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攀升，西部自身通过政策改革.吸收外资.宏观调控等一系列符合西部自身实际的改革，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师资力量都得到改善。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捉襟见肘。就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西部农村经济仍处于被带动.相对落后的状态，由此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意识和比重相对疲软。西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校园环境.教学设备等已经不能满足基础教育的需求，不能满足学生对于课程的深刻理解.思维的发散.创新能力的提高。而西部农村地区往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如何，物质文明建设是否有提高，却忽视了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潜作用。这样就导致了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 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变革的往往是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社会风俗和文化底蕴中存在的一些东西很容易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障碍。
西部农村地区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观念和生存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文化则制约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度和进程。西部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制度相对不够完善，而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形成了自有的贫困文化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 这里所说的 贫困文化” “ 与时下热门话题中的“文 化贫困” 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 的， 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文化贫困” 的着眼点， 主要在于素质低下（ 如智力低下、 科学文化 知识缺乏等） ， 它主要从量的关系方面反映人们的一 种智力状态， 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围。而 “贫困 文化”则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 它主要从质的属性方面反映人的深层精神状态， 属于 价值理性范畴。如果在这方面陷入贫困， 要比物质贫困、 智力贫困更深重、 更可怕、 更难以摆脱。
。
西部农村地区这种自有的文化体系，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处于教育中主体地位的学生群体。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群体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文化的熏染和毒害。其在此文化暗示下形成的学习方式，学习观念，和学习思维或多或少的在围绕着这种文化展开.进行。那么，西部农村地区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不会是焕发生机的具有极大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了，而将是一种被动的疲软的学习。
2，基础教育的不平衡。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西部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存在局限，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重点院校与普通院校之间，存在着不平衡，这种教育的不平衡性很难调和，它受到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西部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方面相对于发达地区.城镇学校明显感到底气不足，在校园环境建设基本满足学生就学需求的前提下，那么师资的良莠很大程度影响着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习惯，而教师会对任教地区和学校进行选择，那些发达地区，环境待遇好，重点院校就成为其热门选择，对于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往往招不到.留不住好教师，造成了西部农村地区师资严重匮乏，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带不进来，使得西部农村长期处于落后和蔽塞的状态。信息获取和交流机制陈旧，外面的教育信息动态获取很被动很迟缓，无法准确扑捉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和科学的教育方法，长期处在被动中。
但是西部农村地区的这种教育上的不平衡性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而会因着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存在。
3，西部农村地区学生自身状况：
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题，教学质量的优略必将在学生本身得以体现，那么学生主题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学习观念也就微 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各方面还未成熟的学生们很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的影响。
西部农村地区家庭中仍然存在封建残留思想，比如：“重男轻女”“学知识无用论”等，这样，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封建思想潜移默化的左右着学生的学习观念和学习行为，极大的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误导了学生的学习观念。学生无法正确认识学习的重要性，而是把学习当成一种逃避不了的任务，对于学习没有自信和兴趣。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是以教师的教授为课堂的中心，忽视了学生是有思维的人，重在传授课本上的定理和公式，而西部农村地区的课堂更是把课本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教做为教学重点。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片面追求教学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学生中存在的差异性，以及个体在不同方面的能力专长。致使，大部分学生不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建议，甚至会有很多学生因为某方面较差而被视为弱智，这样就大大的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在西部农村地区很大范围内这种现象很普遍，而由此造成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兴趣低下很严重。
二，寻找根源，创新方案。 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形势以及学生主题都存在自身特点，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特点而盲目的“一刀切”，而是要分析，寻找其存在的根源和背景，把握实际，创新的制定解决的方案，这样才不会背离西部农村的实际盲目改革。 1，联谊，联教，资源网络化。 西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存在的不平衡很难调和，然若对西部农村盲目的进行“一刀切”式改革，势必无法达到预期的改革局面和效果，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分清形势，联系实际的前提下，区别对待，创新.科学的去寻求解决之道。
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基点相对分散，在这种前提下，要充分调动各种教育资源的积极性，就需要首先对这些资源编制，整合，建立联谊，联教机制，使教育资源网络化，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点。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校校之间，师师之间建立一个互动互融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达成教育资源的交流共享，从而激活各种教育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_经济学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使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发展转折点的观点。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D.Nash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W.Lotchin）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
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
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
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
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Paul.Rhode）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
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
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G.Alexander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J.Arrington）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
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20.4％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10.7％〔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20.5％，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40.4％，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
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S.Johnson）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179.8万美元增加到1014.1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27.1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G.Verge）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
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
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
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见下表）
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例（1939年，1947年）
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 全国排名
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
罗德艾兰6.76.21 2
康涅狄格7.36.12 1
……… ………
俄勒冈19.016.52921
华盛顿21.019.32226
加利福尼亚25.519.96 2627
科罗拉多48.030.03432
犹他48.434.53537
得克萨斯51.331.93634
爱达荷53.340.33739
堪萨斯58.232.13835
蒙大拿63.543.44041
内布拉斯加71.535.54138
怀俄明74.967.84243
俄克拉何马84.550.44342
亚利桑那84.576.14444
内华达108.3156.14648
南达科他118.6 81.04746
新墨西哥165.3107.34847
北达科他246.0162.08 494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
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
