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享受读书的乐趣.书让我们找到一个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它永远不会抛弃你,也不会背叛你.无论我们是在欢乐或痛苦中,还是在寂寞或彷徨时,书总会静静地伴在我的身边,分享我们的喜悦,抚慰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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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让我告别了平庸.古人有“不读诗,无以言”,今人有“不读书,何以言”的论调.确实是这样,读书可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情感,提高我的阅历,自然也就与平庸绝缘.读书可以让我发觉世界的精彩与生活的美好；读书可以让我在阅读中相互融合,而又相互分离.这就是一种快乐,一种沟通的快乐.无论在清晨,还是在黄昏,手捧一本泛着清香的书,坐在沁着凉意的草地上,让碎碎的阳光懒懒地撒在身上,然后在青草与阳光的味道中,用长着触角的心灵抚摸和领略书中的奥秘,领略在其他地方领略不到的快乐与安谧,充实着平乏的大脑.书真的让我告别了平庸.
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如他所言做成一个人呢？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风与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他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观其一生，他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劳作，心血浇灌，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而且把梁氏家风与家教传给了下一代。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谢国桢曾在梁家任教，他对梁氏的家风家教羡慕到极点，常和同学们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无论如何，梁启超的为父之道和家风家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效法的。
做人，肯定要做到善良。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父母也从小这样教育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故意向一条小道扔小石头。虽然小道又窄又偏僻，爸爸看见了，急忙上前制止了我，并教育我道：“怎么能这样子呢？”“怎么了……”我感到爸爸在生气，但又委屈地说。“你这样可能会让骑车的人摔倒，这等于是在陷害别人！”爸爸激动地说着，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看到我好像意识到了错误，爸爸的口气缓和下来了，继续说：“儿子，你应该还记得去年摔倒的痛吧？骑车摔倒比那样还痛！”我下意识地捂了捂左手，那道伤，令我难忘。这时，爸爸变得和往日那般慈祥，道：“快把那些小石子捡起来吧。”“好！”
一个教训，让我知道，我应该小心地做每一个细节，我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伤害到他人。
当人，做人还要守时，虽然妈妈没有给我讲这个道理，但却总是用行动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和别人约定出行时间时，妈妈总是要提早几分钟到达。她说，这样，才不会让别人等我们。有一次，我还戏谑道“宁教我等天下人，休教天下人等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学着妈妈，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父母的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优秀的品质，就是从中培养起来的。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它让我从中养成了许多好品质，这样的家风，值得传扬！
好家风伴我成长作文
【篇一：好家风伴我成长】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
——题记
孝顺之风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从小，爷爷奶奶就时常教导我，要我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起初，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偶尔还会和父母顶嘴。后来，我渐渐发现父母和爷爷奶奶说话总是一种温和的语气，从不对他们大喊大叫，也从不和他们顶嘴；吃饭时，父母也会让爷爷奶奶先入座，而他们则总是最后坐。爷爷奶奶生病时，父母会抛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回家陪在爷爷奶奶身边，给予他们温暖的关怀……父母为我做了表率。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我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孝顺的孩子。
少年强则国强 现今，灾区的孩子们早已擦干眼泪，带着伤痕毅然走进帐篷学校，“安心学习，立德成才，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是他们的肺腑之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先生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崭新的诠释。 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为充分反映灾区少年儿童在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的沉着镇定、临危不惧、勇于救人的高尚品质，用他们的感人事迹激励全国广大未成年人奋发向上、健康成长，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决定评选表彰一批“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当无情的灾难袭来，灾区那些稚嫩的生命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谁曾想，在灾难面前，他们竟然挺起了幼小的脊梁，让我们看到了不幸之中的大幸。他们的英雄气概、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无论对孩子还是成人都有深刻教育意义。