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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知道的，随着大学扩招，每年高校毕业生数目巨大，而社会每年能提供的职位有限，使这些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人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残酷竞争。这一现象在大城市尤为突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说今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明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就很严峻。那么，明年的毕业生人数630万，再加上往届100多万没有实现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1。再加上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因此，与往年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向大城市的现象不同，近来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一股“回流”潮，中小城市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不同的统计资料都表明，“京、沪、穗、深”曾一度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之地，大连、厦门等二线沿海发达城市次之。如今，在大城市生活持续增长的各种压力却使“事情正在起变化”：一部分大学生开始理性地反思这种“唯大城市是从”的就业观念，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回流中小城市。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网络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7761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34.2%的人就业首选省会城市或发达的地级市，其次是普通地级市(26.4%)，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降到了第三位，约为24.7%2。 针对这种现象，社会上有很多评价，就我个人而言，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现实的无奈，但这种现象却对我们的社会、国家有着正面的影响。 首先， 我们先具体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社会现象。 不妨举一个事例：在青岛理工大学读书期间，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李洪涛也一直有个大城市梦，他早早就规划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上去首都。“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北京作为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IT行业人才需求大，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当时的李洪涛踌躇满志。2007年毕业前夕，在经历了几十场人山人海的招聘会无果，海投数百份的简历最终石沉大海后，李洪涛发现，曾经的就业观念多么地不符合实际。严峻的就业现实让李洪涛毅然放弃了当初北上的梦想，选择了回山东老家文登市发展。在老家县城，李洪涛轻易地拿到了某公司的offer。“基本工资1700元，管吃住”。李洪涛对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偶尔跟同事和朋友下下馆子、购置些衣物，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花销，每个月能省下1200元左右上交父母。工作两年后，在亲朋的资助下，他在县城中心买了85平方米的大房子，正式成为有房一族。“现在‘80后’不都讲究有房有车吗？接下来就是车子了。”李洪涛说，他看中了整体性能比较符合家庭标准的比亚迪F3。当被问及当年的大城市梦想，李洪涛说，“所谓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学生时代一个美丽的梦吧。在校期间可能不会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比如人才竞争和生活成本等”3。其实，像李洪涛这样放弃大城市梦想，回流中小城市发展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从这一典型事例不难看出导致高校毕业生出现类似“逆城市化”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 、大城市职位提供能力有限，大学生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生数量众多。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大学生难以实现自身原有的抱负。二、大城市生活消费水平太高，房价上涨过快，即使对于已经就业的学生而言也不堪重负。最近的电视剧《蜗居》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对于那些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三、中小城市现在发展良好，国家给予了大力扶持，能提供现代化的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四、在大城市智力过剩的同时中小城市面临着人才短缺问题，高校毕业生在择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五、在中小城市物价较低，高校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不是十分大，竞争相对小，等等。综合以上原因，最近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的社会现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的社会影响。对国家而言：一、它直接缓解了大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大城市人才已经趋于饱和，能够接纳的待业人员有限，势必产生很多失业人员，如果过多的人没有工作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知识的人员失业，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二、它给经济正在急速发展而人力资源短缺的中小城市带来了急需的知识分子，有利于人才分布均衡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据报道：清华大学首场2010年毕业生招聘会20日举办。来自重庆地区的近50余家重点单位携1200余个招聘岗位，另有141个博士后岗位以及133 个实习生岗位到清华引才。清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去京外就业已经成为清华学子的就业选择新趋势。2009年，清华就业的毕业生40％选择京外就业。一滴水见太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现象对当地引进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帮助。 三、它有利于改变社会对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的偏见，有利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人们过去是“唯大城市是从”，看不上中小城市。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或盲目崇拜，任其发展，对国家安定势必有不良影响。对个人而言：一、它有利于高校毕业生避免过于残酷的竞争，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下生活。二、它有利于高校毕业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正如一份数据显示：麦可思发布的《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在2008年“211”院校的毕业生中，在地级及以下城市的实际就业率高达44％。这是在有巨大的“蚁族”（待业的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社会中多么难得的就业率。 最后，我们看看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说到这，不得不强调一下在开头提到的一个观点：这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现实的无奈。即“回流”是否是大学生的本意？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回答是：不是。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唯有破除“回流”障碍才能让更多大学生愿意“回流”。只有让他们打心底里愿意回流，才能真正意义上的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而怎样才能让他们做到真心实意的“归顺”中小城市呢？这有几点我们应该做到：一、建立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工作环境。二、保证就业公平性。在早些年为什么更多大学生在面对选择大城市还是家乡的中小城市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城市就是因为在中小城市就业公平性得不到保障。其实,这样的就业潜规则问题不要说中小城市,就算是大城市也一样时时处处都存在。