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和杜威作为活动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教育界中的两大著名人物，其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学法和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杜威；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八
梁启超是在中国推进近代教育的先驱，从维新运动发起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多篇教育论文，并撰写了《新民说》等教育著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无独有偶，当中国掀起近代教育思潮时，美国也掀起了实用主义思想的狂潮。杜威就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民主主义与教育》《我的教育信条》等是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全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由于梁启超和杜威所处的国情、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也存在相似之处。
一、教育有目的与教育无目的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论述教育目的重要性的教育家。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为达到教育以救亡、教育以图存、教育以立国的目标，提出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方面总结与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吸取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如严复的“开民智”思想、福泽渝吉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等，把教育目的从以前的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指出：人类的特点是活动的有目的性，而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使之结为团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他认为教育为了“使其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阪欲之民。此则普天下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用”。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有人格，能自动、自主、自立、自治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并且是具有爰国精神的“本国之民”。
杜威的教育目的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为了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的压抑，提出了“教育无目的论”的观点。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生长的目的是更多的生长，教育的目的是更多的教育，因此教育就是为了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教育，在教育过程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自己的目的。”2]12因此，他的“教育无目的论”主张教育不能在教育过程之外去寻找目的，教育目的就在教育过程之中。
通过比较，梁启超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存在很大的差异。梁启超认为教育具有鲜明的教育目的，即培养资产阶级新国民。而杜威则认为教育是除了教育过程自身以外是没有目的的。但是他并不认为教育真的没有目的，而是认为教育应该通过经验的改造使儿童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殊途同归，既在改革当前教育现状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教育养成国民之人格，培养社会的合格国民，从而发挥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二、“兴校救国”与“学校即社会”
“抑君权，兴民权”是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要“兴民权”必先“开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是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愚民政策的批判。如何“开民智”呢？梁启超认为：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1]2“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因此，他把兴学校、办教育作为“开民智”并且是关系到国家强弱、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来看。甚至他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在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把学校作为了立国之本，强国之径。为此，他奔走于全国各地鼓吹教育，并在后来自己亲自主持和创办了多所学校。
杜威基于他的经验哲学观，在论教育本质的过程中，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杜威所提出的“教育即生活”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学校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二是学校与儿童生活相结合。与这两种要求相应，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不能把学校仅仅是看作学习或教学的场所，它实际上是社会的缩影。学校不仅是学习科学知识的场所，也是社会生活的形式，教人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即让儿童在雏形社会的学校中成才、成人，培养自由个性。
总的来说，梁启超认为兴学校、培养人才是中国转弱为强的唯一出路。他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办教育、兴学校，来“开民智”从而“兴民权”接着变法图强，最后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虽然梁启超以培养有人格，能自动、自主、自立、自治“新民”为教育目的，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国家服务的，从而忽视了个人。而杜威在促进儿童生长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肯定了个人的价值，这是他们观点的不同之处。但是梁启超和杜威都认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杜威“学校即社会”的思想意义，一方面是指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来变革学校，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的雏形；另一方面是以学校的改良来改造社会生活，使学校成为改良社会的有效工具。从第二方面来看，杜威的思想与梁启超试图通过学校教育改变中国现状，从而救中国的主张是相通的。
三、教材与经验教学法
梁启超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并主张教育应成系统，他参照西方的教育阶段划分，把儿童身心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并指出各期应受到不同的教育。同时，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在教育内容上，他第一个系统地提倡“各科教材教法”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将识字、文法、歌诀、问答、说部、门经、名物等七类作为儿童的启蒙书，这些书包括语文、诗歌、初步的社会和自然常识等；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提出大学应分文法、医、算、农、工、商和师范等科，这些新的教学内容，对后来废科举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教学方法方面，他倡导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易于接受；另外教学要有系统，要循序渐进；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性教学。他说：读书而令儿童自己思索，不为讲解，未免近于野蛮，然而为师长者或授一书而强使记诵，或变一义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方法固属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记忆力与理解力焉。”
与梁启超的“各科教材教法”不同，杜威在经验论的基础上主张以活动性、经验性的活动教材取代传统书本式教材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思维的、探究的方法。具体表现为杜威提出的著名的思维五步法，根据“思维五步”的观点，杜威提出了教学过程的五个步骤，即创设疑难情境，确定疑难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推断哪个假设能解决问题，验证这个假设。这种教学方法重视科学探索思维，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只是起到指导的作用，这与梁启超提倡的启发性教学法是相似的。另外，尽管杜威的教育思想没有体现将儿童的教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但他也十分强调儿童的活动既要能满足儿童的心理需要，又要能满足社会性需要，使儿童最终获取系统知识的同时又能顾及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
四、“新民”与“公民”的道德教育
梁启超主张以“开民智”培养资产阶级“新民”为教育目的，他在《新民说》中着重强调了培养“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阐述了为什么亟需培养新民的缘由。接着具体论述了资产阶级“新民”的道德素养，即有公德、有国家思想、有进取精神和有权利思想。梁启超认为道德的产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进一步把道德划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是指个人与社会、团体和国家间的关系准则；而私德是个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准则，二者互相促进，相互转化。梁启超十分重视国民的国家思想培养问题，他认为没有国家思想就不能称之为国民，没有国民就不会有国家，国家思想是新一代国民必须具备的素质。对于进取精神，梁启超称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进取精神根源于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梁启超从“兴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新民”要具有权利思想，并进一步指出“新民”还应具有义务意识，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另外，梁启超在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智育和德育的联系，这种对封建道德的否定的新道德观对我国近代教育影响深远。
杜威认为，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杜威看来，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洋细阐述了他的道德论观点，分别从道德的内部与外部、义务与兴趣的对立、智力和性格、社会和道德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主张通过道德教育，培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责任感的公民。杜威反对个人至上论和社会至上论的道德观，他认为道德教育要密切联系个人生活，人的道德感要在生活中培养，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有社会性的内容与社会性的目的，学校生活、教材以及教法等都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杜威的道德教育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都肯定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强调道德教育的公德，即个人应该重视个人与团体的伦理关系，重视国家大事。总之，相较之下，基于梁启超的教育目的观点，他的道德教育的社会本位观点较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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