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新常态概念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表述，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经济的新常态也必然反映到社会形势上。”本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说。
在社科院当日召开的“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新常态”成了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词汇。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城市化一般指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城市用地规模扩大。主要标志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一些大城市中心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迁往更外围的小城镇和乡村，整个都市区人口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区别：城市化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逆城市化为人口从城市向乡村迁移。
联系：逆城市化不是历史倒退，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必然会产生逆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