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尚女性文学”的兴起
90年代后,我国进入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延续了4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急剧解体,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即也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在旧体制下曾拥有过辉煌历史的文学,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准备不足,一时不知所措,迅速跌入低谷。
要重振文学雄风,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读者的心理,进行市场策划,以吸引读者注意。继1994年《青年文学》开辟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后,从1996、1997年开始,《小说界》、《芙蓉》、《山花》、《长城》、《作家》等文学刊物又相继推出了“70年代以后”、“70年代人”、“70年代小说”、“90年代小说新人”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等。“70年代后”作家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多元驳杂的创作群体,拥有多种写作路数,但以描写都市青年的各色人生而著称。其作者除少数外,均为南方时尚女性。她们以市场经济时代全新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向传统价值观和文学观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其核心就是主张“私人写作”。她们的创作往往采取准自传体,以第一人称讲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或虽采取第三人称,但努力将人物的体验与作家形象重叠。她们声称只写自身感受和个人视野的东西,拒绝文学的社会性,拒绝宏大叙事,拒绝传统的道德观和文学观。对生活极端个人化的选择和表白决定了这些文本的另类特质,因此又被称为“另类文学”。
她们以爆炸性的创作和成功的市场效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被称为“文学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生代”,成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少有的文学热点。“时尚女性文学”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另外还有周洁茹、朱文颖、金仁顺、戴来等。她们接受了西方女权主义“躯体写作”的主张,又发展了90年代初陈染、林白的“私人写作”
特点并将其推向新的阶段。
二、“时尚女性文学”的特点和贡献
(一)“躯体写作”是“时尚女性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躯体写作”是指女作家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表现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等性别特征,从女性的角度观察、体验和描写生活。
90年代是我国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至今方兴未艾。
这些作品执拗地寻找和开拓女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彻底显露女性“私生活”的深层底色。它们把笔触探向女性最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以一种执拗的方式表达出来,表现出女性潜在的能量与激情,使性禁忌荡然无存。
这些作品多以城市边缘人为描写对象,如独身者、流浪汉、地下摇滚歌手、同性恋者、吸毒者、爱滋病患者,以及城市角落的“流莺”(妓女)、姑爷仔(靠妓女为生的男人)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当代都市生活的特殊画卷。
如卫慧的代表作《象卫慧那样疯狂》描写一个20来岁的青年女子的乖戾心理和躁动不安的生活经历。这女子少女时代丧父,内心深处对继父的排斥使她幻化出被继父强奸的梦境,她无时无刻不在逃避着继父。作品对女孩的内心感受刻画得异常尖锐,作品透露出一种现代都市的病态的颓废的美。她的《蝴蝶的尖叫》在混乱的碎片似的生活中体验并表达着一种尖锐的刺痛。棉棉的代表作《糖》描写混乱、堕落、痛苦和破碎的生活经验,大胆、裸露而疯狂。她的《香港情人》讲述了一个女作家介入流行音乐的故事。女主人公长期与一位同性恋者相处,又不断介入一些与其他男人的绯闻,怪异而复杂。金仁顺的《月光啊月光》、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朱文颖的《广场》都以都市女性为主角,以全新的价值取向和彻底的叛逆精神描写青年女子的混乱情爱和她们在动荡社会中的矛盾痛苦。
她们不再以理性和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评价眼前急剧变化的生活,而是沉醉于光怪陆离的感觉、情绪、热情和欲望中。这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在价值观上,这些作品彻底摆脱了传统理念的束缚,以更自然、更生活化的心态表现人的种种欲望———特别是性爱。以前的作家一般都赋予性爱以象征意义,而她们对性爱的描写,则更接近于自然本能。她们以极为自然———甚至是无所谓的态度描写邂逅恋、婚外恋、同性恋、未婚同居、性游戏、性幻想、性享受等等,将性完全感性化。
(二)以尖锐的方式反映了时尚青年的生存状态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都是独生子,有幸福的童年,充满幻想,未经历痛苦和磨练。一旦投入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便异常尖锐地表现出来。一个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便使他们陷入迷茫之中。市场经济已不可能向对他们的父辈那样为他们安排好一切,他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体验了自由的痛苦———这就是一切必须由自己争取。在社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他们注定要体验自我奋斗的痛苦,体验漂浮状态的痛苦。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经常左右他们的行动。这与他们的前辈的痛苦完全不同。
“时尚女性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是都市的边缘人,她们作品中描写的也是社会的边缘人。她们最关心的是个人愿望的实现与兑付,强烈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们对信息化、商业化时代的都市生活有惊人的直觉。细腻的体验,毫无顾忌的表述,极其敏感的语言,惊人的坦率,极具冲击力的文字,使她们成为当代青年情绪的代言人,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三)创造了与表达内容相适应的新的美学风格传统的情节线索在她们的小说中消失了,碎片式的感觉成为作品的主体。整个作品的情调隐约可感,但不少章节之间跳跃性极大,近乎语无伦次,如幻如梦,飘飘忽忽;不少章节又时常横生枝节,随时插入一些近乎梦呓式的字句,令人难以捉摸。作品的意义仿佛漂浮于作品之上,难以把握。也许,这种随意性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作者的本意就是拒绝任何对作品深度的探寻,追使读者专注于作品本身?