当然,这个就业公平问题,也不是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比如“国考”的公开性透明度在逐步提高,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给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三、国家还应该提供一些优惠和扶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在户籍、人才流动、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给他们保留充分“想象”的空间——如果在基层的发展不如预期,还是可以选择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概而言之,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更透明,更润滑,无论第一步选择在哪里工作,未来的发展空间都是一样的。此外，还要出台一些针对这些人群的福利政策和就业帮助政策。同时注意引入一定的竞争机制以发挥 “鲶鱼效应”，鼓励大学生回到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创业氛围，促进更多的大学生“回流”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四、其次就是劳动力价值不被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突出表现就是加班现象的异常严峻性。除了政府机关,大学生“回流”其实更多的出路还在于进企业、进工厂。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企业工厂都纷纷进驻到了中小城市。对于那些“没办法”进政府机关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多的选择还是在这些企业工厂里头。然而,加班现象异常严重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事实,当地监管部门碍于地方经济发展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两千块钱就买了个全劳动力——这自然很难吸引大学生“回流”,所以,要真正意义上让更多大学生“回流”就得解决中小城市加班严重的问题,还中小城市劳动力一个正常的生活空间。等等。做到以上几点，便能使高校毕业生更多的变成主动自愿的回流，最终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 综上，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有显而易见好的影响，只要我们认清它产生的原因，分清它的利弊，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便能使国家和个人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1.《中新社》 2《中国青年报社》 3 《腾讯网》
2008年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调查报告
2008年2月11——18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赴江西东北部东乡、余江、余干3个县、5个乡镇、52个村庄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农民个人、家庭、自然村、村委会、乡镇。既含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庄（往往是临近城镇的村庄），也包括非试点村庄。全面调查（对村领导进行系统访谈，并对每家每户进行上户全面调查）的村庄有招贤沅何村、河山村、桂家山村。其他村庄为部分抽查或个案抽查。调研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与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还通过对农民工的随机访谈调查了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等省区的新农村建设情况。
报告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
成绩：环境普遍得到改善
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公路、电、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村乡之间一般都连通了水泥公路，但村与村之间很多地方尚没有连通水泥公路。农村个人交通工具主要为自行车与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越来越普及。乡县之间全部有公交系统，但乡与乡之间尚无公交系统直接相连。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靠近城镇的农村有的也连通了宽带网络。
宗教组织发展迅速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村民自治基本实现；宗教组织发展迅速，特别是基督教组织，信教群众一般约占当地人口的3%——9%之间，不同村庄比例差异较大，有些家庭是全部信教。据调查，招贤沅何村人口数约为32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28人，有1个教堂。河山村委会约260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120人，有3个教堂。
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 经济建设方面，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大有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由木材、草、糠逐渐为电与燃气取代。农民全年总支出一般在万元以上，多则达30000——400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000—4000元之间，多则有达8000元以上，少的也有在1000元以下，甚至500元以下。农业人口中农民工比例高，农民外出打工比例一般占当地总人口的40%以上，占青壮年劳动力的70%以上，务农农民在农闲时一般也在当地打工，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纯粹靠务农收入的家庭已不多见。据调查，招贤沅何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1%，桂家山村为23%，河山村为50%多。往往离城镇越远，打工人口比例越高。打工的主要城市为上海、广东深圳、东莞、广州、福建厦门、泉州、浙江温州、宁波、义乌等地。打工的主要行业集中在建筑装潢、家电、纺织服装、酒店餐饮等。打工者月工资一般在1000——1500元左右。也有600——800元之间者，甚至500元以下者。也有农民在沿海城市自主创业，有的办公司，有的从事各种零售、家具制造、发艺与餐饮服务。自主创业者的收入一般年人均在2万元以上。
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 社会建设方面，住房条件大有改善，8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钢筋水泥砖头房，住房面积达到当地一般标准。普遍参与合作医疗，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低保制度基本建立，原五保户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农村老龄化尚不严重，一般以子女养老为主。据调查，河山村委会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约为8%，河山村为8.4%，桂家山村约为15%，招贤沅何村约为12.5%。政府对耕地实行补贴，每亩平均100元左右。
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 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民工普遍受到发达地区思想文化风气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生活有更乐观的预期。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有许多村庄达到100%，也有少数贫困村庄达标率极低，甚至只有10%左右。
生态系统逐渐恢复 生态建设方面，农村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人均耕地面积在0.8——2亩之间不等。由于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数量日益增多，也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就业工资较高，去沿海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也居高不下，致使农村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减轻，环境逐渐好转。
问题：存在“豆腐渣”工程
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整个村庄显得杂乱无序，严重影响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欠美观。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往往根据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产权建房，另一方面，土地批租时缺乏规划。清洁饮水严重缺乏，基本没有自来水，有自来水的地方自来水也没有经过科学净化，直接饮用的井水没有经过技术检测鉴定合格。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尚未完善，有的地方公路损坏极其严重，一方面在于缺乏日常维护与管理，另一方面直接与公路质量相关。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宽带网络极其有限。除家庭电视与体力劳动外，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欠缺。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等方面尚需加强。这次暴雪冻雨暴露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主要是新电线干大量折断，这一方面固然与本次恶劣天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对其质量是个严峻考验，暴露了其明显的质量不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定要注意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坚决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而不能再制造“豆腐渣”工程。
