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
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
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
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
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
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
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骗或陷阱。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
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
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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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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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