(四)对探索商业时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讲究市场。文学也必须主动适应市场,学会在商海中谋生存。市场经济时代的消费者讲究时尚,讲究流行,讲究出新,讲究刺激。文学也必须适应这一特点。
三、“时尚女性文学”的危机
(一)媚俗:“时尚女性文学”的最大危机市场经济的短期行为带来“快餐文化”的繁荣,使文化消闲化、浅薄化、庸俗化。
评论家普遍认为,“时尚女性文学”中的很多性描写表面上似乎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实质上是以“自渎”和“自虐”的形式对正在泛滥的以寻求新鲜刺激为目标的物欲主义的迎合,满足了读者的“窥测”与“意淫”的心理,是女性文学精神层面上的投降与堕落。
有人尖锐地指出,一些女作家很明白,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身为女性是一种资本,她们很快就学会了充分运用这一资本,于是,用一种更富于刺激性的姿态挑逗男人,极度宣泄对感官刺激的迷恋。她们使作家的精英形象完全世俗化、低俗化了。她们虽打着人性和反传统的旗号,有着漂亮的解说,但她们那准自传体的、故意夸张的、自曝隐私的、赤裸裸的性描写更多的是招徕顾客的手段。
我们阅读“时尚女性文学”,感觉到那夸张式的描写有明显的“表演”与“作秀”的成分。
这到底是女性文学的进步,还是女性文学的歧途和陷阱?适应市场并不是迎合市场。
有的评论家认为,她们的生活很肤浅,只能无病呻吟或张扬尖叫,几乎是一种激素催生的写作,无价值和前途可言。
(二)商业炒作的陷阱:用文学之外的手段谋求占有市场“时尚女性文学”主要是由文学编辑精心策划包装而不是由作家个人行为造成的。所谓美女作家,本身就包含了浓重的商业操作成分,配发娇媚的玉照也是投读者之所好,满足人们的视觉快感。其实人长得美不美,与作品的文学价值完全无关。但许多读者的阅读与其说是冲着作品来的,不如说是冲着美女来的。许多广告也以女作者年轻漂亮、气质脱俗、文笔优美、思想前卫吸引读者。美女作家终于取得了与商业时代形形色色的明星同等的地位。
文学界与体育界和演艺圈一样也有了自己的明星。但她们地位的获得却不仅靠作品也靠美女的身份。
有人说,如果把美丽和才华掺和在一块评论一个女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审美过程中是否会掺和异类杂质?以文学眼光看,“美女作家”是个荒诞的哗众取宠的说法。
(三)女性主义的偏向:性泛滥与惟我独尊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的女主人公毫无例外地成为性欲的奴隶。她们肆无忌惮地寻找不同的男人随意做爱,没有节制,也没有羞耻。性爱是人的本能,禁欲固不可取,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
女性文学中的不少作品存在着过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写低俗不堪,有的甚至把女性描写为“性霸”,以显示女性的所谓独立和尊严,走向了极端。真正的女性意识应包含着两性和谐的命题。
(四)过于封闭,不够大气,缺乏强大的冲击力私人写作和躯体写作作为对过去男性中心的反拨有重大意义,但如果因此由男性中心主义而走向女性中心主义,势必陷入新的偏狭。女性文学要真正取得与男性文学同等的地位,就必须以博大的胸襟,面向整个历史和整个社会。真正伟大的女性文学必将有赖于女性作家的大胸襟、大气魄。著名作家铁凝、张抗抗、王安忆都认为女性文学应有更广大的视野。有的评论家甚至提出了“超性别写作”。他们认为,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女性只有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个世界。
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贵妃
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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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昭君和番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两千年来，经过许许多多戏曲家、小说家、诗人的不断生发改造，这一故事变得十凄怨和迷离，具有了多重面目和相去甚远的含义。�
将昭君的悲剧归罪于画工毛延寿，晋人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为始作俑者：��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至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按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
在各种传说中，也有说在和亲前毛延寿索贿陷害事即已败露，毛惧罪逃入匈奴，献上昭君画像，单于倚势向汉君强索昭君，元帝乃不得已忍痛割爱，送昭君出塞。昭君的结局，有说其哀怨愁闷，抑郁而终的，也有说其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嫁饮药自尽的。宋以后强调贞洁，《汉宫秋》则让她在汉番交界处投江自尽。现代人扬弃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则从增进民族团结的角度去认识这一故事，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了不起的女性，曹禺先生的名剧《王昭君》，就是从这一角度去立意的。�
古代诗人也曾从不同角度去诠释昭君的悲剧。《红楼梦》第64回薛宝钗论诗就说过：“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又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各出己见，不袭前人。”�
王昭君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范晔《后汉书》有如下记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南匈奴传》)�
�昭君为南郡秭归人，与大诗人屈原同里，她出身“良家子”，为出身清白的平民，并非知府或御史大夫之类豪门。入宫之后，她未得召幸，尚未有级别，只是待诏掖庭的普通宫女，她被稀里糊涂地赐给呼韩邪单于时方光耀汉庭，可是这时汉元帝后悔已晚，只好如约行事，成就这美艳凄惋的千古美事，使这一民族团结的使者永垂史册。�
经过卫青、霍去病的征讨，匈奴的力量大衰，昭君和番，是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庭主动请求的结果，不存在胁迫问题。昭君入胡后，被封为宁胡阏氏，生一子曰伊屠智牙师。婚后的第二年，呼韩邪即过世，按照胡人习惯，单于大阏氏之子继位的复株累单于要娶她，昭君要求返回故国，汉成帝顾全大局敕令她学从胡俗，于是她又成为继任单于的阏氏。其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须卜居次，一个叫当于居次。十年之后，复株累单于也死了，昭君之子在争位斗争中牺牲，卜须居次在王莽当政时曾到汉宫入待太后，王莽失败后也受株累而死。昭君卒于何年，则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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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
�随着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貂蝉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唐李长吉诗《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乎就有貂蝉的影子。到了现代，人们又把她炒成“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知名度似乎并不比《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曹操、关羽和诸葛亮低多少。然而，历史上到底有无貂蝉其人呢?�
按，貂蝉之名并不见于史鉴。《后汉书·吕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尝小失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私通，益不自安。”从这一记载里，可以看到貂蝉的影子——董卓的一位侍妾，而董卓与吕布的怨隙，也是因女人而引起，《三国演义》“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就是因此生发出来的。在这里，“侍婢”仅仅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谈不上什么品格。后来，经过人民群众和许多艺术家的创造，这一“侍婢”才变成光彩夺目的貂蝉女形象。�
也有学者认为貂蝉实有其人的，梁章钜就是一个代表。在《归田琐记》中，他说：“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而到了 《小栖霞说稗》，他则肯定“是蝉固实有其人”。�
三国英雄的故事在他们的身后就开始进入民间，貂蝉故事的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元代杂剧中貂蝉戏已经形成一个系列，《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搬演的都是貂蝉的故事。在《锦云堂》剧中，貂蝉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灵帝时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名“貂蝉”。后来皇帝把她赐予了并州刺史丁建阳，建阳将其配给了义子吕布。在黄巾之乱中，貂蝉与吕布相失，而为王允所得。貂蝉后来在花园烧香，祷�吕布，为王允发觉，因此密议，订出连环记。在宋元讲史中，貂蝉也是吕布之妻，失散后流落到王允府中。�
《白门楼》和《斩貂蝉》的故事，则明显看出封建落后意识的影响。白门楼吕布被擒本来是咎由自取，然该戏却要让貂蝉对吕布的失败负责，居然让她在受到痛骂之后被处死。《关公月下斩貂蝉》则写吕布失败后，曹操别有用心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为了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关羽竟将她斩于月下。连董卓、吕布的覆亡也要貂蝉负责，头脑何其冬烘乃耳!近人周剑云撰《论斩貂蝉》专辨其事：�
�“貂蝉无可责之罪，吕布亦非可责貂蝉之人……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蝉远甚，貂蝉不骂吕布足矣，布有何辞责骂貂蝉乎?若关公者，熟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敢谓关公圣人，必不为此杀风景事!”��
说得可谓痛快。�
自今日视之“女人祸水”论固然冬烘可恶，“女人救国”论亦不足为训。故貂蝉的结局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罗贯中固然把貂蝉写得光彩照人，但董卓死后他与吕布“夫唱妇随”，就变得平庸起来，下邳鏖兵她与严氏一起鼠目寸光，拖吕布的后腿，前后判若两人。《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董卓被诛后让貂蝉悄然隐去——“貂蝉已随清风去”，这一奇女子的命运到底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这也许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