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除劳动力单向输出外，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不发达，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名存实亡。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经济建设方面，土地利用方式单一，一般以种植某种粮食作物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乡镇民营农业产业化企业数量有限，缺乏规模经营。青壮劳动力基本上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来源70——100%。
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欠缺 社会建设方面，除合作医疗、低保外，其他社会保障体制欠缺，如养老，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等。一胎计划生育达标率低，普遍生育在两胎以上。直接原因在于：养老保障主要依靠儿女，尤其是儿子。维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儿女打工。由于收入有限、观念限制与劳动力转移，家庭农业主要劳动力来源也主要靠儿女，而不是依靠雇佣。维持家族地位与势力也主要靠儿女数量多。由于法治不完善，保障家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靠儿女。还有养儿防老、多子多富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许多城市的社会保障不是直接与户口挂钩，而是与就业单位挂钩，因此，一些已转移出农村的农业人口由于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就业，生活极其困难，期待恢复农业户口，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现象。
文化娱乐单调贫乏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除看电视、打扑克、打麻将外，文化娱乐单调贫乏。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一般为初中，女性则为小学。义务教育流失率高，达标率低。原因在于：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依靠打工，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农村学生纷纷外出沿海打工。以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新农民培育缺乏，大部分外出农民工未经过专门培训，留在农村的农民更缺乏社会教育。消防意识淡漠，乱搭电线与违规使用电器与燃气现象比较严重，火灾隐患多。
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废物与污物处理欠缺，厕所建设不合理，没有良好的排污系统。生态农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生态经济不发达。
思路：新农村建设的六大误区
有人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四看树”，新农村建设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新农村建设与以前一再反复倡导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究竟有什么不同？
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般
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只能是重复以前一再倡导的乡村建设而已。
从这一思路看，新农村建设必须澄清以下六大误区。
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并不等于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用水、沼气、电力、燃气、通讯、网络、消防设施、住房、道路、桥梁、水利、农业机械、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端，而不是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功告成。
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国际开发机构、政府、企业部门的援助与救济，但它并不等于外来的援助与救济 农村资金与技术薄弱，外来的援助与救济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仅仅只能发挥协助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农村自身持续的成长活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只能是农村与农民本身。
新农村建设固然需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医疗、教育、养老、抚恤、转移就业等，都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之内，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风险因素就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但社会保障仅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安全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基础与保证。
新农村建设固然要提高农村大多数地区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它并不是以平均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建设 中国农村区域的地方资源特点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不能以同等的投资、技术、方法去进行建设，而应该在原有发展水平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资源与风情，建设富有地区特色的新农村，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单个村庄而言，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平均分配集体财富，而是按照集体与家庭（或个人）的双层经营模式，根据要素与效益进行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集体这一层次的分配收益，要留够集体自主发展的空间。
新农村建设不是农村与城市分别建设 不是要农村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农村永远成为农村，而是要农村更加紧密地与城镇结合互动，进一步融入城镇化的轨道，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
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而主要是保护、修复和改良农村生态环境 大规模地耗用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不断污染空气、河流、土壤，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经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观光农业）、服务经济。
对策：向着社会和谐化方向迈进
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在以下六个方面需要切实加强：
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使城乡基础设施差异不断缩小，使农村也能够较快地赶上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城镇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潮流。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清洁饮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文化娱乐健康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步伐。