他们无私无畏，智慧勇敢，舍己救人；那种对亡的藐视，对险境的淡定，对他人的无私，对逆境的坚强，对生活的热情，对关爱的感恩，让人刮目相看，令人肃然起敬，感动了全国亿万人民。 我们感动于灾区少年的坚强和英勇。在这场灾害中，灾区的少年儿童经受了巨大的伤痛和磨难，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超常的勇气和力量。女学生高莹双腿都断了，双手也被砸伤，不仅一直没哭，还一边微笑，对大家说“要勇敢”。灾害来临之际，中学生雷楚年在2分钟内，两次返回教室，带领7名同学脱险。12岁的女生廖桐，本可以自己迅速逃生，但看到班里惊慌的女生，就果断地叫大家跟她跑，安全带出十余名女生。 我们感动于灾区少年的智慧和乐观。很多幸存的孩子，在自救和互救上表现了惊人的智慧，在等待救援和获救后表现出罕见的乐观。他们知道保持清醒，用歌声驱赶恐怖、伤痛和困倦；他们懂得保持体力，用团结、友爱和鼓励支撑生命。小女孩邓清清被救出时，还在废墟里打着手电筒看书；被困废墟80小时的男生薛枭，被救出来后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这句话逗乐了电视机前很多悲伤的中国人。 我们感动于灾区少年的仁爱和感恩。女生马小凤和男生薛枭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营救人员发现薛枭受伤严重些，但薛枭坚持说“先救她”，而马小凤则说“不，先救他，他的伤势比较重”。这种仁爱之心让救援人员为之动容。3岁的小男孩郎铮被救出后，艰难地举起还能动弹的右手，朝救出他的武警官兵敬礼。一些逃过劫难的孩子，在路边向前来救援的人们致谢，有的甚至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贡献出他们微薄的力量。 苦难是良师，逆境出人才。现今，灾区的孩子们早已擦干眼泪，带着伤痕毅然走进帐篷学校，“安心学习，立德成才，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是他们的肺腑之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先生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崭新的诠释。这些坚强而可爱的孩子，让我们看到了灾区的希望，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英雄少年，时代骄子。让我们向这些少年英雄致敬，并伸出我们热情有力的双手，共同托举起祖国明天的太阳！ 2.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一闭上眼睛，我就反复的想：我可以舒服的躺在床上，吃饱喝足盖着被子睡觉，可就在几千公里之外，就在同时同刻，很多人正在被冰冷沉重的楼板和砖头压着，在残垣断壁的缝隙中挣扎着，他们的心或许正在慢慢绝望，或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苦苦等待着救援人员。。。我不知道那种自己动弹不得，疼痛和寒冷一并袭来，只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心情有多么的难受！！！ 地震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人类是多么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就那么几秒钟， 一切都完了！美丽的家园变成残垣断壁，几十年盖出的城市变得面目全非，活泼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曾经的欢声笑语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喊。。。 但我们一定要坚信，这次灾难会很快过去，请相信：我们有为了护住4个孩子，而用自己坚强的身躯抵抗坚硬楼板的谭千秋！我们有不顾自己性命安危，为了多救几个学生而跪下的英雄！我们有救扶伤，即使失去了亲人还坚持在前线的白衣天使，我们有纷纷捋起袖子，伸出手臂，为灾区献血的人民。。。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将爱心凝聚，我们就会变得强大而不可战胜！我不知道奥运年的中华大地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但我相信灾难不会将我们摧垮，一次又一次袭来的灾难只能使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别害怕，我就站在你身边，看黑夜无法吞没黎明的天！"
导语：一个人的家教是很重要的，影响到孩子以后个人的发展。所以那些关于家庭教育的小故事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了解一下。下面是有关家教的名人小故事，欢迎阅读：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幼学·家教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礼记·大学》儒家主张的治国，齐家，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件事，一个人的家教不好，而又能教人的，没有这回事。
●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妇女怀胎三月，出居别的地方，眼不看邪恶的东西，耳不听胡乱的东西，说话、饮食用礼义来节制。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专利:集中，散逸:分散。这是颜之推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
●教妇初来，教儿婴孩。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要教导媳妇最好在初入门，要教好儿子最好在孩提时。
●天下之本在家。
汉·荀悦《申鉴·政体》天下的根基在于家庭。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唐·韩愈《师说》如果爱护自己的孩子，那就要选择老师来教育他。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清·梁启超《论幼学》人生百年，建树立足在于幼年所受的教育。
●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
宋·林逋《省心录》孩提:幼儿。善于教育儿女的人，必须从小做起。
●强国之基在养蒙，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于人上。
清·林纾《闽中新乐府》养蒙:教育、启蒙。
●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
《大戴礼记·保傅》年轻时养成的习性如天然生成的一样，一旦成为习惯就不易改变了。这里指出抓年轻时的教育对于后来的成长极为重要。
●人材之成，自儿童起。
清·陈宏谋《<养正遗规>序》起:开始
●居身务其俭朴,教子要有义方.