西施�
西施，中国出名最早、影响最大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名声，与吴越春秋、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沼吴复仇联系在一起；伍子胥忠贞被谗、伯嚭(pǐ)奸佞亡国，与“女色祸水”的信条联系在一起；与巾帼报国、与红颜薄命、与浣女范郎的悲喜姻缘联系在一起；与“西子捧心”、“东施效颦”、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联系在一起……比起其它“美女”来，它身上负载着更多的历史文化负荷。�
西子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到底如何呢?�
先秦诸子中最早提及西施的是《管子》：“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西施病心而矉(pín，即颦字)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这就是“东施效颦”成语的来源。《孟子》中也有“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的话。《韩非子》亦云：“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看来，西施确实是先秦时代的一位知名度极高的美女，不过，与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她并未与吴、越争霸的政治军事斗争发生关系，而且，管仲比勾践灭吴还早二百多年呢。�
《左传》和《国语》等先秦史传，都提到了勾践向吴王献美女之事，但并未提及西施其人。西汉时代的《史记》也是如此。在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陆贾的《新语》及《淮南子》中，西施也仅仅是作为美女出现。�
只有《墨子·亲士》篇提到，西施因为太美，结果被沉入江中，可见“太盛难守”云。�
最早把西施与吴越争霸联系起来的是东汉时的两部野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在《吴越春秋》中，文种向越王献破吴九术，其四为“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勾践“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hú)，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越绝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不过西施的结局却迥异。前者说，亡吴后，越人认为这尤物是祸根留不得，把她沉于江中，算是对被吴王杀害的鸱(chī)夷子也即伍子胥的祭奠，这是一个残酷的悲剧。后者则让她与范蠡结为伴侣，泛五湖而去，以喜剧而告终。后世关于西施的种种故事和传说，率多由此生发开来的。�
魏晋以后，在文人笔下，在民众的口中西施的故事进入了酝酿、发酵、增饰的阶段，这在志怪、拾遗小说中都有反映。唐、宋诗词中出现了大量的以西施为吟咏对象的篇章。其主题，多咏叹红颜薄命或谴责女人祸水、美色亡国，倒不如歌咏王昭君的诗多出新意。比如王维的《西施咏》：“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五美吟》中还翻此诗意：“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其实二者都无多少可道的深意。当然也有不乏卓见之作。如晚唐崔道融《西施滩》：“宰5，7喜〖KG-*3否5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它们都是较为突出的。�
对西施故事的再创作，杂剧传奇最为充分。元代，关汉卿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赵明远有《陶朱公范蠡归湖》，可惜今天我们只能从《录鬼簿》中看到这两出剧目，其内容，也只好根据剧目及有关评介来推测了。西施故事的集大成者，当推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
《浣纱记》充分地占有了有关吴越争霸与西施故事的种种资料，细加区别整合，编织成了一部45出的戏剧故事，以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贯串了吴越两国的兴亡历史，因为西施和范蠡初次见面时以一缕浣纱作为定情之物，故剧名《浣纱记》。与前人不同的是，该传奇将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爱情服从爱国，开始是牺牲割爱，最后在爱国主义的实现中使个人爱情也得到了实现。第3出“迎施”中，范蠡向西施表示歉意说：“为君父有难，拘留异邦，有背深盟，实切惶愧。”西施反安慰他：“尊官拘系，贱妾尽知，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后来范蠡要西施入吴，西施表示犹豫，范蠡又劝她：“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你和我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故《浣纱记》看似爱情故事，实则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
《浣纱记》之后，出了本《倒纱记》，结尾写范蠡要把西施沉入太湖，西施骂他背离海誓山盟，而范则反唇相讥，要她对吴王屠戮功臣、荒淫无度和国破家亡负责。这样的翻案文章，自今日视之，有点无聊了。�
杨贵妃�
