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洪复所创作的评论文字是人们欣赏的那类雅俗共赏的评论，这是一种新批评的路子，通过所评作品来表达或延展评论者自己所认为的创作观点和美学观念。阅读邹洪复的评论，可以感受到每一篇评论都是他细细咀嚼了书的芳香之后，用文字把自己的感受作一次认真的梳理和回味。它们真挚，亲切，见解独到，入木三分，每一个字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里面融入了他的思考，他的写作经验，他对作者文字的深刻体悟。可以说，邹洪复的评论既中肯客观，又极具专业水准。邹洪复发表的部分论文、评论(共计53篇)：1，论文《谈谈音乐的模糊美》发表于《中小学音乐教育》（1995年第3期）2，论文《通俗歌曲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于《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第6期）3，评论《是否当代诗歌的悲哀》发表于台湾《乾坤诗刊》（2000年第1期）4，论文《融合：音乐教学与素质教育》发表于《沂蒙教育》（2000年第5期）5，书评《倾情艺术，流淌真诚——简评黄强诗集〈有梦无痕〉》发表于《热风》（2001年3期）6，评论《这是一个伪文学横行的时代》发表于《科学与民主》（2002年第一卷第十二期）7，书评《读巫昂诗集〈什么把我弄醒〉印象》发表于《读书时报》（2003年1月29日）8，评论《游于诗内无所往而不乐——评邵光智的散文诗》发表于《山东邮电报》副刊（2003年7月25日）9，书评《一部用爱的交响曲谱成的小说——评张执浩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发表于《黑龙江晨报》副刊（2003年4月9日）10，书评《爱在生活的气韵和琐碎里面涌动——读那言随笔集〈家有蛮妻若兰〉》发表于《春城晚报》副刊（2003年7月16日）11，书评《清醒活着的方法——读古古新著〈在商言商〉》发表于（《太原晚报》副刊，2003年2月8日）12，书评《干嘛要和最亲近的人闹情绪——读满庭花雨的长篇小说〈媒子鸟〉》发表于美国《侨报》副刊（2004年3月5日）13，书评《醉读〈陈寅恪读书生涯〉》发表于美国《新象周刊》副刊（2004年3月26日）14，评论《一个社会没有文化的表征》发表于美国《侨报》副刊（2004年4月16日）15，书评《不与无道者同谋和共事——读周益崧《驾羽随风》》发表于《燕赵都市报》副刊（2004年07月23日版）16，论文《关于创新教育实践的几点思考》发表于《教育前沿》（2004年12期）17，评论《读谢明洲随笔集[一滴幸福]有感》发表于《山东作家》（季刊）（2004年4期）18，论文《对“改革”的几点思考》发表于《民主中国》（2005年1期）19，论文《诗歌写作的方向》发表于《时代文学》(双月版)（2005年2期）20，书评《幸福只给懂得幸福的人》发表于《山东文学》(下半月刊)(2005年第6期)21，书评《官员应学郑金兰——读郑金兰随笔集〈下乡手记〉有感》发表于《时代文学》(双月版)（2005年6期）22，论文《中国诗歌发展趋向的可能性判断》发表于《敦煌》诗刊（2005年上半年卷）23,评论《诗歌：什么是先锋化写作和灵性写作?》发表于《汉诗评论》(2005年第11期)24，评论《一幅画和一个画家》发表于《沂蒙生活报》（2003年3月26日版）25，评论《文化本源的凸现与生命意义的思考》发表于《沂蒙生活报》（2004年1月2日版）26,论文《音乐教学与学生的美好素质养成初探》发表于《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27,论文《音乐教育应该具有的新走向》发表于《中国体卫艺教育》(2008年第5期)28，评论《诗歌是诗人灵魂的出口——读山东文章的诗》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有限公司编的《大周刊》杂志（2008年8月8日版）29，笔谈《关于当代诗歌若干问题的问答》载于《沂蒙文学》(2002年第1期)30，评论《儒雅文采君子情怀——简评武传法散文集〈沂山赋〉》载于《沂蒙文学》(2001年第2期)31，评论《人性光芒诗意漫步——评邵光智的诗》载于《沂蒙文学》(2001年第2期)32，评论《遗弃形式向内心靠近——简评刘书峰诗集〈流浪的翅膀〉载于《沂蒙文学》(2001年第4期)33，评论《请你和大自然亲如一家——读杨同杰新著〈热血追寻〉发表于《临沂日报》（2006年10月13日农村版）34，评论《文以学养并提——读党宝修先生〈党家山人诗集〉随感》发表于《沂蒙生活报》副刊35，评论《一部值得去读的长篇小说——简评郭庆文的〈梦该有个家〉》载于《沂河》（1999年第1期）36，评论《用语言作曲的小说——于彦国短篇小说集〈赶集〉印象》发表于《沂蒙生活报》副刊37，评论《从朦胧到明朗，一个诗歌新时代早已开始》载于《光明观察周刊》（2004年2月10日，总第122期）38,评论《活着的姿势——序秦友刚、刘燕散文集〈走在路上〉》载于（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版）39，评论《诗歌写作的支点——读蔡楚先生诗歌作品随感》载于诗集《别梦成灰——蔡楚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40,论文《音乐教育酿造美好人生》发表于《艺术教育》(2009年第1期)41，评论《自己的宫殿——读王竞成诗集〈掩泪入心〉》载于《黄河诗报》（2009年3期）42，评论《大梦谁先觉读者会心知——读魏然森长篇小说〈越位〉》载于《鲁南商报》2009年5月9日版和《兰州晨报》副刊43，评论《用心灵的光芒照亮写作——读王相理散文集〈追求〉载于《鲁南商报》2009年12月5日版44，评论《神领意造处，天成高格调——牧青作品观后》载于《美术收藏》2008年第10期45，评论《心有灯塔，照亮诗歌——诗人王竞成论》载于《黄河诗报》2011年第1期46，论文《对合唱中音乐指挥的几点理解和认识》载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华章》杂志2011年9月版47，论文《如何面对通俗歌曲的低俗和恶俗》载于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艺术研究所主办的《艺海》杂志2011年第9期48，论文《对合唱中音乐指挥的理解认识》载于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艺术研究所主办的《艺海》杂志2011年10月版49，论文《音乐呼唤摇滚精神》载于 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音乐生活》杂志2011年第10期50，评论《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载于《新晨报》今日沂蒙副刊版第3期51，评论《清新优美，朴素纯粹——诗人邵光智论》载于《未央文学》2012第2期52，评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角落——对几位通俗女歌手的点评》载于 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音乐生活》杂志2012年第4期53，评论《音乐思潮兴起的几种力量——读冯长春著作[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得到的启示》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文化产业视域中的民族声乐教育论文