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要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着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管理规范化制度、城乡市场一体化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态安全监督与风险评估制度，农村环境责任制度与保洁制度，文化教育技术创新制度，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必须在农村构建包含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人力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制度。稳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渐进地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健全农民自组织化的制度，维护农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改良并发展以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承担风险、合作收益为基础的农村各项合作制度。有序建设城乡一体、互助、联动的城乡和谐融合制度。健全有关法律与管理制度，切实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设以引导和服务农民为职责，而不是以创业赢利为目标的新型乡政府。
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 经济建设方面，要使农业向着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公司化、多样化、科技化、生态化、绿色化、服务化、自主合作化的方向迈进。大力发展节水节能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
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 社会建设方面，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进一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推进老龄、孤儿、贫困与意外方面的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对农民工要普遍推行综合保险，包括劳动保险、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条件的城市，要有序地不断地使长期在该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
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娱乐健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完成与达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社会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八荣八耻观、生态文明观引领新农民培育，大力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积极推进传统道德的科学化、规范化、合法化与现代化。从观念变迁看，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面向市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对农民的一场思想、行为与文明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政府及有关开发机构不仅要传授农民各种实用的知识与技能，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知识及其技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尤其要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与创业意识、法律与维权意识、风险与安全意识、生态与社会意识，使新农村建设普遍成为现代文明对农村的洗礼，真正使农村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
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在农业生态经济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科学使用农药与化肥，加强食品生产的检查与监督；在生态农村发展方面，要积极推进生态村落与绿色家园建设，全面推进农村保洁制度建设。
1,人口高度密集；2，追求宁静的田园生活；3，农村经济相对变好。
一、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历史回顾
从1949年到1978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较大突破，但城市化进程却相对滞后。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仅由10.6％发展到17.9％。[1]有学者认为，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了至少约17％。[2]当代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和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固然是导致城市化进程受阻的原因所在，但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频繁地由城市向乡村迁移也是造成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人员构成上看，自建国初便开始出现，并于1960年代以后迅速扩大且长期延续的当代中国逆城市化主要是由四部分人员构成：一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遣返回原籍。建国之初便有大量流入城市避难的乡村人口被遣返，仅1950年人民政府就及时动员和组织了16.5万原籍在农村的失业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3]1960年以后，“大跃进”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使此前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据统计，1961—1964年全国被精简的2500多万城镇人口中，约有1000多万为新近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4]二是城市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解放初。凋敝的城市经济难以容纳过多的城市人口，因而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城市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就业。据统计，到1949年8月，解放较早的北京已有近20万人口被分散到周围农村[5]，其他国内大城市也都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疏散。1955—1956年，人民政府又继续组织了一批城镇失业、无业人员下乡插社或去农场开荒生产。据北京等六市二省的统计，失业人员下乡插社和插场的，连同家属一共有86万人。[6]三是城市的知识青年。自1956年开始在少数几个城市进行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试点之后，从1962年起，大规模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活动便广泛开展。据统计，从1962年到1979年末，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人。[7]四是城市的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在解放后多次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每次运动之后总有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仅1957年、1959年两次反右斗争中，就有数十万右派或右倾的人连同其家属一起被迁往边远落后地区或其原籍进行改造。据估计，全国先后到农村劳动、落户的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在2000万人以上。[8]
从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看，受大量人口外迁的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紧缩是中国各主要大城市都曾出现过的现象。以上海为例，从1967—1977年的10年间，尽管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一直未曾停止，但城市人口的总体规模反而减少16.88万人。[9]与此同时，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普遍萎缩。根据1955年规定的设市标准，到1964年底，全国只有建制市168个，比1961年减少36个市。[10]镇的萎缩更为普遍，仅1961—1964年的3年间，全国建制镇便从4429个减少到2877个。据统计，1954—1957年，市与镇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61.89∶38.11，而到1983年，这一比例已下降为68.28∶31.72.[11]尤其是从1961年到1964年的4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净迁出4369万人，直接导致农业人口在中国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73.83％上升至1964年的80.15％。[12]
大规模而又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导致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据估算，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累计5200多万，占城镇人口净增总数的66％[13]，自然增长在全国城镇人口增长中起了最主要作用，而本应随工业化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械人口增长反倒成为次要的因素。