杨贵妃的故事是近些年被炒得发烫的题材，通过影视传媒接受启蒙的年青一代，满头满脑子的杨妃、慈禧和武则天的故事。杨、李故事的起初面貌如何，它的演变过程以及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认识，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杨贵妃，小字玉环，唐蒲州永济(今山西永乐)人。父杨玄琰，做过蜀州司户，死得很早，依其叔河南府士曹杨玄璬。唐玄宗开元3年，他被选入皇子寿王李瑁邸被册为寿王妃。开元4年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后宫数千，无当意者”，讨好者向他透露，他的那位儿媳妇“姿色冠代”。开元8年10月，唐玄宗幸骊山温泉，就让她出家当了道士，号曰太真。为李瑁重娶个媳妇，暗暗地将玉环纳入宫中。《旧唐书》称：“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白香山《长恨歌》云：“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寝无容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时，玉环岁，唐玄宗已经56岁。天宝4年，玉环册为贵妃，一直到14年她缢死马嵬，她都是这个名号，故后世称其为“杨贵妃”。�
杨妃被宠，正是玄宗后期大踏步走向腐败的时期。宫中仅“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她的家族，则“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兄弟不必说，杨妃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移宫室，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闳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一次五家夜游，与广平公主的骑从在出西市门时发生争执，杨氏家奴挥舞马鞭打着公主衣服，公主掉下马来，驸马薛昌裔去扶公主，也遭鞭打。事后公主到玄宗 跟前泣诉，玄宗虽然杀了杨氏家奴，但驸马也被免了官。�
得到了倾城倾国的美人，唐玄宗尽情地挥霍与享受，政事全权交给了奸相杨国忠。在歌舞升平的掩盖下腐败也积累到了极限，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叛军如入无人之境，潼关陷落后，唐玄宗甩下百官和百姓，带着杨氏兄妹逃离长安。勉强到了马嵬驿，羽林军哗变，杀了杨国忠，之后，六军不散，唐玄宗不得已，只好忍痛割爱，将杨贵妃缢死在佛堂。�
安史之乱，生灵涂炭。一直到七年之后，玄宗的孙子代宗广德元年，杜甫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方基本平息。唐帝国一落千丈，它使经历过往日辉煌的人们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不禁感慨嘘唏，乃致痛苦流涕。杜工部绝句《江南逢李龟年》正因为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感受，所以才动人。没有体验过沧桑感的年青人对这首诗是无动于衷的。再者，玄宗幸蜀后做了太上皇成了历史的弃儿，重返长安后他更成了“多余的人”，何况这位风流天子毕竟是开元盛世的创造者，所以她与杨贵妃的悲剧在时过境迁之后又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至少，在人们议论和回忆的时候多了些感慨而少了些批判。所以，就在玄宗的生前和身后，他和杨妃的故事就开始流传开来，距离最近而又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陈鸿的《长恨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它们对玄宗“倾城倾国”既有批评，更多的是同情和歌咏。“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凄惋缠绵，一唱三叹，读来令人动容。临邛方土“为感君王展转思”“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终于引出了“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故事，成了爱情主题的一般歌咏。唐明皇和杨贵妃也开始了他们的角色转换。�
中唐以来，李杨故事一直是热门题材。唐人笔记《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宋人的《杨太真外传》，对这一故事不断地予以渲染。至迟在宋、金时代，这一事故开始搬上了舞台。元杂剧的名家都写过明皇太真故事。比较著名的有：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明代传奇写李、杨故事亦不乏其人，其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清初洪曻的《长生殿》。在《长生殿》中，李、杨完成了他们角色转换，作者在歌咏这一旖旎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寄寓了自己的亡国之痛。�
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妃的故事在日本的影响不亚于中国。有一种传说是杨妃当年并没有死，她被偷天换日地保护了下来，后来东渡到了日本，得终其天年。“忽闻海上有仙山”——自徐福以来，人们不都是把那蓬莱、方丈、瀛洲，把扶桑日出之处，当作神仙的乐园吗?在日本，有杨妃像、杨妃墓、杨妃庙塔多处。在受盛唐文化哺育过的日本国民的心目中，杨妃身上散射着那一文化的神圣光环，而杨妃故事实质上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道美丽的彩虹。
此外:
西施是大脚，所以她的裙子都很长，就在腰间佩戴一串摇铃，走路时不仅没有脚板声，反而因为铃声，倒更增添了几分女性的妩媚。
杨玉环有狐臭，必须一天洗几个花粉浴才能减少狐臭的影响。且他很胖!!!
