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改革发展之中，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是扩大化趋向。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区域经济的差距扩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导致这种必然性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自然条件、历史原因、政策环境、思想观念、劳动力素质是导致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
一、改革阶段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必然性
1、自然条件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极其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国95％以上的人口偏集于著名的瑷珲——兰州——腾冲一线以东，而以西的广大地区人口则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这种分布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生存条件差。人的承受力低下的客现状况，造成中西部许多地区劳动供给易受到数量限制，缺乏供给的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凝聚力。
2、历史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凋敝，交通闭塞，社会制度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在工业发展指标方面，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7省和北京、天津、上海3市，集中了全国75％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占全国总面积60%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仅拥有3.8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东部地区的上海、辽宁、天津3省市在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35．06％、11．91、6．93亿元，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1949年会计只有5．4亿元。工业总产值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宁夏相比，两者竟差292倍。
3、政策环境
首先，从投资政策上看，60至70年代，中西部地区相当部分省区如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一直是“反帝反修”的前哨。国家投资较少。尽管中部有些省份是国家三线建设的投资重点，但从总体数量上看，因为解放初期的投资重点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投资积累较多，所以投资总额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东、中、西“梯度发展理论”的影响，国家投资的主要重点又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六五”期间（1981－198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3410．09亿元，其中民族地区只有344．71亿元，占投资总量的10．10％；“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7364．55亿元，其中民族地区只有662．88亿元，占投资总量的8．46％。仅“七五”期间，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便下降了1．54个百分点。再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看，“六五”和“七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市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份额从42％上升到52％，净增达10个百分点，而以民族自治地方为主的西部地区则从16．3％下降到15．9％，净减0.4个百分点。
西安，古称长安，中国古都之首,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建立于公元前16世纪。西安曾用名：大兴城，京兆，奉元，西京。西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的省会，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西北地区工商业中心,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级卫生城市之一。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城市。西安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重要的航天工业中心、机械制造中心和纺织工业中心、中国重要的武器制造地、中国唯一的大飞机制造地。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是中国西部地区科技实力最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特大中心城市之一。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其“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建国后,西安曾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已撤销),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现为副省级城市。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西安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辐射北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希望这些材料对你有用。
其次,与以往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认为的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中心不同,“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庄严宣布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对于丝绸之路中国国内段和国际段都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
其一,从国内段而言,这是一个引领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升级版。西部地区拥有中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与13个国家接壤,陆路边境线长达1.85万公里,但对外贸易的总量只占中国的6%,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所占的比重不足10%。因此,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潜力在西部,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也在西部。西部大开发已实行了15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未来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建立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向西开放,使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得以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其二,从国际段的中国紧邻区域而言,这一构想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方向。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内正式成员的中亚国家、俄罗斯等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安全与合作是推动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组织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的重要议题。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地跨欧亚、南亚、西亚,有一定重合,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有关国家都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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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嘉鹏,. 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瓶颈问题的探讨——以青海旅游业发展为例[J]. 当代经济,2008,(8).
[2]李亚娟,. 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问题研究[J]. 经济论坛,2008,(16).
[3]陈军,. 制约西部旅游业发展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4]何羽,. 2004-2006年西部旅游业发展情况分析[J]. 新西部(下半月),2008,(3).
[5]刘志全,. 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J]. 商场现代化,2008,(10).
[6]黄芸玛,. 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区建设与我国西部旅游业的发展[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7]罗正霞,. 关于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战略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8]马琴,. 论西部民族旅游业的协调发展[J]. 发展,2007,(10).
[9]杨慧,. 西部旅游业发展金融需求与对策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07,(21).
[10]臧为,. 西部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业发展的思考[J]. 科技创业月刊,2007,(5).
[11]郭海燕,丁培毅,杨斌,. 论西部大开发中石河子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但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产业和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持续集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日趋加剧。近年来，先后出现“民工荒”、“电荒”、“油荒”、“地荒”，环境资源承载压力加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压力显著加大。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其资源优势、劳动力要素优势和市场潜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地区迁移，开始出现明显的产业区域转移趋向。
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征
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均GDP看，1991年以来，除一些非凡年份外，每年中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只占东部的40％多一点，而西部只占东部30％多一点。1985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1.96％、29.69％、18.35％，到2005年，差距进一步扩大，比重分别为59.52％、23.49％、16.99％。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联系，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产业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十分明显。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达，占GDP比重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79.8％增加到2004年的89.2％；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长速度虽然也较快，但其基数小，在全国的份额有限，第一产业的比重总体上还较高。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层次、消费水平的提高，东部工业经济结构得到同步调整，工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保持在45％以上。在东部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以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等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在GDP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中部地区虽然第二产业占有相当的比例，但第二产业的优势仍不明显。第一产业比重虽然逐年下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高出6个百分点左右。2004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更是高出东部7.6个百分点。从表面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高于全国，但并不意味着其产业结构程度的高级化，而是因为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不发达、社会生产比较落后而形成的。从中西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两地区均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为主，为现代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产业相当薄弱，现代化水平不高。
从制造业区域布局看，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地带。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显示，在制造业29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中，东部地区所占份额超过90％的有4个行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电子及通讯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品业。另外，东部地区还有20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70％，仅有烟草加工一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小于50％。假如按171个小类行业来比较，东部地区有4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90％，占全部行业的25％。其中，水产品加工、钟表制造业和文教体育用品更是超过98％；有124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70％，有157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份额超过50％。而中西部地区合计销售收入份额超过50％的行业只有2个，即中部地区的炼焦业和西部地区的烟叶烘烤业。也就是说，在全部制造业中，中西部地区只有15％能达到行业的平均份额。另外，东中西部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东部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东部地区的销售收入占全国总销售收入的9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大的则是一些资源加工型产业，如烟草加工、金属冶炼、麻纺织业、盐加工业等。此外，中部地区在运输设备制造业、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在各类出口加工产业中，东部地区比重都在80％至90％以上。出口的拉动、产业集聚效应、国家政策的相应倾斜等因素是形成东部地区与出口密切相关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中西部由于区位劣势、资金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首先发展的只能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二、我国产业区域转移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及沿海地区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开始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实行产业区域转移，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扩散出去，以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制度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大大改观，其固有的区位劣势在不断弱化。外加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是大规模承接这种产业转移的理想区位。据统计，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沿海地区约有1万多家企业到西部投资创业，投资总规模达3000多亿元，目前仅浙江省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就已达18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告》表明，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8.9万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万亿元，增长27.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4万亿元，增长1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近50％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增速开始加快并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成为外资流人的新热点。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672亿美元、96亿美元、46亿美元和63亿美元，分别增长19％、31.3％、38％和124.4％。从具体产业看，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加速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以纺织业为例，中国服装协会发布的《2005—2006年中国服装行业发展告》显示，近年来，以河南、江西为代表的一些中部省份的服装行业成长非常迅猛，2005年江西省超过福建省成为第五大投资省，投资增长最快的前13个省全部在中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行业分析告也反映了这一趋势，2006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纺织业投资增长76％，高出东部地区43.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