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十二五”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十二五”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J.Piore)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 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8.64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 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仰望高空，不畏挫折
“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这显然是在批评那些“深居坑中者”，他们总是拘泥于自古留下的黄土，却不曾想过，仰望高空能看到更为广阔的天空。
“深居坑中者”害怕失败，畏惧挫折，更别说仰望高空，他们宁愿在“坑里”活着，终不能成大器。因此，但凡有所建树者，他们仰望高空，不畏挫折！
爱迪生发明电灯，经历了无数挫折与磨难。他把1600多种耐热材料一一进行实验，一次次失败打击着他，他跌了爬，爬了又跌，始终与磨难抗争着，他坚信仰望高空，方能获胜。就在第1001次实验时，他成功了，从此电灯照亮了夜晚黑暗的大地。
人人都有梦想，人人都可以仰望高空。在“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中，广东省有1715名新生代农民工毅然参加考试，他们的梦想是去北大读书，面对众人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他们没有放弃，勇敢地追求，最终有100名农民工被北大免费录取。试想，如果这些农民工因为众人的嘲讽和环境的限制就放弃了求学之路，那么他们现在还能自由漫步在北大校园与教授交流思想吗？正是他们在仰望高空的同时，不畏挫折，不懈地追求理想，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既然要“仰望高空”，“跌进坑里”是不可避免的，但“仰望高空者”从不畏惧“跌进坑里”。他们从“跌进坑里”中得到教训，并且总结和思考，因此下次他们不会跌入同一坑里，他们一步一步前进着，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为成功之路奠定重要基础。即使跌入最深的坑，当他们仰望那“高空”时，奋斗的烈火仍在心中燃烧。
正如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所说，“我碰到了不可胜数的障碍，跌倒了，然而我一次次坚强地爬起来，逐步上去。每前进一步，我的勇气就增加一分；每爬得高一点，我的眼界就开阔一些。次次奋斗的结果都是一个胜利，而沿着这胜利连接起来的云梯，我就一定能达到那光辉的云端，那碧天的深处——我希望的绝顶。”
“仰望高空”能使你追逐理想，而“不畏挫折”便是使你在“仰望高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动力。仰望高空，不畏挫折，你便能发现成功早已在你身边。
人是拥有理想的智慧动物，而理想则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比无实更加美好的事物，纵现人类五年千年历史，就是一部追求理想的历史。这其中，有微笑、有眼泪、有成功、有失败、有顺利；有挫折。而眼泪、失败、挫折，恰恰是通往理想的必经之路。
我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失败与挫折，成功，才那么美好。而没有理想的懦失，虽然避开了失败，但永远没有成功！”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理想的高于现实性，挫折往来的频繁，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避开它，而是如何直面它，如何解决它。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若想学会走路，就必须要忍受摔跤的痛苦。一个合格的战士，若想学会如何保家卫国，就必须经过超人的训练。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这些挫折与磨砺就必须面对，正如文中黑格尔所说：“只有那些永远的躺在坑里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你若想破解天空的奥秘，就必须承担掉进坑里的风险。”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挫折又是我们最好的帮手，而这便取决于你是否可以把一块绊脚石变成一块垫脚石。高尔基说过：“我要感谢我苦难的童年，正是它成就了我日后的事业。”高尔基在俄语中是“痛苦”的意思，而他本人就像笔下的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高傲的飞翔，磨砺着自己。很多人在挫折面前一蹶不振，自暴自弃；但有的人却目光坚定，有着无与伦比的恒心、毅力，他们在挫折中磨炼性格，在失败中铸就辉煌。
世界上有一种剑，其名回龙泉，它要经过烈火的淬炼和冰水的考验才会变的锋利无比，金石为开。
世界上有一种鸟，其名曰凤凰，它在衰老之后，要经过烈火的涅槃才可获得新生。
世界上有一种珠宝，其名曰珍珠，它的闪亮美丽，是要一个蚌，用柔软的肉，日积月累的磨合而形成。
每一个深坑中都泛着点点的星光，这正如梅花的清香由冬天铸就一样。贝多芬在鼎盛时期失聪，但他没有沉沦，他心无旁骛，扼住命运的咽喉，终成伟大乐圣。霍金年少的时候全身瘫痪，但他感谢上帝给予他一个好的头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刘伟因为触电而失去双臂，但他感谢上帝给了他一双灵活的脚，他用脚弹出了精彩的乐章。有人曾采访过他，他说：“每个人都会在理想的路上遇到挫折，要么赶快去死，要么，精彩的活着。”
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可以低头看路，但你失去了仰望星空的机会；你可能躲避风雨，但你失却瞻仰彩虹的机会；你可以选择不作茧自缚，但你失却了破踊成蝶的机会。
星空常常从深坑中泛涉出来，不要躲避挫折，不要害怕挫折。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为你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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