清·朱柏庐《治家格言》居身:对自身生活行为的操守。义方:道义和思想行为的一定标准。
●爱子教之以义方。
《左传·隐公三年》慈爱子女，要教育他们行事应遵守的规矩法度。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
明·方孝孺《行善戒》犹:仍然。意指疼爱儿女但不能忽视教育。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战国策·赵策》父母爱子女，就得替子女作长远的打算。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资治通鉴》道:道义，正道。适:正是。不从道义上爱护一个人，正是害了他。
●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
《荀子·大略》君子对于自己的子女，喜爱他们而不表现在脸上，使唤他们而不优以辞色，用道理诱导他们而不强制压服。
●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以财。
汉·王符《潜夫论·遏利》贤明的人和有识之士教育子孙，总是勉励他们立志，而不是教以花言巧语;劝导他们正直，而不是从事奸诈;示范他们俭约，而不是示范以奢侈;赠送他们以训诫，而不是赠送以财产。
●童蒙无先入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枣故养正当于蒙。
明·王延相《雅述·上篇》 蒙:无知。童蒙，指儿童无知的时期。
●今教童子枣则宜诱之诗以发其意志，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明·王守仁《训蒙大意》讽:劝告。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明·王守仁《训蒙大意》不能已:不会停止。
●教子工夫，第一在齐家，第二在择师。
明·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齐:整治。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贤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
清·张履祥《训子语》童稚:年幼时期。异日:日后。
●至乐无如读书，至安无如教子。
《史曲·愿体集》至:最。
●爱之必以其道。
清·郑燮《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爱惜子女必须讲究方法。
●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成:成才。要想成就功业，必须家里有好的父兄，外有严格的师友。
●教子须是以身率先。
明·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教导儿子必须自己带头去做。
●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
清·张履祥《愿学记》人们都想教好子女，但不懂得从我做起，这真大惑不解了。
●子弟教不率从，必是教之不尽其道，为父兄师长者，但当反求诸已，未可全责子弟也。
清·张履祥《备忘一》率从:服从。反求诸己:自己要反思。
●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
《韩非子·外储说》做母亲的欺骗儿子，做儿子的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家教还成什么样子。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威严:既有使人敬畏的气魄而又严格要求。慈:仁爱。畏慎:敬畏而谨慎。
●人以孝悌忠信是教，家惟礼义廉耻是尚。
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23回为人应教以孝悌忠信的道理，治家应崇尚礼义廉耻的风气。
●贤母使子贤也。
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贤良的母亲会教育孩子学好。
●子孙若贤，不待多富;若其不贤，则多以征怨。
汉·王符《潜夫论·遏利》子孙如果是有才德的，不须财富多;如果他们没有才德，财富多了反而会招来怨恨。
●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如果对子女偏颇宠爱，看来虽是优待他们，实际上是更危害他们。
●无药可延卿相寿，有钱难子孙贤。
元·〈冤家债主·梆子》延:延长。卿:古代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称谓，朋友、夫妇也以“卿”为爱称。贤:德行好，也指多才。
●父否母然，子无适从。
宋·宋祁《杂说》 否:不是这样。然:是这样。意即在教育子女上，父母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子女就无适从，教育效果就很差。
●慈母有败子，小不也。
汉·桓宽《盐铁论·周秦》仁慈的母亲出了败家子，原因是从小就不严加管教。
●爱之太殷恩，忧之太勤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
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宠爱得太过分，操心得太多，枣虽说是爱护它，其实是伤害它;虽说是操心它，其实是恨它。
●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没有不败。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注》对子女的宠爱和骄纵正是害了他们。
●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
汉·傅干《皇后箴》祸患不产生于自己所憎恨的人，而常常产生于自己所宠爱的人。
●打是疼，骂是爱。
《醒世姻缘注》指有时候的打骂，实际上是疼爱。
●恨铁不成钢。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96回借代对所期望的人不争气感到焦急不满。
●父刚母柔，教养道合。
清·王夫之《周易内传》父刚:父亲刚严。母柔:母亲宽柔。
●努笞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
北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家中没有怒责和鞭打，那么孩子的过错就出现。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宋·王应麟《三字经》苟不教，性乃迁:如果不加教导，性情就会变化。
●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苏氏家语》孔子家的儿子不挨骂，曾子家的儿子不耍脾气，这是家庭善于教育的结果。
●我教子，惟一经。勤有益，劝无功。
宋·王应麟《三字经》我教育儿子的，就靠一本经书。勤奋才有所成就，只知游玩儿戏是没有益处的。
●遗子黄金宝，如何教一经。
《神童诗》留给子孙金银财宝，不如教他们熟读经书。
善教·利导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要，人焉庚哉!
