世作品只有35首歌曲和6首乐曲（含2首口琴曲、1首歌舞曲和三首民族器乐曲）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人文环境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珍品，蒂造了一位特殊而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和作曲家。在聂耳的同时代，无论是同聂耳有相同或相异生活经历的艺术同行，还是与他素不相识的政治家或普通民众，大多并不怀疑聂耳音乐创作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即便抛开他在特殊历史境况下，以《义勇军进行曲》（即后来的国歌）等主要代表作起到的重大政治影响作用不谈，仅就其从创作的大量作品具有艺术性水平和社会影响看，其“成活率”之高，一直让人们惊诧：聂耳何以有如此喷薄的能量和激情？
二、聂耳音乐创作思维中的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
聂耳的音乐创作，无论从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来说，均无疑是以声乐作品为高峰。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鼎承了近百年来的新音乐传统，主要承袭了黎锦晖、任光、赵元任等当时作曲名家的创作途径和方法，以西洋作曲法为技术框架，糅合了中西音乐的不同风格因素，最终形成了他作品中具有的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应该说，由于艺术创作水平的相对成熟和政治、社会影响的日益显著等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聂耳短暂一生中创作的所有作品里成为一条主线。
与此同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则存在着两条副线——西方音乐创作风格 和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编创作的风格。这两种风格主要是存在于其几首器乐作品中。其中，前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是聂耳的早期作品，带有较明显的对西方音乐学习和模仿的痕迹。后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或许，与其声乐作品相比，无论从两种器乐作品的艺术成就（包括原创性成份）或社会影响来看，均难与他上述声乐作品并肩而论。然而，若就对聂耳整体艺术思想及创作观念的形成过程之研究而言，其两种器乐作品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相关文化信息却十分重要。可以说，这两条艺术创作的副线，一条伸向民间，一条伸向西方，它就像聂耳音乐创作思想展翅翱翔的两翼，也是奠定聂耳音乐艺术成就的两块重要基石。一方面靠着20余载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主要受益于最后几年充满了新的快的生活节奏、思想频率的时尚文化环境。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用民族音乐学的一句行话比喻，它铸就了聂耳在当时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中能够借之而纵横驰骋的中西“双重音乐文化能力”。
三、从聂耳日记书信看其音乐创作的乡土因缘和传统回归
如前所述，聂耳所创作的器乐曲中，有一类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这类作品的主要例子，是1934年5月聂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后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三首民族器乐曲。根据《聂耳全集》，该年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到:“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对于这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缘由，曾有学者做过较详尽的论述 ，在此不赘。在此仅想讨论一个同文化背景相关的问题，即作为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音乐作品，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创作者必须具有同作品创作主题及艺术文化风格相关的深厚的民间音乐积累，这种积累应当包括音乐素材、表演艺术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由此看聂耳的上述三首国乐作品，其中的《翠湖春晓》既是他早期在家乡受到多年民间音乐熏染的积累，也反映了他离乡多年来的乡土文化情结。下文拟根据聂耳日记书信的记载，对其自早期在家乡开始所接受的传统音乐因素具有的文化构成成份略做一点分析。
1．从《日记》看聂耳接受的西方音乐启蒙教育
在2004年出版的《聂耳日记》里，所记述内容从1926年6月1日（14岁）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时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23岁）逝世之前为止，共9年时间。其中，在关于联合中学就学一年多的记述里，除了对彝族火把节、孔庙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点滴描写中，能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对于民间音乐感兴趣之外，对于自己参加音乐活动的情况几乎没有记载。而在1927年12月到次年11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聂耳对自己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学习期间的音乐活动便有多达10余条记述。其中，涉及在同学家中、昆明美术学校和郊游时聚会奏乐的有4条，涉及在美术学校 练习钢琴的有3条，其余多为参加音乐会，抄写乐谱和阅读音乐书籍诸项，还有一条说到当时有一个电影院需要懂音乐的人，自己被录用的事情 。至于其中占重要位置的聚会奏乐内容里，所使用的乐器和所奏乐曲均大多语焉不详。