貂禅耳朵太小，所以戴一对大大的耳环，使美貌与耳朵对称。
王昭君是斜肩膀，所以她喜欢穿斗篷。你们可以看到王昭君的画像都是披着斗篷
参考资料：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回答者： 日月花公主 - 魔法学徒 一级 11-6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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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女性美和文化
青年演员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美女的评价大抵是身材雕浮玲珑，面部轮廓立体，大眼睛双眼皮几项，这些很大程度上是西化了的审美观，比如在汉代以前就很少见到对女性身材的描绘，基本上以面部描写充斥字里行间，写体态也是从衣饰姿态来衬托。眼睛是面部审美的核心所在，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个“倩”字道尽了女性眼神的魅力。
翻阅历代的工笔仕女画册，有一对细长的竖起的凤眼（即外眼角上飞）基本上是华夏画中美眉共同的特征。五官搭配上讲求精致，比如嘴唇：今天是以厚而丰满的嘴唇为性感，但在古代正好相反，樱桃口才是人们所疯狂的，那时的女孩子不仅不涂上满嘴的口红，而且还故意只涂唇中部的一点，以产生小口的错觉。
有趣的是，在历代仕女图上所画的美女，基本上都是单眼皮，而且面部扁平。大概是当时汉族的华夏血统还比较纯粹的原因吧（大眼睛、双眼皮和南方越人血统的加入有关）。而且汉人传统脸形是喜欢圆脸的，到了后来才刀条脸一统江山。
今天的人对女性总喜欢强调身材，以“三围”为标度，三围者，胸、腰、臀三分天下各有其一。在此三者中，古人对腰最为重视，直接描写也最多，粗腰美其名曰“小蛮腰”；细腰美其曰“杨柳腰”。西元前6世纪就有楚灵王偏爱细腰女子的典故了；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赋》中，对那位漂亮的“东家之子”也有“腰如束素”的描写。不过腰身不仅要纤细，而且更重要的是姿态上要轻盈灵活，走动时才能摇曳生姿，具有“曲线玲珑”之美。
古代的人对女性的胸围要求相对不高，对拥有一双丰满隆起的大乳的女性也颇不以为然。其实，古代男子欣赏的女性乳房是恰堪一握的丁香乳。至于臀，古人似乎要难以启齿一些，其实中国古代也是崇尚臀部丰满的，但受礼法拘束不便明言。（一般来说，只有崇尚暴力的民族喜欢瘦削的窄臀，这是题外话）
宋代以前，汉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是跪坐在席上的，由此形成的今天大和民族的“大根腿”，早已举世闻名，而以前的华夏是否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不过汉族传统对女性的腿的欣赏一直处于隐蔽地位，远不如女子的脚的地位突出，恋足的小巧式审美发展到极端—自南唐开始，汉族出现了缠足的习俗，缠足的真正原因，许多人只含混的解释说是欣赏脚小之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臀围的一种变星—它可以束缚血液不流向下肢，迫其集中在中间地带，使臀部硕大丰满，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审美。《镜花缘》里藉吴之和之口反对缠足时说“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其实点中了问题的要害。
到了唐朝，物质产品丰富。额宽、脸圆、体肥成为美女的标准，还有一种独特的的崇尚鹰勾鼻的风气（可以参看昭陵的石雕）。唐人以“肥”为美（注：在古语里称呼肥胖为肥不为胖，就像本来“身”也不是身体的含义一样），但这种“肥”与今天的脂肪过剩、大腹便便的臃肿虚胖毫不相干，而是一种骨骼均匀、肌肉结实的美，让女人充分展现出东方的华贵之美。
唐朝风气也很开放，以穿著暴露为时尚，服饰流行低胸半裸装、单层丝绸罗纱的时髦装束，甚至一度崇尚裸体。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唐朝壁画来看，那时候侍女甚至有全裸的。敦煌词中有记载如：“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云谣集。风归云》）