二、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原因及特征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大规模而又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是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之下所选择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因而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既有其发生的历史基础，又有其出现的现实根源。
新中国成立初，在被迫采取“一边倒”国际政策的前提下，中国走上了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使中国工业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基本国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从“一五”至“五五”期间，轻工业在国家建设投资比重中始终未超过7％，而重工业除“一五”期间为36.1％以外，其他时间都一直在45％以上，“二五”期间甚至高达54％。[14]另据测算，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轻工业为257人，而重工业为94人，约为轻工业的1／3.[15]因此，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造成资本形成要素中短缺的资金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排斥，从而严重制约了城市工业发展吸纳劳动力的潜力。
在大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国家在这一时期还有意识地限制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趋于停滞、萎缩。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95.7个，1978年下降到13个。在全部职工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也从1952年的60.2％下降到1978年的36.7％。[16]这便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城市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和轻工业、第三产业的滞后是导致建国后中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建国30年的时间里长期滞后的农业经济也难以承担过多的城市人口。为发展重工业，中国在农业方面的投资长期不足，除1963—1965年农业基建投资在国家的基建投资中达到17％以外，其余时间都在10％左右。[17]与此同时，在从1952—1986年30多年间，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农业为国家缴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所创产值的18.5％。[18]对农业投资过少而抽取过多直接导致农业因丧失自我积累能力而难以获得较大发展。据测算，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458.8亿元，仅比1952年增长1.3倍。[19]农业生产的落后使有限的粮食产量难以养活过多城市人口，因而一旦城市人口增加到商品粮难以满足需要时，中国便会出现逆城市化的浪潮。这在1959年粮食紧张以后的1960—1964年的人员精简和1972年“三突破”之后的1973年再次大规模人员精简、知青下乡等两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格外明显。因此，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
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不仅仅取决于粮食生产与城市人口需要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也与建国后中国经济的起伏性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经济极为落后的背景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迅速地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从领导人到一般民众都普遍存在着迫切的发展心态。在“赶超”心理的驱使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运动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其中尤以1958年的“大跃进”最为典型。在“大跃进”中，为使“钢铁翻翻”和“万马奔腾”，全国各地都大办工业。其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工厂数量都出现成倍的增长，从而造成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假象。因此，在1959、1960两年城市工矿企业新增劳动力约2000万人，其中约一半都来自农村。但是，脱离现实的盲目发展最终未能持久，从1960年开始，中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停建、缓建了大批建设项目，许多企业被迫下马，不得不把新调入的近1000多万劳动力精简回农村，从而在3年中形成了2000万人的城乡往返大流动。
城市人口的持续外迁也是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持续外迁是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增长所能容纳劳动力有限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解放后，国家采取了鼓励人口生产的政策，而生活条件与卫生条件的改善又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1950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到1958年，中国共出生了1.87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80万人。这一时期新生的人口分别在1966年到1974年达到劳动年龄。[20]1966年以后出现的就业高峰期间，由于城市难以实现新增适龄人口的全部就业，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大量地迁往农村。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65—1976年的12年间中国城市几乎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口净迁出的原因所在。
除以上两点外，当代中国逆城市化还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1949年以后国家为保障重工业化发展而采取的包括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户籍制度、粮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都使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1952年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为62元，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为148元，后者为前者的2.39倍。而到1978年，这一差距又扩大为2.9倍（分别为132元和383元）。[21]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除对农村人口形成强大诱惑力外，也使城市人口或已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极不愿离开城市。为此，国家为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除了广泛宣传动员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如196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便规定：“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严禁虚报冒领和营私舞弊”。[22]而后来的干部、教师及职工等“右派”的下放更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在国家的计划安排下强制完成的，尽管“强行是隐在幕后的”。[23]当然，逆城市化仅仅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因为作为一个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国家，城市化必然是建国后30年里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主流趋势。事实上，就在逆城市化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同时，城市化仍在持续发生，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也始终是与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比如，1966—1976年的10年间，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人的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到农村的同时，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其中，1962年以来下乡的1700余万人中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途径调离农村的人数约1000万。总计同一时期返回或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的净迁出仅约500余万人。[24]这种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交织进行便构成了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独特经历。