只是从其中一条说到，他与同学到美术学校奏乐时有人带上短号，以及他与好友庾侯在昆明大观楼的草海里“合奏着一个洋调子，幽雅的、清脆的、不可思议的动人”时，我们可以读出一点他们当时所爱好的是西方音乐的意思。此后，当我们看到聂耳1931年2月9日的日记 时，便才大致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此则日记中写道，自己在昆明工作过的电影院送给他一百元钱，他用其中的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且还提到自己“与violin为三年之友”，由此可知，他学习的小提琴的经历大约可从在省立师范学习期间算起。上述资料可以说明，在聂耳“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后的大约10年（1918~1928）间，与他的“新学”启蒙教育一道，也较全面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音乐文化思想，初步接触并掌握了西方器乐音乐的演奏技术及合奏能力，并由此为自己日后进一步从事“新音乐”创作打下了西乐教育的基础。
2．感性体验——传统民间音乐的原生文化环境
聂耳对于国乐创作所需民间素材及表演艺术的积累，发端于其少年时期对家乡洞经音乐演奏活动的参与。从聂耳前20年的经历看，他虽然也算一个“洋学生”，但由于生活在边疆省份和社会的底层，母亲为少数民族（傣族），他从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状况及繁盛的民间音乐文化状况耳濡目染，接触较多，因而有一个含有较多原生性传统文化因素的环境氛围。在他的前期日记里，只见涉及民俗活动的只言片语，而不见有关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具体记述。其实，对于他幼年时期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情况，至今已有后人从其亲友口中挖掘出来不少口述史资料。比如，在他的幼年时期，曾随同他的二哥、三哥参加过当时昆明的“宏文学”洞经乐社，作为童生，学习二胡、三弦、竹笛等乐器。而他后来为百代国乐队创作的《翠湖春晓》，便改编自当时的洞经音乐《宏仁卦》（又名《老卦腔》） 。另外，在一张1924年昆明私立求实小学校音乐团的合影中，也能看到聂耳手持三弦坐于其中 。但是，比较前述他所接受的另一方面城市“正规教育”（包括参加以西方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演奏活动）来说，这种对于原生态民间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接受行为（或相关活动），也许是因为发生的时间较早，或者是因为在他懂事之初，这类活动在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及知识结构中已不占有显著的地位，故一直未能在他的日记里浮出水面，而是作为某种“内文化”因素，潜藏于他的深层记忆之中。此后，每当到了异地思乡之时、生活窘迫之时，或者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产生碰撞之时，这潜层的内文化因素便屡屡从大大小小的缝隙中凸显出来。
1931年聂耳来到上海学习经商，春节期间，大年三十晚上，百无聊赖，兼之思乡心切，便去街上随同街坊“打家什”（打锣鼓），“反觉心境开展了些”。次日晚，“夜里看《顽童小传》，打家什，便是一个元旦”。 又过了几日，聂耳正在学习日文，门口又传来已经听惯的锣鼓声，他在日记里写道：“接着是一种唱调子的童音，这种声音，会在这样的地方听到，实在是有些离奇。”这里，仅凭听到声音，开始引发出他对故乡花灯的初次追忆。一时好奇心的驱使，不能不让他跑下去看个明白。根据他的记叙：
开开大门便是：两个穿了破而且旧的中国古装，脚登三寸金莲的少女——不，是男子化装的，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戴上假胡，在一群人围里摆来摆去。他们摆的步法正如我的家乡的唱花灯一样，不过还觉得有节奏些。因为在他们的假脚上还能照着鼓声的快慢去踏步。至于他们的窈窕和眼睛的使用，简直装作得如同他们所装的那种可憎的女子一样。在我们初看见时，倒没有把他们认作是化装的哩！
像那样古装丑恶的女子是不会令人可爱的，现在却围了不少的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而我呢？也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
锣鼓声异乎寻常地敲了几下，这两个少女同时唱起来了。正和我在楼上听到的一样。有时好像湖南调，有时又有些相似云南的山歌。总之它会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几乎忘了我现在是居于何处。
这段话里，一面是接连的贬义词——“可憎的”“丑恶的”“不会令人可爱的”“围了不少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一面是对之详尽而津津有味的描写，“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甚至于忘了自己此时置身何处！看起来有些矛盾和歧义丛生。其实，它恰好反映出这个初出茅庐的外乡小伙子，面对原生性传统文化，既难掩内心的真爱和欢喜，又避不开“正统文化”给予的教育规训，位于“传统与现代”分叉路口，挣扎于“内文化”与“外文化”搏击之间的两难心境。
这种在聂耳身上看起来有些矛盾，实则让他不断反省学习，以历练打磨自己身心的事例，在他走出家乡之后，游历四方的过程中经常有所反映。例如，1933年，在他初次来到北平时，多次慕名来到天桥观看北方的民间风俗表演，上述尴尬矛盾的心情还曾多次表现出来 。
3．浅移默化——明月歌舞团时期的传统音乐积累