内容摘要： 文化产业化给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教育，在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当居于什么地位？有什么职能？有何种发展机遇？本文从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当代科技、文化资源、文化市场四个方面，以文化产业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了发展民族声乐教育的新思路。
关 键 词： 民族声乐教育 文化产业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是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新兴产业，因此，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与理论的勃兴，为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将有利于我们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辨清方向，明确目的，增加动力，取得实效。
一、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竞争力成为了综合国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文化竞争力的载体和直接体现，发展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提高艺术生产力。
艺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民族声乐教育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歌唱者）的具体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教育为当代中国培养了众多的歌唱人才，一批优秀的歌唱者创造了一个民族声乐的时代，但这却没有构成相应的艺术生产力和文化竞争力——我们的民族声乐作品有多少打入国际市场？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家每年有多少人能在世界各地巡演？这些国际性演出又有多少经济回报？即使是在国内，问题也很严重：民族声乐的唱片出版远不如“通俗”畅销；民族声乐的专场演出很少且影响不大；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风格手法单一且题材近似；而整个声乐教育界更为尴尬的是大多数声乐学生毕业后要改行……这些现象的存在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现实性的课题——我们到底该培养怎样的文化艺术生产者！
当今社会，在全球文化产业的环境下，作为文化生产力基本因素而显现出巨大能量的人已经不再仅仅特指歌唱艺术家群体，而是包括与之相关的策划者、制作者、管理者、经营者、传播者、批评者等等。正是由于众多从事文化艺术生产各个环节的人们的合力，才推动了艺术产业繁荣兴盛。民族声乐教育要成为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促进力，就要改变现行的教育理念：其一，民族声乐教育要培养具有声音控制表达能力的歌唱者，更要培养民族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他们作为艺术生产者，应能够完成某些特殊时代或地域文化风格的表达；其二，民族声乐教育在以培养歌唱技能为主的基础上，还要拓展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歌唱者懂得艺术价值的实现途径与手段——策划、制作、经营管理、传播等，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实践中去，改变目前民族声乐艺术产业的外行化和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操作模式，使民族声乐学习者在文化市场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为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民族声乐教育与当代科技
当代科技的发展决定着现代文明具有技术品格，从而也决定着民族声乐艺术的生产传播方式的技术化特征。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手段和方法在文化艺术生产各行业的广泛应用，也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如何使用科技手段提高教育质量的新课题。
面对激烈竞争的文化艺术市场，唯有能掌握科技手段进行艺术生产、积累和传播的艺术工作者，才能够脱颖而出。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在科技时代已不再是人际传播方式为主，而多为大众传播（广播、电视、网络，CD、VCD、DVD等）方式。现代数字技术为歌唱者创造了无处不在而又简便易用的各种录音、录像、制作加工、编辑合成等设备，每一位歌唱者首先都应该学会怎样使用录音、扩音设备，让自己的歌声符合常规的拾音效果（尤其是那些特别轻柔或特别强烈的声音的表达）。通过录音手段反复磨练具有自己特质的声音，让声乐的传播更富有准确、流畅、细腻、动人的魅力。另外，民族声乐的表演特征可通过数字录像设备得到深刻而丰富的锤炼。歌唱者面对镜头和面对镜子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通过录像，客观地审视自己，才能准确地把握表演的要领和分寸，创造感人的视听效果。这自然需要对声乐教学设备的投入。一架钢琴作为声乐教学设备的全部家当，已显得原始和落后。培养现代化人才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学校应对声乐教学提供高科技的教学设备，为培养新时期现代化科技含量高的声乐人才奠定物质基础。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由传播媒体结构而成的信息化世界，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把它称作“地球村”。由于传播技术的发达与普及，人们对于传播媒体普遍具有一种特殊的依赖性：信息、知识、文化娱乐等，都依赖于媒体的传播。民族声乐的发展也毫无选择地依托于传媒。因此，掌握传媒技术方法，提高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切文化教育事业的紧迫任务。当下的网络媒体已经造成了音乐传播的火爆态势，网络不仅传播速度快，且传播面广，影响力之大已超过广播电视。在此情势下，民族声乐为什么要沉默？为什么不去传播自己而甘当受众？是自以为清高吗？不是！这一方面是传播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技术比较陌生。声乐教师应熟悉并掌握当代科学技术，引导学生去学习、去实践。但事实却相反，有些教师对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不去主动了解，沉醉于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不思进取，有的甚至落后于学生，造成了教与学的被动局面。教师队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的一大障碍。其实，网络艺术传播手段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各类音频视频编辑软件应用十分便捷且效果丰富，流媒体压缩格式的播放效率也越来越高，网络艺术传播已形成了强劲的潮流，冲击着传统的主流媒体。鉴于此，民族声乐教育应当开阔科学教学理念，开拓技术教学内容，加大技术设备建设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从而在人才培养、文化积累、艺术交流、媒体传播、产业提升等各个方面作出新尝试、新探索和新贡献。