这样过度的风气在唐以前还没有过，可能是与唐朝盛行佛教有关，也可能是与“胡风”有关，就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不过总体来看，古代的汉族对性的禁忌很少，所以才会两千多年来一直穿开裆裤。这个风气开始转变是在宋朝，很大程度上和游牧民族的入侵有关系，汉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子不得不如此，再加上理学兴起推波助澜，从此女子开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保守的风气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气铿锵、朴素简约和细腻柔美是汉族文化的两面。安史之乱是汉族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贵族家族消失了（这个归根结底和中国的封建历史实在是太长了有关），在此之后前一面逐渐失落，而另一面却畸形繁荣，甚至发展到病态的地步，比如明清一代的工艺美术、建筑陈设都是以装饰雕花之艳丽、繁缛闻名的。又以书法为例，书法本分碑体和帖体，但唐以后，古朴遒劲的碑体就逐渐衰落，而软性的帖体则大行于世。
这些转变大概在宋朝就开始了。入元，蒙古人在中原有效折腾了100年，几乎造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断档，残酷的屠杀和精神上的空前失落，只使宗教前所未有的盛行。到了明朝，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大部分都已经失传，虽然明王朝的统治者也曾经试图找回一些传统，但那些文化底蕴并不深的朱明皇族大部分都没有能重新找回来（无它，中国真正的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唐后就消灭了），有的甚至还恶化了。
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提起中国文化，基本上想起来的就是京剧、旗袍、功夫、花瓷、年画、八仙桌、曲艺之类的，这些都是明清的遗产，真正的汉唐文化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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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 偶然伤心了 - 举人 五级 11-13 16:58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时代的节奏是激昂的鼓点，静女出巷，美女充塞，魔鬼的身材，天使的脸蛋，展示了女性的至妍至美。其实女性的质地就如同美玉，纯净，内蕴，质朴，温润，诠释着生命的内涵和真谛。
女性应有内敛之美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远古走来的天籁之音，荡涤尘埃，檀树青青，静女脉脉，如太阳望着月亮。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反被无情恼。”望见墙外的陌生人的窥视，也匆忙进屋回避，虽使多情的行人失望，但却留下了不褪色的记忆。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传神的姿态，羞赧的回盼，此情此景，语言的交流是多余的了。
女性应有自然的美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读到这样的诗，就每每想到浣纱女的纯净之美，飘逸之美，质朴之美，生活给予的自然之美。想到西施，想到那江南的晨雾晚霞，碧水红莲，正是这自然神韵的濡染，润泽出这绝世的精灵。“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内蕴天成。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王昭君，这位让汉天子瞠目的女子，不是大家闺秀，不是人为的教化培养育的，是三峡的山山水水所孕育，碧山有情，流水有声，钟灵毓秀的三峡是她的母亲。她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同三峡的自然风光。
女性应有底蕴之美
形体的美是短暂的，没有内蕴的女人，只能是普通的花瓶，缺少神韵。女性的精细，女性的聪慧，女性的诗意，女性的果敢，这些才是女性生命的内涵。这个世界因女性而多彩多姿，这个世界也因女性而更圆满。独立的个性，独当一面的能力是一个高贵人格的女人不可或缺的东西。
很欣赏大自然中那灿若群星的野花，尽情的开放，旺盛的不可遏制，却没有任何的喧嚷，静静地开放，全心全意地开放，美了自己，美丽世界。
很欣赏泰戈尔的句子：“我是谦卑的紫罗兰，开在森林的僻壤，我名分微贱，散发一缕清香，甘为绿草的侍女，让大自然欢畅。”在缤纷的女性世界里，我愿是一朵垂露的紫罗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