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
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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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大学音乐鉴赏2000字论文篇一
《命运》代表着贝多芬;同样,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贝多芬代表着《命运》.我想,世界上再没有一首交响曲能够获得如此广阔的知名度以及接受度.贝多芬的伟大,则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这部代表作给他带去的声誉和敬仰.一开场那四声令人恐惧的有力音符,几乎让每个人只要一听到它就会永远无法忘却!真的,充满了震慑力的经典段落,如此简短却又如此令人挥之不去!当然,贝多芬对于这四个音符的解释最为权威——命运在敲门!是啊,开门见山,整部作品的主题一览无遗.或许这四个音符给所有人的影响真的太深刻了,所以音乐一开场就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感觉!我想,这正是贝多芬音乐才华与他个人精神最充分结合的表现!接下去,我们好似看到了一幅激烈战斗的场面,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似乎都在舞刀弄剑、奋勇拚杀!你可以把主角想象成贝多芬乃至任何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或革命斗争史实.但我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听众而言,主角应该是你自己!那么敌人是谁,很明了——命运!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面对命运考验的时候.主题在重复着,恐怖的声音依然在回荡,似乎斗争者并没有征服这个强大的“命运对手”!我想很多听众在这里会感到一丝精神上的疲乏.
正在这时,第二乐章舒缓的旋律传来了,似乎是一位母亲伸出了双手来抚慰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儿子,也好像是几名携手斗争的勇士在大战之后对敌人、对未来进行交流、思索.虽然音乐是平缓的,但是内在含有一种催人奋进的默默力量,好像在不断的鼓动战士继续前进.在经历了第一乐章激烈的挣扎之后,听众们在这里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好似是一剂疗伤药.第三乐章是快板谐谑曲,但是却听不到任何“幽默、谐谑的成分” .在这里战士重新拿起了武器,回到了阴云笼罩的战场,音乐的气氛也突然从平和转为阴暗.好像战士脚踏着牺牲者们的血迹在一步一步朝命运之神逼近,不断积累着力量和勇气.
《命运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是连续演奏的,从第三乐章最后一部分那平静、忧郁的缓慢突然跳跃到第四乐章一开始那突如其来、如同山洪暴发一般的合奏.其实这个手法来自于《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从引子转到正题的那一部分.正是由于成功写下了《第四》的首乐章,才给《命运》的终曲乐章带来了灵感.我想任何一个听众面对着如此汹涌而来的凯旋之声,心中应该无不感觉激荡——黑暗被打破了、命运被征服了、阳光重新照耀大地!战士在庆祝自己的胜利、人群在欢唱胜利的颂歌!听众也可以送一口气,甚至为作品的伟大而感到一丝快慰和激动.我想这正是为什么几百年来,有许多人可以从《命运交响曲》中获取力量、鼓起勇气面对生活压力、人生挑战的重要原因!
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扬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穿越岁月沧桑,破空而来,在一片深邃苍莽的林海中升腾,升腾.那些擎天的枝干亘古孑遗,那些震颤的叶片蓬勃顽强,那些繁茂的果实乐观坚忍,风撼不动,雷劈不倒,时而豪气干云,时而阴柔宛转,于百转千回中传递着不屈的精神和意志.是什么,能够像音乐一样如此畅通地沟通人类与自然?是哪种生命,能够点燃人内心抗争的欲望,铮铮铁骨,生生不息?
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似乎就是人生命运的缩影.那激按昂的曲调,那富于变化的旋律,似乎把人的心境都带到了他曲折的命运之中.然而,再那听起来让人感觉困难重重的生活里,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从绝望之中脱颖而出,扭转了局面,告诉人们：“只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才能突破困境,改变命运,让命运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正如恩格斯听了《命运交响曲》的演出.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赞美这部作品说：“如果你不知道这奇妙的东西,那么你一生就算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他在第一乐章里听到了“那种完全的绝望的悲哀,那种忧伤的痛苦”;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了“那种爱情的温柔的忧思”;而第三、第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又是那么鼓舞人心.恩格斯用短短的几句话,揭示了《命运交响曲》的精髓.
而如今,当世人面对着一个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又人多少人能像贝多芬那样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到长城非好汉”呢?许多人无奈于生活,工作的压力,诱惑,物欲横流流尽了血汗,歌舞升平平息了壮志,最终把最初的理想长埋于岁月的流逝中,或平平淡淡走过一生,或碌碌无为迷失自我,有迷失的世界里无目的的继续漂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倍觉汗颜.遥想着在历史尘卦记忆的深处曾经有那么一个人战胜了命运的不公摆布,在天地间潇洒的走了一回,我常不敢仰望这份神圣的伟大,因为在他所营造的音乐世界里就是意味着教人如何挺着腰站着生存,教人向命运所带来的不公与苦痛挑战,生当人中杰,死也为鬼雄.