三、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资源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但要使文化产业取得强大的竞争力，还必须注重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艺术资源。在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的过程中，文化艺术资源可以超越时间、地域、国家、民族等条件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以求得开发利用，同时促进世界范围文化消费、文化交流、文化贸易。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巨大宝藏，如能开发得好，不仅能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能实现良好的社会价值；既能够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品类，从而全面加强中国的文化竞争力。在这方面，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先决条件。人类的音乐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宋朝以前的音乐主要是在歌舞形式中发展的，宋朝以后的音乐主要是在戏剧形式中发展的，显然，这些都与歌唱有关。所以说，在当今文化产业的环境中，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保护音乐文化资源的责任，这种保护不是封存或遮盖，相反，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它们展现起来并沿传下去。每一位民族声乐的学习者都应该掌握大量的中国民歌文献和唱法技巧（甚至包括原生态唱法），以使文化物种尽可能持久保留，从而保留住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之源。这或许是民族声乐教育的艰深课题，但却是历史的使命与时代的责任！
有人质疑，现今有多少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但它却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引起人们反思的社会问题。著名音乐教育家谢嘉幸老师在《寻找家乡的歌——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观念之三》一文中提到：“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就丧失它的个性，它的性格，它的‘灵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国音乐教育》2001年第11期）这应当引起所有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注意。“音乐是文化的灵魂，音乐是民族的血脉”，它融进了人们的情感，倾诉着人的喜怒哀乐，反映着民族的心理与性格，是具有民族独特风格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提倡重视和保护民族民间音乐并不是封闭保守，是要为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保留一份美丽的风景；如果作为文化灵魂的音乐有一天“进化”得没了个性与民族特色，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音乐将变得索然无味；我们曾经“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而惆怅，如果不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中国在多元文化世界里将处于什么位置？谢嘉幸老师倡议，“为了使每一个学生拥有最优化的音乐素质结构”，音乐教育应该“先学乡土音乐，再学民族音乐，再了解外国音乐”。我们的学生既是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者、表演者，又是欣赏者和创造者，重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认为“世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机遇”，而“我们的音乐教育中缺乏文化观念，我们的民族音乐观念一直很糊涂”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次是开发利用。文化产业的主要竞争力，来源于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之物化为精神产品，传播于世。所谓“合理”的开发利用，主要是禁止一切破坏性的开发。对于民歌艺术的开发而言，一方面，忠诚于历史，保护其原貌；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开发，让非物质文化渐渐长大。关于民歌艺术的利用。我们主要从民歌艺术所蕴含的历史特征、文化韵味和民族精神方面加以利用——现代戏剧、歌剧、舞蹈、电影、电视剧、电视小品、民族史诗等。一切艺术传播样式都能承载大量的音乐文化资源，只要利用得好，增值同时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大型现代吕剧《补天》以史诗的气魄、酣畅的叙事结构和精巧的选材，生动再现了建国初期8000名山东籍赴疆垦荒女兵为改造西北荒原奉献青春、汗水和泪水书写的悲壮历史，弘扬了人性的宽容、坚忍、和谐之美。现代吕剧《补天》的创作汇集了三位国家一级编剧、全国著名青年导演、获得梅花奖的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等。艺术表演、舞美、灯光和音乐创作一起创造了入选2006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实现了艺术创作上的历史性突破，为传统吕剧增添了时代特色，震撼了到场观众的心灵。但它的经济效益又如何呢？此剧在广大爱好艺术的人群中知之又是多少？这样一部优秀的、大投入的戏剧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艺术与经济效应？是我们的戏不够优秀，还是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意识不强？拿大型现代吕剧《补天》2004年1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演出和李宇春2006年5月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出票价来比较，吕剧《补天》的最高票价是280元一张，而李宇春的最高票价则是980元。“超女”现象应当承认是文化产业成功运作的范例，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样的。我们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应有文化产业手段的积极保护，当代中国民族声乐教育也应把保护、开发和利用音乐文化资源并使其充分增值作为自己的分内之责，因为只有民族声乐教育具有这种功能——培养民族音乐艺术的生产者。