《论语·为政》看看他的动作、行为、观察他处理经手的事情，细审他的习性和存心，那么他什么都显露出来了。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讲高深的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就不能讲过于高深的学问。说明教学要因材施教。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
《礼记·学记》善于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人，象敲钟一样:轻轻地敲就小声响;重重地敲就大声响。比喻回答问题要难易适度。
●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礼记·学记》悖:背理。佛:通“弗”，不。“佛”，又作“拂”，相逆的意思。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
《孟子·尽心上》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如及时雨沾溉万物，有成全道德品质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习的。
●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
晋·葛洪《抱朴子·喻蔽》用针灸治病因不同的病而针不同的穴位，喻孔子教人亦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论语》问同而答异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观人之所问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指出《论语》中之所以所问相同而回答不同，是因人施教。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人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人者。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各因其材:意为都能因材施教。
●教学之法，本于人性。
宋·欧阳修《吉州学记》教学的方法，要依据各人的个性。
●戒之以祸，不若喻之以理;喻之以理，不若悟之以心。
宋·吕祖谦《东莱博义》用祸福来告戒别人警惕，不如用道理来说服教育，使之从思想上明白道理。
●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
宋·欧阳修《夫子罕言利命仁论》思想迟滞的人诱导他使他通达，愚蒙不懂的人开导他使他明了。
●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
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圣人的道理，精深与浅显在本质 上是一致的，但在施行教育的时候，就必须因学生的才而施教了。
●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说明要因材施教。
●圣人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宋·朱熹《四书集注》圣人施行教育，必须依据各人的不同资质和才能的针对性地进行，资质和才能小的就培养成低一级的人才，资历质和才能大的就培养成高一级的人才，所以说不会有不堪造就而要遗弃的人。
●人之资质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学问有深浅，不可概以此语之。
明·吕经野《答学生问阳明良知教人》人的资质、工夫、学问各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圣人教人，或因人病处说，或因人不足处说，或因人学术有偏处说，未尝执于一言。
明·吕经野《答学生问阳明良知教人》圣人教人善于针对对方的毛病，不足或偏颇之处而施教，未曾只执着于一种。
●大禹治水，君子善导，导人必因性，治水必因其势。
汉·徐干《中论·贵言》大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因治水有功，被舜选取为继承人而成为联盟领袖。善导:善于疏通引导。启发引导人必须依据人的心性情怀，治理水利必须依据水的趋向情势。
●教者顺其性之所以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可矣。
清·王夫之《四书训义》性:人的自然质性。量:容纳的限度。谓教人应顺着人的资质特性，采取切近的办法去加以深造，达到各人所容纳的限度即可。
●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
宋·张载《语录》教人最难，必须尽力发挥其长处，才不会耽误别人。
●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
明·王守仁《别王纯甫序》因人而施教，这才是教学，各人能尽其所长而成材，同样都达到善之目的。
●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札记·学记》要了解学生的心理，才能使他克服缺点和过失。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
《札记·学记》教育，就是发扬长处，补救不足。
●教思之无穷，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
清·王夫之《四书训义》长:长处。偏:偏颇，偏向。
●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
《墨子·大取》用深一点的知识去教育程度较深的人，用浅点的知识去教育程度较浅的人，用使其增长的办法对待人的长处，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自尊之处。
●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
明·王守仁《传习录》与人谈论学问，也必须依随对方的才识限度。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之通，毋强开其所蔽。
明·洪自诚《菜根谭·修省》善于进行启发教育，就应当依据对方明白事理的逐渐使之通晓，切勿勉强去开导其不能通时之处。
●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
清·魏源《默觚·治篇》教人育才，就是成就对方的长处，去掉对方 的短处。
●夫子循循善诱人。
《论语·子罕》孔夫子善于循序渐进地教育诱导人。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
明·洪自诚《菜根谭》批语别人的缺点错误，不要过于苛刻，要考虑他能否接受。
●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无可依据。
明·洪自诚《菜根谭》毋过高:不能要求过高。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无可依据。
明·薛瑄《读书录》教人的时候讲的道理过于高深，反而使人无可遵循。
●使辞足以达其智慧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
汉·徐干《中论·贵言》要使得言词足以表达其智慧所达到的地步，处事足以适合其性情所习惯的方面，而不要超过其承受的界限而强人所难。