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
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
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一、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近20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西部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严重制约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正是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但是西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如何在开发西部经济的同时，以可持续的方式建设西部的生态环境，是关系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敦煌生态的恶化已呈加剧之势，人类奇观月牙泉面临干渴的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据专家介绍，缺水导致的沙漠化加剧了莫高窟文物保护的难度。在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问题。历史明确记载了许多绿洲和城市被掩埋在百尺黄沙之下的例子：已经被黄沙取代的丝绸之路西出阳关以后的路段，还有现代人尚且知道的楼兰古国、罗布泊……，以及已鲜有人知的且末、精绝、若羌、寿昌……这些绿洲、古城大都因为河流挟带大量泥沙、上游破坏植等原因被毁灭。古楼兰的消失是最有代表性的，当鄯善的居民兴修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不复流入浦昌海，造成水源断绝，楼兰被弃时，一处闪烁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终于消失。据笔者调查得知，敦煌天然林由建国初期的２１９万亩锐减到现在１３０多万亩，减少了４０％；胡杨林仅存１４万亩，减少了６７％；可利用草场减少７７％，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的现象。敦煌的湿地以平均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在消失；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增加。青海湖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湖西北角已被1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包围，湖区的沙滩盐渍化严重，鸟岛周围满目黄沙。鸟岛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湖中孤岛，1978年成为三面临水的半岛，而现在已成为离湖岸几公里的陆岛了。湖南部黄河段，草场向荒漠化的发展趋势明显，退化面积迅速增加。海晏县青海湖畔的沙龙已经向湟水河谷移动，根据6年前的数字，青海湖周边区域内现有沙漠化面积4.3万公顷，天然灌木森由以前的34万亩锐减为现在的14万亩。敦煌、青海湖只是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可喜的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西部地区又是长江、黄河等重大江河的发源地。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中下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长江、黄河水灾不断,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林草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涵养水份能力降低。据不完全测算,贵州、四川、重庆每年流人长江的泥沙量有6亿多吨,占长江上游输沙量的六成多；每年冲走的泥沙使河水变浑,水质变坏,使河床渠堰淤高阻塞,河道扩展,河水泛滥,不少耕地冲毁不能复耕,万年形成的沃土,被洪水毁于一旦。 我国西北地区又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一，是现代沙尘暴高发区。甘肃省除了绿洲之外有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1 428．9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31．8%，环绕绿洲而形成的风沙线长达1 600公里，并广布在千里河西走廊……从青藏高原到河西走廊,从云贵高原到八百里秦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草场退化,林木减少,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加剧的现象。我们拥有的极其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正在危及着全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大局。二、西部生态恶化的原因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自然法则。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人类杜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中国,从远古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五十年代末对“人定胜天”的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推崇,进一步到“天人台一”可持续发展观的确定,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每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制造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结局换取的。（1）自然因素：由于大部分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异常干旱，湿地的水源上游又进行截流开发，造成河流断流，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整个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雪线逐年升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祁连山地的冰川大幅度退缩，有些地区退缩速度每年达16米以上。因此，发源于祁连山地的各内陆河流出山径流量逐年减少，已由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78.55亿立万米，下降到20世纪末的56亿立万米左右，减少了17%以上。（2）人为因素：据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统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疏勒河、党河上游建坝截流，地处下游保护区段河水断流，因失去滋养水源，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衰退，灌丛大量枯死，河流沿岸胡杨林失去再生能力。如内蒙古自治区与甘肃省酒泉交界的地方，有个小镇叫额济拉旗，那里成片成片的胡杨林死亡就是活活的例子。其二是超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地下水补排失衡，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据敦煌水利资源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与1998年相比，地下水净补量减少了1.5亿立方米。比如，敦煌的阳关镇被誉为我国的“第二个葡萄沟”。近些年由于葡萄价格的一路飚升，阳关林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并将大片防护林砍伐种植了葡萄，使敦煌的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逐年增多，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挑战。 这些由人为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在我国西部的陕西、宁夏、内蒙等地屡见不鲜。这些都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背道而驰，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的法则，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经济学家认为,环境和整个经济是不可分的,环境恶化不是扶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在中国,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加区别,认为发展即是增长。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粮棉基地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这些开发无疑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主要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作为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具有浓厚的政府行为和计划经济的色彩。近几年随着国家提高粮食价格,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又出现了一股开荒热,真正的荒地开垦所剩无几,拖拉机开进了林地和草场。所有这些对西部生态环境均造成了极大损害。三、要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与西部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应采取以下方面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将生态做为西部开发切人点的决策是科学和现实的,因为西部的生态环境已极其脆弱且又危及着整个中国的生态，是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因为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长久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西部地区人口多，底子薄，生态环境压力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的1/4，而环境所受的压力确是世界平均值的四倍以上。如果我们不珍惜和保护这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使其失去生物能力或者降低生物生产能力，人民的生活问题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加入了WTO后对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环境保护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一）、避免走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路子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发展经济，走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开展节水运动，杜绝浪费。（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要改变以往水资源开发利用只考虑工农业及城乡用水，不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做法。要保护水资源，充分发展污水处理技术，将污水作为一种水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三）、搞好水利扶贫工作西部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差，在脱了贫的人口中每年还有15%～20%返贫，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水资源。（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严重威胁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威胁着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与发展。历史不应也不允许再重演,更不能在更大力量的推动下让更严重的不良后果重演。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树立新的开发观,新的资源观。西部大开发应树立可持续发展开发观。实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21世纪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西部发展摆脱目前经济系统、社会发育系统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困境,不能再继续使用传统的开发方式,而需要寻求摆脱困境的新战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