四、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市场
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只有形成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才会有文化艺术的大规模生产。文化消费的需求促成市场的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对于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不再以物质资源为核心，而是以知识、智力等精神性资源为核心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制约，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潜能，使人的主体地位普遍显现和提升，使个体能够自觉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自我的实现，这才是人们精神的最终消费需求。
民族声乐教育应面向市场，这或许不是个新话题，但却是个新课题。市场在哪里？怎样去面对？实际上，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文艺作品，满足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又形成并提高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能力和新的审美需求，反过来推动艺术生产向着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经作过一番形象的解释，他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4页）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力作用于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它对人的心理、情感甚至对人的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培养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民族声乐人才，不仅要使他们在理论上了解市场循环的规律，更要锻炼他们具体的市场操作能力。文化产业是专门为大众消费而生产产品的现代产业部门，它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加以生产的。因而其中包含两层生产关系：一个层面是艺术创造者——艺术家、制作者、管理者、传播者及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当中，艺术的个性表现或风格寻求与把握占主导地位。另一层面是产业生产——包含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艺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等。在这当中，文化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紧密相连，一切要按市场规律运转，制造需求、占领市场、获取利润成为文化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向。要使民族声乐教育能够培养出具有市场意识的人才，就要不断地让学生观察市场、调查市场、策划市场，摸清创造需求的路径和方法，探索营销手段，计算生产成本，锻炼市场意志，从而以专业的技术、全面的能力和全新的姿态，展现出新时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创造者应有的风采。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艺术论文
摘要： 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是人民音乐才智的结晶，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宝贵文化财富，是创造、发展我国未来音乐的参照系，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高校音乐；教学；民族音乐教育
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是人类文化中的瑰宝，我国音乐教育长期以来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造成了民族音乐教育的缺失，这成为当今音乐教育界的一个关注问题。我作为一名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以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此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需要
所谓传承，就是要尊重和传播历史文化传统。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风格与情感的载体与镜像。他凝结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不了解这些民族音乐，就很难真正了解祖国丰富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传承与发展。近些年来，甚至高校音乐专业的一部分学生也对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知识表现出一种陌生的态度，他们听惯了迪斯科节奏，电声磁带和通俗音乐，而对优美动听的民歌，旋律委婉悠长的戏曲唱腔，产生了抵触的情绪，还有每年的招生考试中，演唱民歌、演奏民乐的考生却寥寥无几。在迪斯科、爵士、摇滚等外来音乐的旋律中如痴如醉。这种现象若任其发展，不仅可能造成中国民族音乐的后继乏人，而且很有可能造成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断裂。高校音乐专业作为音乐教育与研究的主要阵地，传承与弘扬祖国音乐文化是其应有之义。