聂耳通过参加洞经乐社对国乐合奏产生的粗浅认识，在他后来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各种器乐表演（尤其是国乐合奏）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聂耳日记里，尽管出现最多的是有关每日不可间断的小提琴“基练”（基本练习），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学习三弦，译工尺谱，唱传统戏曲以及参加国乐队演奏活动的记述。关于具体的表演实践，则有演奏《梅花三弄》（前奏曲）、“湖南花鼓戏”等曲目。笔者注意到，在聂耳日记里，记载了在他已经离开明月歌舞团，到了北平游历和考学的1932年9月10日，出席北平“协和国乐研究社”音乐会时，有关其中表演各种中外乐曲、乐队和乐器的很长的一段评述。不仅有对各种丝竹合奏乐、“忽雷”、琵琶等独奏及乐器的评价，还多处出现了将北平国乐队同上海国乐队的水平和曲目做比较的情况。尤其是在国乐演奏方面，他不仅做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并且还有比较中肯、有见地的评价。关于乐曲，他说“《五月锦》便是明月音乐会的《五月落梅花》，虽然有些节拍不同的地方，我们当然很容易听出的……” 。说到乐器演奏：“二胡独奏很平常，像他这样的在上海听过很多。” 这样长篇而密集的音乐评论，在他过去的日记中极少出现。而且，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经过这仅仅一年多在上海音乐界的工作，他在音乐修养上确实是提高很大，眼界也开阔了许多。这对于其后两年的音乐创作，无疑给予很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4．艺术熏陶——黎派歌舞中中国元素的感染
在聂耳创作的初期（萌芽时期），有以器乐为主，并注重动机发展的倾向。后来则越来越强调传统音乐和大众化。他在后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逐渐回归传统，有其自身潜质或先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传统情结）；也有后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业缘关系因素。有人指出，其创作曾经受到黎锦晖、任光和田汉等人的影响。总的说来不错。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主要是受到黎氏的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赘。同时，在文化和政治观念上，由于与左翼人士走得较近，而逐渐向其靠拢。对于这一点，《聂耳日记》出版以前的那些史料里，包括《全集》在内，记载都比较模糊。而在《日记》的全文得以问世之后。便给予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5．理性回归——以音乐创作的高潮和丰产相伴
有关民间音乐积累的问题，在聂耳书信及日记里一直提及甚少；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量的信息几乎都集中在聂耳从明月歌舞团离开之后。这也是他对作曲的兴趣逐渐高涨，有了一些成功作品和无论从艺术事业还是生计来源看都情势较为紧迫的时候。另外，几个明显涉及此类信息的地方，都同云南民间音乐有关。据《聂耳日记》1932年9月23日：
在音乐上，最近又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地注意。第一步工作：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
1933年1月30日：
廖伯民此次的来沪，对于我的现实生活给予一个很大的动摇。在先想整个放弃这边，回云南去……最近的决定是：要是他们的旅行团能实现我才回去，目的在收集民间歌谣、乐曲。并不是整个放弃这儿的工作。……听了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1933年3月7日：
音乐上的修养：1.经常地写谱。2.尽可能地参加乐队演奏。3.注意云南的音乐。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聂耳在创作上对于民间曲调素材的迫切需求，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黎锦晖最新创作成就的鼓舞和剌激。他虽然为了寻求真理，坚持不向任何人妥协低头的态度；但在艺术上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在艺术水平上的确是由衷的钦敬。
1933年5月28日，正值端午节期间，聂耳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到:“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同日，还写了一封信给友人张庾侯:“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 1934年5月，聂耳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道:“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在该信的空白处还写着:“请替我收集些云南音乐材料如洞经调之类，寄给我。《宏仁卦》已收成唱片。” 可以看出，这时，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获的成果，开始产生了明显的自信心和由衷的喜悦之感。并且还在为下一步的创作蓝图做着精心准备。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也是在7月，他却离开了心爱的音乐创作事业，离我们远去……。
四、结语
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两个理想情结——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纯粹的艺术追求（指的是小提琴演奏和作曲等纯音乐艺术，而非新音乐创作），贯穿于他的日记始终。然而，真正让他施展才能，成就功业的，却是这两项理想情结的结合点，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地方——新音乐创作之上。正是这两种理想的碰撞，竟然磨擦出了奇异的思想和艺术火花。
聂耳在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器乐作品时表现出来的熟练和自信，一方面有赖其自身的先天潜质和早年生活环境，即社会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由于他自小对云南家乡民间艺人音乐生活的熟悉，使他能够对各种民间的演奏习惯和音乐素材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受到后来的复杂生存环境，即所谓的业缘社会关系的影响。使他竟然能够在短暂的音乐生涯里，经历了一条由崇信西乐到回归传统的艺术创作道路。如今，这条艺术道路上仍然有无数的后来者默然践行，先行者们的情怀和壮举却已经慢慢远去，渐成历史。
让我们记住聂耳！记住他，百年中国的艺术火种和文化学统，将在我们的脚下长继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