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从18世纪开始，因为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女人在法律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女性主义运动根植于西方，特别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的运动则起源于1848年，美国纽约州塞内卡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WSPU），目标为揭露英国社会里制度化的性别歧视。她们的某些抗议方式，特别是在财物损坏上，违反当时法规，导致成员们重复进出牢狱，这因此引发成员们进行绝食抗议。当时对绝食者的强制喂食方法反而让这些成员病得很严重，使得当时法律体制的残暴受到社会关注，也因此让她们的诉求受到更多重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政府推出了俗称的《猫捉老鼠法案》（The Cat and Mouse Act），允许绝食到有生命危险程度的妇女暂时出狱，以后再把她们逮捕回去。其他值得注意的19世纪女性主义者包括艾玛·葛德曼 (Emma Goldman), 伊丽莎白·凯第·史丹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 和玛格丽特·桑格 (Margaret Sanger)。阿拉伯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则有埃及法学家卡西姆·阿敏 (Qasim Amin)。阿敏是阿拉伯女性主义运动之父，他在1899年写了开拓性的书，《女性解放》(Tahrir al-Mar'a) 。阿敏批判当时的社会习俗，例如多妻制，面纱、或隔离女性制度，谴责这些习俗不符合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他的作品对伊斯兰与回教世界的妇女政治运动有巨大的影响，直到今日还被引用。不过，比较不为人知的是那些在阿敏之前，就已经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他们的社会提出批判的女性。埃及的女性出版打从1892年第一期出刊，就开始提倡类似的主张。而且，比这更早上十多年，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的男男女女就已经在阅读欧洲的女性主义杂志，甚至在一般的出版媒体上讨论这些议题与中东世界的相关性。
一、中国真的有女权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近日在个人公众号撰写了“中国真的有女权吗？”一文。他提到，“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似乎正在被围剿”，可见其并非认为中国没有女权，而是看到了太多歧视女性的现象，令他感慨中国女权的能量之小。发布短短几日，这则短文的阅读量已超过两万，这再次说明今日中国之女权虽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女权？中国女权状况如何？真的到了该让大众了解的时候了。
细细品味张鸣教授的文章，虽然有些观点有待商榷，但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为女权说话，是看不惯世界到了今日，歧视女性的事还彼彼皆是。文中列举的歧视女性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女权主义者确实在这些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虽然无法立刻改变现状，但对社会确有触动，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的现状并非没有希望改善，只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张鸣说：“这么多年来，（就业歧视）又见过几起相关的诉讼呢？众多被歧视的女性，面对用人单位的明里暗里不接受女性的先决条件，都选择忍了，掉头他去。”但近年确实出现了一些针对就业歧视的诉讼，这些行动正是女权主义的行为。如2015年马户诉中国邮政就业性别歧视，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北京邮政对马户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马户获胜，获赔2000元。马户还致信千位人大代表要平等就业选择权。2016年广州女生高晓诉“惠食佳”拒绝雇佣女性，一审法院判定“惠食佳”就业性别歧视，高晓获胜，获赔2000元。多年来，众多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因为害怕耗时费钱还不一定能获胜而放弃诉讼，但马户和高晓的案例证明，只要你有确凿证据，诉讼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能够获胜的。而对于那些不再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的歧视语言写上广告，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歧视女性的用人单位，既需要那些受到就业歧视的女性要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也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有力的政策和全社会的监督。女权主义为此付出了很多实际的努力。
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在杭州启动了每年一度的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参与的企业率先承诺自己的企业招工时绝对不会出现性别歧视。为了进一步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女权主义群体的倡议下，2016年，九地女青年向全国112所211高校发出倡议书，要求高校就进入高校招聘的企业的就业性别歧视言行进行监察，将那些具有就业性别歧视言行的单位拒之高校门外，有一半高校回复：他们会严格把关。就是在这几天，一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专门监察那些就业歧视的招聘广告和事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举报。
有关招生中的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也多有行动。有些学校的有些专业，因为女生人数多于男生，就提高女生分数线，这是不公平的做法，女权主义者向这些学校寄去公开信问责。2015年，福建省实施男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这种免费政策将女生排除在外，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联合发布《2016年中国免费师范教育性别歧视报告》，叫停这种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近些年来，女权主义者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行动，哪里有损害女性权益的事情发生，那里就有女权主义者抗争的身影。网络、新闻常常报道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广州女青年张累累向325位广东人大代表提交关于防止公交车性骚扰建议书，呼吁建立公交反性骚扰机制；南方日报男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新媒体女性联合各女权者跟进，收集网上800人签名，到南方日报门口举牌，呼吁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海南万宁一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就有民间女权主义者举牌抗议，甚至有女教授为引起社会关注而裸露上身抗议。
女权主义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促成《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多领域专业女权主义人士为反对家庭暴力而结成联盟，在2003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提交为反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的建议，附带一部完整的专家建议稿。这个议题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防治的诉求聚焦到专门立法，从那时起，立法既是目标，也是载体。围绕着这个倡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和试点。一桩桩典型个案，也被用来证明立法的必要性，发声从未间断，就是在这样公众意识不断提升、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被从民间推上国家议程。
这部法律的出台耗时十多年之久，从2003年起，每到联合国国际反暴力日女权主义者们都会进行宣传，平时也会开展研讨会，跟进各种个案，在大学及社区进行反家暴立法宣传，十年如一日。在很多其他女性议题上，她们也是这样长期、不懈、辛劳、细致和乐观地推进着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但她们的付出很多时候并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