●学者气质各有利钝，工夫各有深浅，要是不可限以一律。
宋·吕祖谦《与朱侍讲书》气质:指的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在人的生理素质基础上，通过生活实践，在后天条件影响下，并受人的世界观和性格等制约的个性色彩。
●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才。
清·陈宏谋《<养正遗规>序》天下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就会有真正的人才。
●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隋·王通《中论·周公》通晓事物的变化而不墨守陈规旧制，那么就没有造成不良后果的法律;执着一成不变的道理，那么就人会有良善的教育。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
明·王守仁《传习录》不可执一偏:不可局限于一个方面。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悱(fěi):口欲言而不能的样子。隅(yú):角落。教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杨说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举一不能反三，便不再教他。
●闻一以知十。
《论语·公冶长》指学问厚积的人能融会贯通，善于由此及彼。
●叶落知秋，举一明三。
宋·普济《五灯会元》树叶落知秋天到来，从一个事例可推知许多方面。
●君子之教喻也，道貌岸然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礼记·学记》弗:不。强:勉励。有修养的人教育学生，诱导他们而不是牵着他们学习，启迪他们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弄通一切问题。
●引而不发，跃如也。
《孟子·尽心上》拉开了弓却不放箭，做出跃跃欲试的姿态。喻教育别人应善于启发，使人能自求自得。
●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
明·张敬修〈文忠公行实》每逢讲学，必然引经据曲，紧抓住其中之义，多方开导，委婉使人理解。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也。
《孟子·尽心上》求:探求。得:得益，领悟。
●圣人教人，皆略启其端，使学者深思而自得之。
明·薛瑄《读书录·教人》启:启发。端:开始。
●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二 化:指点化生。强调作学问要靠别人指点开导，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思考解决问题如此才能举一反三，一通百通。
●教在我而自得在彼。
清·王夫之《四书训义·论语》所以，教学在于老师而自求自得则在于学生本身了。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礼记·学记》善于学习的人，教师安逸但功效显著，并且受到称赞;不善于学习的人，教师勤苦但功效减半，并且遭埋怨。
●人岂不欲有所能已，要可责之?须求其有渐。
宋·张载《学大原下》人们均有学好某此本领的要求，这怎么能责备他们呢?因而就必须要求循序渐进地教导他们。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远者大者。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 有德者教人循序而行，先传授小和近的方面，而往后就教授深远和宏大的方面。
●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常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
宋·陈亮《赋武川陈童子序》少年儿童以记忆背诵为能事，青壮年以学问见识为根基，阅世深的老人则以进德修业为重要。
●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的基本。
宋·朱熹《小学辑说》小学:蒙童学的文字学。大学:四书五经一类的学问。刚所幼时如不熟习文字学，则无法凝聚其散漫的心志和涵养其德性，而打下进一步学习儒家“四书”等经典的基础。
●由纲及目，由浅入深。
清·佚名《杜诗言志》卷四纲目:主体部分和分述部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学而》自己学习不觉厌烦，教诲别人不知疲倦。
●学不厌而教不倦。
《孟子·公孙丑上》学习不要厌烦而教人不要倦怠。
●诲尔谆谆，听我藐藐。
《诗经·大雅·抑》谆谆:教诲不倦貌。藐藐:疏远貌。我不疲倦的教侮你，你却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教不倦，仁也。
《孟子·公孙丑上》教诲另人不知疲倦，就你得上有仁爱之心了。
●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所得也。
宋·王安石《书洪范传后》做教师的要有耐心，不怕麻烦，学生才能有所收获。
●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
宋·欧阳修《吉州学记》善于教导人的人，用不知疲倦的意志，达到永久之功。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礼记·学记》学习才知道知识不足;教学，然后知道有困惑;知有不足的地方，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困惑，才能互相促进的。
●君子壹教，壹学，亟成。
《荀子·大略》壹:专一。亟(jí):急。君子一心一意地教，学生一心一意地学，很快就会有成就。
●大学之法，禁之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工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礼记·学记》大学的教学原则，总是还没有发生就加以防范，这叫做预(豫)防;在适当的时候学习，这叫做适时;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这叫做合乎顺序(孙与顺同);互相观察学习，吸取对方的长处，这叫做观摩。贯彻这四个原则，教学就兴旺了。
●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教育也有很多方式，我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呢。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礼记·学者》学的人有四点不足，教的人一定要知道。人对于学问，有的失于贪多，有的失于过少，有的失于过易，的的失于浅尝辄止。
●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礼记·学记》经讲解而对方 还不知晓，那就应舍掉所讲的东西。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尽心下》昭昭:明白。昏昏:模糊。贤德的人，自己彻底明白了，才去把别人教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不明白，却想去使别人明白，(怎么能够做到呢?)