2.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21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创新的需要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增强学生民族音乐的积累和储备，增厚学生民族文化历史与情感的底蕴，使学生在与世界其他异质音乐文化的比较鉴赏中，了解各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培养跨文化的开放多维的音乐视阈。广泛吸纳各民族音乐的.优长，以母语音乐为基础，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因此，在音乐专业的教学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并进而推动当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3.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培养和提高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高校音乐专业不仅仅是技艺型人才，更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音乐人才。因为音乐教育不仅是一种知识教育，技艺教育，更是一种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民族音乐浓缩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风格、情感，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我国抗战时期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通过对《长征组歌》、《梁祝》等作品的学习，可以加强学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激发学生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音乐发展奉献自己的热情，它对于完善学生的自我人格，培养其审美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途径
1.应在理念上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在大纲、教材和教学方面应形成系统化和科学化。从一个学校的整体看，教材和大纲可以反映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极为丰富的音乐，应该将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的精华和风格编入教材，传授给学生。并将民族音乐作品的学习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安排足够的课时。只有突出了民族特色的教材，才能使我们高校的教学更具有民族化，有价值，立得住，更容易被承认。当然，这里并不排斥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同时还应该在吸取外国的民族音乐精华中来进一步充实自己。
2.在具体的教学中，民族音乐的教学应表现在各个学科上，如在声乐课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多演唱一些民歌，浏览大量的我国优秀的民族歌剧；在舞蹈课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学习一些民族民间舞蹈，或尝试民族歌舞的编导；在和声课上，尽可能多解析一些民族调式；视唱练耳教学中，让学生多演唱民歌或具有民族调式的乐曲；在民族民间音乐课上，让学生广泛浏览、演唱民歌和戏曲音乐；在器乐选修课上要让学生多选学民族器乐，并建立民乐队，开设民乐合奏课。从情感上加深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了解和兴趣。
3.教学方法教师不仅要通过演唱，演奏技能的培养，使学生从技术上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特异性，而且还应通过对作品创作背景内在情感、音乐结构的分析、引导学生从深层次上理解民族音乐，体会其中所蕴藏的精神文化内涵。由表及里，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尊重和传承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三、结束语
作为音乐教育者，应志在通过音乐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维护本国家、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而更好地担当起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重任。我们要不断加强探索和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让高校民族音乐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悠久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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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音乐教育的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农村音乐教育》
摘要：本文从家长、社会、师资、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指出了农村音乐教育的落后，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提出了改善农村音乐教育的措施，以期得到重视和发展。
关键词：农村;音乐教育;现状;建议
作者简介：周韦(1976.9.25-)，辽宁省大连人，女，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单位：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初级中学。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1
前言
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它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感知力、想象力、智力的开发以及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等等，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音乐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教育界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学校的音乐教育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学校重视，而在广大的农村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绝大多数地方学校的音乐教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展。在广大农村，教育面貌与现代教育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1.音乐教育在当今农村的现状