女权主义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件事件是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微信群吐槽春晚各种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发起万人签署行动，最后向广电总局寄送举报信，抗议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正是从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开始，才有了这两年网友对春晚的吐槽式监督。也正是从“女权战春晚”开始，女权主义者发现，中国潜在的女权主义者人数是无法估计的。
那些遇到性别议题蜂拥而上的网络女权主义者也不可小觑。广大年轻女性是中国社会实现性别平等的希望，千千万万青年的觉醒，就是女权的未来。虽然社会上存在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甚至男权思想似乎有回潮的倾向，但女性的普遍觉醒、社会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看了这些，你还能说中国没有女权吗？
二、中国女权三十年
今日中国女权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酝酿三十年后的水到渠成。女权，可以分作两部分理解，一是女权主义者在争取女性权益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一是女权的实际成果。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也许革命尚未成功，但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发生。
中国的女权不像西方的女权那样，有过浩浩荡荡的全社会运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长达几十年并成果显著的对父权制性别文化的批判、改造与重构。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多不胜数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上，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有任何歧视妇女言行成为。试想在美国社会中，如果教授说“招生要看胸”、“女性应该花更多时间打扮自己”，肯定是要被“下课”的。2005年，哈佛校长萨默斯说，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功几率小是因为男女先天性别差异，引起师生抗议最后被迫辞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努力促使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尊重女性、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女权萌芽、成长、壮大所依赖的资源毋庸置疑是来自西方。
改革开放前，作为中国的女性，我们完全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祖母们是读过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等书籍，更不知道西方有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第二性》等著作。熟知“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我们完全没有社会性别观念与视角（改革开放前女性政治参与度并不高），也没有接触过全面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
最初，几位赴美留学的女学生，在做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术语与词汇介绍给中国。后来一些到美国学习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留学生，开始把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女性的崛起》）。她们与中国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里应外合，开始了女权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继之对中国的老师与学生进行女权主义理论的培训，女权主义思想就这样开始进入中国的视野。
改革开放后，不仅许多女权主义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而且许多大学成立了“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女权主义思想通过高校教育传播开来，此后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学生们像种子一样开始零零落落地撒向各个领域，那时虽人数有限，但可谓星星之火。1990年代后，女性学教材逐渐增多，至此女权主义的各个学科得以建立，或者说各个学科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可以说，女权主义者是从高校走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女权主义总是和高校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世妇会于中国女性主义者们犹如甘露，受到启发的她们兴奋莫名、奔走相告。她们摩拳擦掌，充满高涨的工作热情，想为女性争取权益，成立了一些妇女组织与妇女民间组织。在这一背景下，郭建梅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冯媛等女记者在北京女记者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妇女检测传媒网络”。《中国妇女报》等有性别意识的报纸开始刊登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以及各种女性话题讨论。女权主义在媒体与社会上开始传播，女权主义从校园走向社会。
此后，供女权主义自我成长与学术讨论的各种学习小组、沙龙、培训开始形成。女权主义杂志《中国女性文化》、《女性主义》等也开始创办。各个高校的“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以及妇女研究所等则开展了妇女问题的各种研究，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各个学科、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数据依据，也为开展争取妇女权益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从新世纪以来有关女权主义或用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之多，就可以看出女权主义在学界的蔚然成风。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诸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反家暴网”、“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女权之声”公众号、“网易女人”等等，使女权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鉴于女权主义仍然未能为社会大众熟知的现实，女权主义者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例如妇女组织“一元公社”，全年不间断地面向全社会的所有人群开展女权活动，勇敢的女权行动派小伙伴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至此，学界、传媒界、妇女组织、妇女民间NGO、个体女权者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网络，女权主义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即便女权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力量还是不够，也许行动是最有力的方式。于是在大约五年前，女性行动派成为女权最具生命力的队伍。当一个新的女权议题出现，当女性受侵害事件暴光，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就举牌抗议，这确实扩大了社会对女权议题与行动的关注，女权的影响越来越大，开始走向大众。
上述即是女权大略的简史，中国有女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位女权中坚人士在她的“辞旧迎新2016”中写道：从离开学校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为女权从青丝到花发。（文/张红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