●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孟子·万章上》要使先通晓事理的人去启发尚未通晓事理的人，要使先觉悟的人去唤醒尚未觉悟的人。
●欲明人者先自明。
清·王夫之《四书训义》要教人明白事理，那么自己首先要明白画理。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孟子·告子上》大匠:高明的木工。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阐明教与学都必须遵循法则。
●视徒如已，反已以教，则得教之情也。
《吕氏春秋·诬徒》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一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地位上来教育学生，这就掌握到教育的实情了。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舍是则无以学。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舍:舍弃。是:这点，这个。
●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嘉言:动听的话。讲学没有明确的宗旨，即使说得再好，也不过没有头绪的乱丝罢了。
●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
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教育人要从思想上着手，要教人读书明理。
●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
明·王守仁《传习录》讲授知识不在徒然追求过多，可贵的是精和熟。
●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
清·颜元《总论诸儒讲学》讲授的功夫有限，实际运用却是无限的。
修德·育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专向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活动于六艺之中.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对道义不依从,自己有了缺点不能迅速改正,这些是我感到忧虑的.
●好刚而不好学,其蔽也狂.
《论语·阳货》好:爱好.刚:刚愎自用.蔽:毛病.狂:狂妄.好刚愎自用而不好学习,其毛病是狂妄.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论语·阳货》直:爽直.绞:急切.好爽直而不好学习,其毛病是有急躁.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论语·阳货》信:信实.贼:贼害.只讲信实而不学习,其毛病是有害于事.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论语·阳货》知:同&uot;智&uot;.荡:放荡.只爱智巧而不爱学习,其毛病是轻浮放荡.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论语·阳货》仁:仁爱.愚:愚蠢.只讲仁爱而不爱学习,其毛病是愚蠢.
●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荀子·劝学》见:同&uot;现&uot;,显现.光:通&uot;广&uot;.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汉·王充《论衡·别论》品德不高尚的人不会有远大的志向;才能不大的人不会有广博的见识.
●百行以德为首.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人所有的品行;道德最为重要.
●仁义其教之本乎.
隋·王通《中说·礼乐》教育的根本在于仁义.
●德行之于人大矣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宋·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德行对于人来说可谓重要了,所以古时的老师,没有不是把它摆在首位的.
●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为先.
宋·王安石《洪范传》治:管理.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是.
明·王守仁《答顾东桥书》成德:成全德行.
●学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浅薄,虽成亦小.
清·张履祥《备忘二》德器:道德器量.
●教育之宗旨何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清·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完全之人物:指全面发展的人.
●德行之实事,皆在六艺,艺失则德行俱失.
清·李塨《大学辨业》卷二 六艺:指古时学习的六门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以德育为先。
清·康有为《大同书》应当以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作为首要的事情。
●养体开智以外，又以德育为重。
清·康有为《大同书》养体:养育身体。开智:启迪开拓智力。
●学必以德性为本。
元·吴澄《草庐学案》从学必须以修炼道德情性作为根本。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礼记·乐记》上:首位。下:次之。
●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
元·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文艺:文章技艺。以道德品行作为根本，而文章技艺是次要的。
●德者业之本，业者德之著。德益进而业益修，业益修则德益进。
清·张履祥《备忘三》业:学问，技能，事业。著:显示出来。修:研修完善。
●学生以勤学为务，尤以立品为先。
清·张之洞《札知县蒋楷等充武备学堂稽察委员》立品:确立品质。先:首要。
●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
清·容闳《西学东渐记》指出知识即力量，人受教育有才能是强者。
●人之愚不肖，亦由智教不备之所致也。
清·康有为《大同书》人的愚昧不贤能，是由于智育教育不完备所招致的。
●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能其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
清·容闳《西学东渐记》强调道德教育对于塑造人才的重大作用，指出忽视它，只能造就书呆子和学舌之辈。
●重精神，贵德育。
清·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亦指神志，风采。贵:崇尚。
●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这里程颐提出有利身心发展的五项措施。
●国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
清·梁启超《新民说》这是梁启超新民说的核心。
●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
清·严复《原强》当今的人论及一个国家富强的有效之法，认为强壮体魄是其根基。
●学贵以养身健乐为主。
清·康有为《大同书》养身健乐:涵养身心使之健康快乐。
●外国教育，必有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其胆色，养成不畏强敌，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可以清国难，外之以拒强敌。
清·梁启超《论与中国不亡之关系》清:清除。
●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
呵呵。多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