1.1家长、社会、学校关注度的不够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还处在经济落后，思想守旧的时代，应试教育在农村教育工作中一直是围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学校把考取大学成为教育优劣的一个评价标杆，而农民把考取大学当做摆脱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这种应试教育的结果是，迫使家长把目光更多的投在了升入大学摆脱贫困，迫使学校把高考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最终目标。家长不会把微薄的收入投入到与高考成绩无关的学科，请家教、上课外辅导班，而用在音乐上的却捉襟见肘。在学校这种现状尤为明显，特别是作为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单纯地追求高考升学率，几乎把音乐等与高考无关的科目一律拒之于门外，仅有的音乐课也时常被占用。特别是在中学，只要是与高考无关的课程，全部被高考科目占用，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音乐课就沦落为“副科”不被重视，成为教学的附属品。
1.2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决定一个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教学能力与水平，与教师资源的水平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中小学中，音乐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较低。在音乐学科师资配置上，农村学校目前还是很缺乏，尤其是小学，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开音乐课，就连兼职教师也不存在。在音乐教师中，专职教师少，其余大部是兼职教师，而就是兼职教师其专业技能也十分薄弱;有的学校还把能力低音乐基础差的教师安排来讲授音乐课，这不仅打击了音乐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还严重削弱和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1.3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严重不足
一个学校或一个部门要改进教学方法、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设备、教学用具是学校教学工作重要物质保，有了这些物质保障，教学工作才能得以正常的开展。由于大部分农村学校对音乐课不重视，没有改善音乐教学设施的经费，也没有改善的想法。绝大部分的中小学音乐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有音乐教室的学校寥寥无几;有的学校甚至连最基本脚踏风琴也不具备，更谈不上钢琴、音响器材等现代教学设备，有的学校宁花五、六千元钱买一盏吊灯，也不肯花两、三千元钱买一台电子琴。至于《音乐课程标准》中要求的“教师应努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其视听结合，声像一体，形象性强，信息量大，资源宽广等优点为教育教学服务”，在农村中小学当中只能成为一纸空谈了。
1.4农村中小学学生感知能力低下
造成农村音乐教育教学质量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管理的薄弱，教师的极度缺失，还有教育教学设备的简陋和不足，同时这些方面也大大地影响了制约了农村广大学生感知能力。中小学音乐课的主要教学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在农村学生当中，这三个方面来说没有一个达标。95%的学生喜爱音乐课，但是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知识知之甚少，在调查的学生中仅有10%的学生识五线谱;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部分的学生不识谱;对节奏、节拍、力度表现力等全然不知;喜欢流行歌曲的学生居多，对古典音乐基本上没听过，更谈不上理解。
2.改革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几点建议
2.1对音乐教育树立新的观念
要改变当前农村音乐教育的状况，应首先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广大社会、家长、教育部门都应加强对农村音乐教育的重视，各级管理部门，尤其要更新观念，加大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改变音乐教育在农村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的观念。保证课时不得随意侵占，并适当纳入到考试行列，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有序的开展起来。
2.2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教育的任何变革都要通过教师来完成，教师是教育的中坚力量。根据广大农村教师严重不足的现状，加大对音乐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应提到日程上来。第一，对音乐教师进行培训。各学校可以向音乐师范院校输送教师进修。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校利用教师寒暑及业余时间开设短期性函授班和培训班。第二，提高教师地位，在评职晋级等方面应平等对待，不应根据教科目进行选择，保证不受歧视。第三，提供教学研讨机会。给教师提供交流经验的机会，鼓励其积极参加教学研讨活动。钻研业务，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2.3完善教学设施、优化教学环境
第一，完善教学设施。齐全的教学设备是教学得以正常实施的基本保证，学校应设法加大音乐教育方面投入。首先应配备音乐教学的基本设施，如：教学用具、音响设备与音响资料等;再配置一些乐器，如二胡、手风琴、钢琴等。可通过单位投资，社会赞助及勤工俭学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优化教学环境。在抓好教育同时，要开展成立第二课堂、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文艺活动，创设一种强烈的音乐氛围。如组建合唱团、舞蹈队、器乐队等，以发挥中小学生们的天赋和特长。利用有限的条件，制造音乐氛围，如：校园广播站，学生集会、做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都离不开校园广播，很多学校的校园广播，几乎每天都是那首陈旧的歌曲在回响，令人一听就厌。
结语
国家的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任重而道远，同样也面临着的机遇和挑战。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要借力而上。这就需要个人、社会、团体、教育主管部门齐心合力，来关心关注、支持中小学音乐教育，特别是落后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努力改变其现有的状态，力争在极短的时间使农村音乐教育登上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