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时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
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立场及其活动，仅仅从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会得出康有为是民国初年“少有的爱国主义者”与“关心社会进步与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但历史的真情却恰恰不然。康有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袁世凯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策划复辟帝制是一种逆行，那么，康有为此时醉心于尊孔复古、支持帝制复辟，也不会具有进步性和爱国精神。毒草在袁世凯身上是毒草，在康有为身上也不会变成鲜花，这是由毒草的本质所决定的。由此也使笔者不能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思考。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这样的人值得后人借鉴。我们在考察、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本着历史的态度，进行客观、科学、具体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简单化。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揭示历史的真相。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www.nIUbb.net)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 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 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 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 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 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 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