是的,不要因为生活的不公而放弃希望,生活需要希望长相依,人生需要理想来相伴,于是,我又重整一下了疲倦的心情,重新踏上追求理想,挑战命运的长征.
大学音乐鉴赏2000字论文篇二
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伴随我们，音乐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没有音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绝大多数人偏爱于流行音乐，它时尚，动感，充满现代的活力与气息。但是提到古典音乐，大多数人认为离我的时代好遥远。以前我只关注流行音乐，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交响音乐会，只是觉得气势磅礴，场面壮观而已，对古典音乐只是些感性认识，比较肤浅。通过选修音乐鉴赏，我开始真正接触到古典音乐。我发现古典音乐是完美，优秀，经典的。要真正听懂古典，必须具备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和西方历史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更理性，更深刻的认识。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音乐是人类灵魂的艺术表现，从古典音乐中寻找精神寄托。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古典主义音乐大师，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位大师是海顿，他是交响音乐的泰斗。他的音乐典雅、华丽、结构方整、旋律流畅，很少有戏剧性冲突，使人飘飘欲仙。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之父的美誉，对海顿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他奠定了古典乐派的形式和风格，并使其发扬光大。在他创作的黄金期，对音乐的形式与语法的掌握已是炉火纯青，乐曲风格精致，曲思丰富，似乎具有无穷无尽的 想象力 。许多作品在原创及精练技巧下，经常蕴含着幽默感，表现为惊人的手法、出人意料的不同风格的同时呈现，还有精湛的和声、转调。更重要的是他发展主题素材的形式，延续巴洛克音乐的模拟对位法，根据主题的轮廓而衍生出乐曲组织。他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是维也纳音乐真正的奠基者。献给奥地利皇帝的《颂歌》亦是海顿的著名作品。如今，这首颂歌的曲调变成了德国的国歌。柴可夫斯基说：“海顿是交响乐创作的锁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牢固的环节。没有他，也就没有莫扎特、贝多芬了。
” 第二位大师是“音乐神童”莫扎特。他的音乐细腻、华贵、含蓄、典雅，风格明朗，旋律优美，结构严谨，具有强烈的古典色彩和超然物外的特点。莫扎特的音乐创作完美地体现了歌德的一句 名言 ，即“艺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艺术”。莫扎特是唯一可以在优美的乐曲中表现悲伤和痛苦的作曲家，他能表现人类的灵魂。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认为莫扎特是“禀承了上帝旨意的创造力的化身。”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历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回避它的真正魅力——自由与人性。
第三位大师贝多芬，他的音乐则升华为美中有“奋”，乐中有“哲”，激情洋溢，形象鲜明，矛盾纷呈，英雄气势撼人，如同熊熊烈焰，无比辉煌。贝多芬被后人评为“集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派之先河”的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从古典走向浪漫的进程中，贝多芬是一块里程碑。他亲自将《第六交响曲》注上“田园交响曲：感情的表达胜于音画的勾勒”，并在各乐章分别写出“到达乡间时的快感”“溪边景色”等大小标题，使它成为音乐史上第一部著名的标题音乐。由于他的作品的英雄气概，奔放热情，幻想风格，复杂织体一级丰满的和声因素，并扩大
了交响乐队的编制，为浪漫主义音乐开辟了道路。贝多芬一生与苦难命运搏斗,对人生的感触极深,因此在作品中融入了不少前人不曾想象的感情,处处充满自信.他的作品歌颂了生命的美好和对人类的爱,充满奋斗向上的精神."通过斗争,达到胜利"这八个字可以说是贝多芬创作思想的概括。 音乐鉴赏这门课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本身，更加包括如何以一个绅士的姿态面对音乐、面对艺术，真正的静下心来感知和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激情与安慰。古典音乐艺术领域中有着无数的伟大作家，他们同样用他们的思想与精神为我们诠释艺术的真谛，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心血集成，都是他们在挖掘内心，挖掘社会，挖掘时代后的结晶。听古典音乐，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是在你的心头跳动，每一个旋律都像是能踏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的心境与思绪也随着音乐的起伏而变化，我想这就是古典音乐永远能带给我们奇妙的感受，也是古典音乐亘古不衰的道理所在。
大学音乐鉴赏2000字论文篇三
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
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
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
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 传统 文化 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
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
《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
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
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
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
五.音乐与素质 教育
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
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
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看了大学音乐鉴赏2000字论文的人还看：
1. 大学音乐鉴赏2000字论文
2.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2000字
3.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1000字
4.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范文
5.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1000字(2)
6. 大学生音乐赏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