三、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作用与影响
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萎缩、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过快以及国家经济发展长期波动起伏等综合背景之下发生的，因而国家实施城乡人口逆向迁移的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对城市，而且也对农村产生了一系列既具积极性又具消极性的作用与影响，并且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对于城市来讲，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大量人口的离开城市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包括粮油供给、社会保障在内的经济负担，使城市经济得以通过高投资、高积累的方式持续发展，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中国的城市经济仍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同时，也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由“过度城市化”而引发的高失业率、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和城市贫民窟泛滥等社会问题。就具体影响而言，城市职工的大量精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58年以后所出现的人浮于事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势头，如1966年全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达到10156元，比1957年提高60％，比1959年提高88.6％。[25]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精简和职工工资、商品粮销售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留在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正如1963年3月3日中央精简小组、国家计委、劳动部所发《关于继续完成精减任务和调整工资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减少大量职工后，国家得以拿出一部分钱来调整职工的工资，并且扩大计件工资的范围，整顿和改进奖励制度、津贴制度。[26]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亦对城市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除表现为大量年青劳动力迁往农村之后所出现的城市职工老化以及家庭人口长期分离所造成的系列家庭问题之外，更集中地表现为“文革”结束后，大量人口的返城导致城镇待业人员于1979年时出现“爆炸性积累”。据统计，当时城市共有总数达1500万的待业人口需要就业安置。[27]由于在很短的时间里难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安排就业，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成为一个关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社会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如果说这种逆城市化对于城市的作用利弊兼具的话，那么大量人口被疏散入农村对农村所造成的影响同样具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从逆城市化的初衷而言，人口由城市向乡村迁移具有明显的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目的，而且直到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目的都没有发生改变。但是，这一行为的发生在农村却并非没有其现实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便是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社会背景的。农业的合作化为农业生产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当时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城市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人口的移入确实有助于集体化管理的需要。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他号召：“一个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8]
除此而外，大量人口的迁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主要依靠人力的增加来推动发展的农业来讲，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除了有助于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实现以外，也有利于通过单位劳动力的投入而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迁入也为农村带来了一定数额的资金。据统计，从1962—1979年末，国家财政累计为下乡知识青年划拨包括插队补助等安置费在内的拨款75.4亿元。[29]而知青的安置经费又常常成为基层单位购置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或用作其他投资的重要经费来源，[30]这对于缺乏资金投入的农村来讲，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下放的机关干部、教师、技术人员和城镇知识青年也为农村带来了知识与技术，比如，20世纪60年代有很多上海回乡人员中以其知识、技术而被选为大队、生产队干部，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不少生产队的落后面貌，被生产队的社员们称赞为“来个好当家”[31].这对于改善农村生产技术水平和发展社队企业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当然，大量人口的迁入也给农村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中国人口的增加，明清以来中国的农村便开始陷入农业劳动力投入过多而带来边际生产率递减的“高水平平衡陷阱”[32]，建国之初随着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变而出现的农业生产的繁荣实际上仅仅是中国农业中传统生产力释放的结果。因此，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的农业并未因解放而打破“高水平平衡陷阱”，而建国后失控的人口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过速使农村人口过剩的危机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派遣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下放’运动，只是使乡村地区就业不充分问题复杂化”[33].一方面，新迁入的城市人口挤占了农村人口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因为在最初的安置经费用完之后，他们的一切生活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尤其是在开垦较早、而且传统农业经济早已非常成熟的地区这种挤占更为明显，从而激化了农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大量城市人口的迁入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累，在产出十分有限的前提下，农村基层单位势必只能按人口分配生活资料，从而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普遍产生的“大锅饭”现象使农业边际生产率进一步降低。
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农民的普遍贫困在制约国家工业化决心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城市迁入农村的人口和农民都对城市生活抱有过多的期望。这种期望最终导致“文革”结束后城市人口毫不犹豫地集体返迁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以及从8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的汹涌“民工潮”的出现这三次具有明显补偿性的城市化浪潮。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文章作者：邱国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